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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轰轰烈烈的89民运64中篇

已有 1645 次阅读1/7/2017 22:50 |系统分类:历史

1  4.26社论”出笼

李鹏的回忆录记载,胡耀邦415日去世,李鹏16日傍晚从日本回到北京,一下飞机,即通过姚依林的说明,认为北京大学生悼念胡耀邦是借机“攻击党中央”和邓小平。他举例,417日早上,李鹏看到当天人民日报刊登了大学生向胡耀邦献花圈的照片,“顿生疑问”,强烈质疑中共中央机关报:“这是干什么?”他认为人民日报在“煽动学生”;事情马上引起了李鹏的深思和警惕。18日上午9时,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李鹏和赵紫阳之间的分歧第一次呈现。赵主张说服、教育,在民主的轨道上解决问题,李力主镇压。19日晚上,在电话上,李鹏和赵紫阳“在处理学生闹事问题上再一次发生了正面冲突”;20日上午,在政治局常委会的正式会议上,两人“在处理学潮的方针上第三次意见分歧”。很明显,在学潮初起的短短两三天内,甚至在李鹏回到北京下飞机伊始的短短几个小时内,他就已经形成了后来最终导致流血镇压的那种对于学生运动的负面看法。

421日,为期4天的第三世界国家发展战略国际讨论会在北京举行。30多个国家的代表出席了会议。赵紫阳在中南海会见参加“第三世界国家发展战略讨论会”的外国代表。会见时,赵说,中国现在虽然遇到一些问题,但是正像许多朋友们所讲那样,既要认真对待、重视这些问题,但也不应看得过于严重。因此,我们既不盲目乐观,也不悲观,赵重申,中国改革开放的政策不会改变。这可以说是赵紫阳针对学生运动以及国内形势的一个基本估价和看法,新华社当天对内对外发了通稿。422日,胡启立、芮杏文、阎明复等分别就赵紫阳的讲话精神向各个部门作了传达和解释。北京市面比较平静。

422日上午,胡耀邦追悼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会议结束后,赵紫阳在邓小平在场的情况下,向政治局提出他关于处理学运的3点意见:一是追悼会已经结束,要坚决劝阻学生游行,马上复课;二是要避免流血事件,但对打砸抢烧、冲行为要依法严惩,决不手软;三是对学生应当以疏导的方式缓解矛盾,可以展开多层次的对话。邓小平表示同意,说“好”。赵第二天访问朝鲜,因此主持党中央工作的大权,就交到了国务院总理李鹏身上。

422日,官方已经获悉,北京几所高校将成立团结学生会。李鹏说:422日晚上,中顾委委员杜润生根据赵紫阳的意见,邀集胡绩伟、秦川、李昌、李锐等人开会。杜润生说,赵紫阳认为,应把这次学潮作为一个契机,来推动改革的进行。这就是说,从学潮一开始,赵就把学生闹事当做他确保和巩固自认为岌岌可危的总书记位置的契机了。

423日下午,赵紫阳离京赴朝访问,李鹏、乔石、田纪云等到车站送行,李鹏问赵有什么指示,赵说:“就是昨天那三条,而且在我回京之前,不开政治局以上的会,中央不要再作任何表态。” 当晚,李锡铭、陈希同主持召开首都70多所高校党委书记校长会议。李锡铭说:有的要罢课,有的要成立学生自治委员会,有的抢占学校广播电台。这说明这次学潮是一次有组织、有计划的动乱。杨尚昆建议李鹏主动找小平请示。

23日晚上,北京29所高校学生代表在圆明园刘刚住处成立了“北京市高等院校学生临时联合会”,简称“临时学联”,王丹、吾尔开西等7人为常委,中国政法大学学生周勇军为主席。临时学联当晚决定派出300名学生,到上海、南京、广州、兰州、长沙、太原、济南等地,与这些地方的高校取得联系。23日深夜及24日上午,刘刚带着那份章程草案,分别谘询了方励之、陈子明、许良英、于浩成。方励之将“民主集中制”改成了“民主制”,许良英将“反对暴力”改成了“非暴力”,于浩成改了两个错别字(后来,于浩成因此竟被共产党关押审讯了两百多天),陈子明就只说了一句:如果需要资金就尽管说话。刘刚未向他人要钱,反而掏出了自己的2000元存款,为高自联买了第一台油印机和扩音机等设备。

4241447-16时,北大学生临时筹备委员会宣告成立。下午,北大全校学生打着系旗陆续到“五四广场”列队。近200名学生组成的“纠察队”负责维持秩序。进入“五四广场”的人们必须出示学生证、工作证、校徽或记者证。北大几乎所有科系的学生都参加了这个大会。他们有的打着系旗,有的举着标志,较有秩序地在广场列队。一学生上台宣称“否定现存校学生会和研究生会的一切权力,宣布北京大学学生自治会筹备会正式成立。”王丹说“有一位曾在国民党时期参加过多次学生运动的老党员对我说,这次学生运动是‘五四’运动后70年来最伟大的学生运动,面对历史,我们不应感到羞愧。在天安门我们坚持静坐,让他们看到人民的力量,我们要把民主、自由的权利从那帮剥夺了我们权利的老爷们手中夺过来”。宣武区建筑公司吊车司机王呈跃代表“工人阶级”宣称支持学生,他挥着拳头,让学生们建立“新中国”。一名清华学生说,希望北大的同学团结起来,要有理智。

一位学生说,这次学潮的成因有五条:一,不少学生就是想搞一场民主运动,已有较长时间酝酿。耀邦逝世只是一个诱发因素;二,理论,目前学生中普遍感到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讲不清楚;三,普遍对腐败现象和社会风气极为不满,又失去对解决这个问题的信心;四,对个人分配前途非常悲观;五,强烈的参与意识和自我实现意识。这位学生说,大学生中反对闹学潮的极少,只是在怎么闹有不同意见。一种是“适度规模派”,认为闹学潮可以让社会及高层了解学生的愿望与呼声,但要适可而止,太过份就帮了倒忙;二是激进派。这次学潮中个别极端激进分子已与家里父母打了招呼,“即使我一个人倒下也要把运动搞下去。”个别学生已作好流血的准备。学潮中还有很多学生是受年龄及情绪影响,看热闹的成份也不少。这些人到了现场,受当时各种因素影响,就会跟着一块干。这名学生认为:处理这次学潮的方式方法有失误:第一次学生到新华门递送要求时,应有人出来接收或请学生代表进去谈一谈。这样可能就不会发生第二次冲新华门。第二次冲新华门时,警察不应追打学生。以上两点不算大的失误。最大的不明智之举是22日中午3位学生代表在人民大会堂外跪着求见李鹏总理而无人理睬,在场学生一片哭声。这种不予理睬的态度,使学生非常伤心,对高层非常失望,也给极端分子以口实,这就有可能埋下再次发生大规模学潮的隐患。 

全国各个主要城市的大学响应北京大学生的民主运动,纷纷成立“学生自治会筹备会”,并且开始罢课。后来都成立了“高自联”,组织学生开展民主运动。学生建立自己的组织有十分重大的历史意义,实质是为以后在中国建立民主政党做了组织上的准备,学生领袖王有才在1998年建立“中国民主党”,就是学生组织发展为民主政党的结果。

424日上午,李鹏分别找依林、万里、宋平谈了对当前形势的估计,征求他们的意见。陈希同打电话给李锡铭说,“锡铭同志,全市高校统一的非法学生组织昨晚成立。这场学潮已公开出一支有组织、有计划的非法学生组织来领导,这是公开的反动组织,其根本目的就是想在北京掀起一场动乱。”李锡铭说,“事态的确已发展到非常严峻的程度。关于北京的局势,我们是否专门向政治局汇报一次?”陈希同说,先找老领导万里汇报一次,听听他的意见再作决定。2415时,按照约定,李锡铭、陈希同来到人民大会堂万里办公室。陈希同一坐下,就对万里说,“老领导,北京市的学潮已越闹越大,反动组织都已公开化了。他们发动学生罢课、教师罢教,今天北京已经有39所学校,约5万名学生参加罢课。并且,高校的混乱已开始波及到社会上。甚至连西单墙事件中的一些反动分子现在也活跃起来了。形势很严峻。”接着,李锡铭专门提交给万里一份关于北京学潮的分析报告。李锡铭说,“这些学生没有这么大的能量。他们背后有黑手,据查,这次闹事最凶的一些北大学生,就由方励之的老婆李淑娴指使。方励之虽不直接插手学潮,却是把学生与国外媒体直接挂钩的牵线人。还有一些人也不怀好意。”万里建议李锡铭、陈希同直接找李鹏。

16:00,中共北京市委召开常委会议。会议认为,北京市的学潮形势己十分严峻,尽管大多数学生有推进民主的善良愿望,但就实质来说,这次学潮的矛头直接指向党中央,妄图推翻共产党的领导。为此,会议决定向中央提出四点建议:一是中央必须旗帜鲜明地对当前事态表明态度;二是中央报刊等宣传舆论工具,必须坚决服从中央的统一指挥,大力配合,造成强大的声势,扭转当前的被动局面;三是授权北京市委、市政府,放手发动群众,组织反击,打退反动思潮的进攻;四是党中央和国务院要尽快拿出几条过硬的措施,解决群众长期以来议论最多、反映最大、意见最集中的一些问题,最大限度地争取群众。李锡铭、陈希同向李鹏汇报了当时北京局势。于是,李鹏决定,晚上召开政治局常委碰头会。

424日晚上20点,李鹏主持召开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杨尚昆、乔石、胡启立、姚依林、万里、田纪云、李铁映、李锡铭参加了会议。会议一开始,李鹏就说:“今天主要听取北京市委和国家教委关于首都高校情况和社会发展动向的汇报。众所周知,自胡耀邦去世到今天,首都几十所高校学生已由写大小字报、上街游行、罢课发展到公开成立非法学生组织,极少数人操纵并利用了学生,形势已经十分严峻。”李锡铭说,“自学潮发生以来,市委、市政府已经开过大大小小的会议12次。昨天晚上,我们专门召开了全市70多所高校的书记、校长会议,要求各校贴出通告,并动员党员、干部、积极分子分头到学生中间去做思想政治工作。今天上午全市所有高校的领导都深入到学生中间做工作,但效果甚微。学生对校领导的话基本不予理睬,并说和校领导对话不解决问题。下午市委召开了各高校团委书记和学生会主席会议,几乎所有的团委书记和学生会主席都反映在校很孤立,一些学生会被污称为‘伪学生会’,相反,非法成立的学生自治会都理直气壮。总之,邪气已压倒正气。”接着,陈希同介绍了北京高校的状况:“这次学潮涉及面之广、参加学生之多、情况之严重,是改革开放以来从来没有过的。到目前为止,首都已有39所高校近6万名学生罢课:有的继续张贴大字报,散发传单,制造谣言,蛊惑人心:有的成立非法组织,抢占学校广播站,强制解散学生会:有的上街演讲,组织募捐,派人到工厂、中小学和外地串连,企图煽动全国性的罢课、罢工。可以说,首都的学潮已由原先学生自发悼念耀邦的活动演变为一场动乱。”

何东昌代表国家教委详细介绍了近十天来北京乃至全国高校的学潮情况,何东昌说,“这次学潮几乎已波及到20多个大中城市所在的高等院校。无论从大字报的内容,进行的口号,以及罢课,成立非法学生组织,其目的就是煽动闹事,制造动乱,攻击党,攻击社会主义。……武汉大学学生公开叫喊‘打倒腐败政府’,‘打倒官僚政府’。北师大贴出署名‘师大新闻系’大字报,攻击‘小平主国,手提大权’,鼓动‘抓凶手’。复旦大学出现一幅标语公然称‘四项原则是祸国之源,民主自由是兴邦之本’。南开大学题为“新五四纲领”的大字报,公开对李鹏同志进行人身攻击。”何东昌强调,“少数别有用心的人藉悼念之机,散布谣言,制造混乱,一些社会闲杂人员伺机大搞打砸抢,长沙、西安和冲击新华门都与此有关,不能把这几件事都看成单纯的社会闲杂人员的闹事活动。更为严重的是,一些出谋划策的大字报和座谈会纷纷出笼。如《世界经济导报》和《新观察》杂志社19日举行的座谈会公开叫嚣要为‘清除精神污染’和‘反自由化’翻案,还明确表示支持学生游行示威,说什么‘由此看到了中国的前途和希望’。北大校园里一张署名‘北大、人大、清华教师’的《告同胞书》说‘当务之急,乃是扩大宣传效果,不再是悼文’‘要明确目标,不要四面出击’。北大的非法‘团结学生会’就是在方励之老婆李淑娴等人授意下搞起来的。”

会议认为“当前的种种事态表明,在及少数人操纵和策动下,一场有计划、有组织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斗争已经摆在我们面前。”会议决定成立乔石、胡启立为首的“制止动乱小组”,由《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指明这场斗争的性质。并决定:一,以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名义发一份紧急通知,向各地通报形势,提出对策;二,责成北京市委从25日起在全市范围内广泛发动群众,揭露阴谋分子,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敌对势力进行坚决的斗争;三,明天向小平同志当面汇报。常委秘书鲍彤未参加会议,这标志着赵紫阳开始失去权力。

425日上午10点,邓小平在家听取了李鹏、杨尚昆的汇报。李鹏说:23日以来,北京已有48所高校6万多名学生参加罢课,42所学校学生在校内演讲游行,师大公开呼喊“打倒邓小平”的口号。“游行呼喊的一些口号和大字报公开反党反社会主义,叫嚣要为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翻案。把矛头直接对准以您为首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我们一致认为,目前北京的形势已经十分严重。这次学潮的性质已经发生变化,由自发性的悼念转变为一场动乱。这场动乱,必须依法尽决予以制止。尚昆说:我们决不能让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这次学潮制造动乱,要尽决予以坚决揭露。

邓小平说:我完全赞同中央常委的决定。这不是一般的学潮。学生闹事到今天已经十天,我们采取了很多的容忍和克制态度。但是,事情并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极少数人利用了学生,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搞散人心、搞乱全国。这场动乱,有后台,有黑手,方励之夫妇是个典型。掌握了确凿的证据,在适当的时候就要予以处理。对有些人,要打个招呼;告诉他们不要卷进去,不要继续搞了。不要等事情发展起来了,怪我们没有打招呼。科技日报内部有争论,要支持内部的健康力量。上海世界经济导报搞得不像样子。编辑要调离,负责人要解除职务,必要时可以停刊,不要怕人家骂。“这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其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要向全国人民讲清楚,这是摆在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的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这场动乱”。“对它不能手软,要避免流血,但也要准备流血,我们还有几百万解放军,怕什么!要用20万人生命换取20年的稳定!不怕流血,不怕骂娘,不怕制裁!只要经济上去就行了。胡耀邦错在清除精神污染和反自由化不坚决,否则不会有今天的动乱;要逮捕一些人,要抓黑手,不许蔓延到中小学和工厂”。邓的讲话明白地宣布,他已下了大屠杀的决心。为掩饰这种强烈的杀人意图,“动乱”二字成了邓小平的诛心之术。邓的屠杀决心并非陈希同等人“误导”的结果,而是其无产阶级专政的稳定压倒一切的强盗逻辑的考虑。邓是顽固的一党专制制度的坚守者。

425日,中共把高层看法通报总书记赵紫阳等后,赵回电完全同意“邓小平关于处理当前动乱的决策”。与此同时,由中宣部副部长兼新华社副社长曾建徽起草《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的社论,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胡启立与总理李鹏审阅,把学运定性为极少数人发起的反革命动乱。社论指一些人悼念胡耀邦期间,制造谣言,指名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蛊惑群众冲击党和国家机关,又指在西安、长沙等地发生打、砸、抢、烧严重事件。社论指学生们不是为悼念胡耀邦,不是为推进中国民主,也不是为发牢骚,“而是打着民主的旗号破坏民主法制,其目的是要搞散人心,搞乱全国”,“这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一次动乱”,“不坚决地制止这场动乱,将国无宁日”。

25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播出了该社论,人民日报26日发表了该社论,史称“4.26社论”。其中一句“甚至还有人喊出了打倒共产党等反动口号”,令许多参与运动的大学生尤其不服气,认为当局不该以个别人喊出的口号为口实,将整个运动定性为“反党分社会主义的政治动乱”。当时人民日报有很多人员对该社论强烈不满。

25日晚,听到该社论后,中国人民大学5千多名学生迅速走出校门,到青年政治学院、北方交通大学等去声援罢课,并强烈抗议刚刚广播的社论。8587年因请愿支持胡的学生在毕业分配中受到的整肃更让他们不寒而栗。学生的想法是:继续抗争,最坏就戴上动乱分子的帽子,万一政府良心发现,还能躲过这顶帽子。而如果不抗争,则动乱分子的帽子已戴上了。4.26社论不仅使学生运动的范围扩大,更激起了社会各阶层对学生运动的同情和支持。426日,长春、上海、天津、杭州、南京、西安、长沙、合肥、成都、武汉、重庆等地再次掀起规模巨大的学生示威抗议活动,而原本没有上街游行的沈阳、大连、石家庄、济南、南宁、昆明、深圳、银川、桂林也进行了浩大的学生示威抗议活动。游行队伍里不断高呼要求中央收回4.26社论,而且出现了焚烧4.26社论的场面。

2  4.27”大游行

4.26社论反驳最及时、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当推北京的“4.27”大游行。

426日上午,高自联在中国政法大学主楼前的露天广场举行记者招待会,会场的大标语写的是:宪法规定公民有言论和示威自由。两千多名学生、上百中外名记者参加了会议。高自联主席周勇军说“我们现在有三项要求:一,要求与李鹏等政府领导人对话,承认首都高校学生联合会;二,要求公安部长王芳就‘420事件’中警察殴打学生一事公开道歉,并严惩凶手,三,要求新华社社长穆青道歉,因为新华社对‘420’事件进行了歪曲报导,违反了新闻报导真实的最基本原则。”“《人民日报》社论是造谣诬蔑,只能激化矛盾,是政府压制学生。社论把我们的爱国行动说成是动乱,这进一步增强了我们的信心”。周勇军在会上宣布“临时学联”正式成立,公布了“临时学联”一号令:决定427日早上,在拥护共产党领导的旗帜下游行到天安门,向全国人民表明,七条要求不是动乱。北大、清华、人大、北师大等高校都帖出了“学生自治会”的通知,号召学生“参加27日上午8时举行的首都高校学生联合大游行,会师在天安门广场,自带水、干粮”。

4278点多钟,北大约3000人的学生游行队伍走出校门,向天安门广场进发。在中关村路口,警察组成四五排人墙予以拦截劝阻。学生代表和警察进行平静的交涉。游行队伍和围观的群众则有节奏地高呼:“让开!让开!”915左右,游行队伍和围观的群众冲挤,突破警察的第一道劝阻线,向南行进。这时学生高呼:“人民警察人民爱!人民警察保护人民!”一路不断地和清华大学、北方交大、北京师大、人大等38所高校的5万多名学生的游行队伍汇合。游行的主要口号、标语、横幅有:“拥护共产党,维护宪法!拥护社会主义!减轻农民负担!和平请愿,拥护改革,反对腐败,惩办官倒,反对暴力,新闻自由!请愿,不是动乱!抗议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故意歪曲学生运动!血谏政府!为了中国的前途,九死不悔!不自由,毋宁死!我以我血荐轩辕!妈妈,我们没有错!”“下跪只有一次,下跪只有一次,中国人站起来,站起来,铲除官倒,打倒腐败。” 北京理工大学张贴在食堂门口的4.27游行口号的第一条就是打倒专制独裁,争取民主自由

在游行队伍两侧皆有学生纠察队员手拉手地形成护卫线,努力将游行学生和围观民众分开。遇有愿意加入游行队伍里的人,除非能出示本校学生证,总是好言劝阻。由于这些纠察队员面对游行队伍,背朝外,所以只能困难地横着走。看客感叹:这大概是世界上非常独特的游行方式。为了杜绝政府所谓的混入学生中的坏人挑唆,利用之类的指责和防止个别人的言行及便衣特务的破坏,为镇压制造口实,他们别无选择。当游行队伍接近新华门时,游行的同学们逐个地传递口信:经过新华门时,停止呼喊口号,保持沉默,不要停留,迅速通过。到六部口的时候又碰到上千人军警手拉手组成的第六道封锁墙,千万群众有节奏的喊“不许打人!不许打人!”后又喊“加油!加油!”相持40分钟,群众带头冲过封锁线。16:40左右,学生队伍的前锋——中国人民大学学生通过天安门广场的警戒线,广场已被军队占领了,停满了军车,学生游行队伍在纠察队的指挥下,没进入广场而沿广场北侧继续向东行进。18时左右,在天安门前,一位学生拿着半导体扩音器不断向学生喊:“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人民大学同学通过天安门广场时,38军的一个师的兵力乘卡车撤离。因此,我们临时决定,给政府一个台阶,不进广场,经建国门沿北二环路返回,明天继续罢课,直至最后胜利。”队伍走到安定门立交桥时,围观的群众如潮如海,“大学生万岁!人民万岁!”的呼声不断。路过的车上,有人朝队伍里扔下十元一张的人民币数十张。北新桥一带的汽水、棒冰、酸奶全被居民抢购一空送往游行队伍,一辆给学生送食品的平板三轮车,由一位姑娘蹬着。路过立交桥上不断有人向游行队伍撒面包,路过送水、送啤酒的络绎不绝。游行队伍共冲过8道军警封锁线,持续15个小时,行程60多公里。 游行规模最后上升到20万人。

赵紫阳后来回忆说:“4.26”社论不仅激怒了学生,机关、团体、民主党派也普遍不满意,他们认为,学生关心国家大事,关心改革命运,提出社会上的热点问题,是可贵的、是爱国行为。政府不仅不表示爱护,加以引导,反而完全站到学生的对立面,给他们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发表火药味如此之浓的社论,吓唬他们。尤其知识分子反应十分激烈。政府这样,社会上更加支持同情学生。从现场拍摄的录像可以看到,学生当时的游行沿街群众拍手欢迎,呼喊一些支持的口号,有些人甚至自动加入游行队伍。就连负责阻挡游行的警察也是敷衍一下,就放弃了。本来布置一些封锁线,学生队伍走到哪里,警察就让路,学生游行可以说畅行无阻。当时许多老同志对学生游行相当担心,生怕矛盾激化,因为小平讲了那么严厉的话。彭真直接给中央办公厅打过几次电话,说无论如何不要动武,无论如何要克制,希望中央不要让矛盾激化。当时只有李先念给小平打电话说:“要下决心抓他几十万人!”王震也主张抓许多人。面对成千上万的游行队伍,原来决心驱散游行的人,如北京市委、李鹏等人也束手无策。原来以为发生什么事情,什么也没有发生,这当然是很好的事情哪。这样一来,参加游行的学生回校以后当然是欢欣鼓舞哪,更无所畏惧。……4.27大游行说明用无限上纲上线的老办法不灵了,历来上纲上线的办法很灵。第二,大家都知道,4.26社论是邓完全支持的;4.27大游行说明靠最高权威领导人的发话也不灵了。第三,北京市政府刚刚发布了示威游行管理办法,提出了严格的管理和限制,也不灵了,等于作废了;警察阻挡也不灵了。当时我回到北京了解这些情况以后很担心,如果不缓解下来势必动武。现在跟“4.27”以前不一样啊,学生经过“4.27”大游行后什么都不怕了,他认为政府没办法了,政府的手段都拿出来了,就剩出动军队了,但学生认为是不敢出军队的,以后这个事情就比较难办。而政府只剩出兵这一招了。……以上说明,如果不用疏导对话途径,要用强制的手段制止学潮,除了动用军队,没有别的办法。我从朝鲜回途经沈阳,听了沈阳的汇报,当时我就有这种感觉。他们也是大会传达邓的讲话,省委的同志也怀疑:还用这种办法行吗?这样做适得其反,他们讲:传达邓讲话时很多人骂邓。所以我从朝鲜回来以后就觉得很危险,“4.26”社论以后,其他办法都不灵了,就存在著大规模的流血可能。

接着,新华社又发表了4.28社论,口气比4.26社论略显缓和,承认大部分学生是被蒙骗的,只有少数人在煽动动乱。而学生们明白,他们基本上是自发的,因此如果说有人煽动的话那就是他们自己。中共显然已经暗含“杀机”。

428日,“临时学联”在中国政法大学召开由20多所高校80多位代表出席的会议,肯定了27日大游行的胜利,并讨论商定,将“临时学联”改为“北京市高校自治联合会”,简称“高自联”;撤消周勇军主席职务,由吾尔凯西继任主席。决定各高校不能单独与政府对话,必须以“高自联”名义,由真正的学生代表对话;专业性艺术院校、外语学校明天可以复课,其它学校罢课到“五四”,是否游行,看政府的态度,争取“高自联”的合法地位。

510日晚,戴晴、包遵信在人民大学讲演。戴晴说:从1989427日开始,我们国家统治了中国人上千年之久的权威统治,从此就要结束了。“4.27”大游行,使中国知识分子看到了光明和希望。一定要争取言论的自由、办报的自由和出版的自由。

包遵信说:这次学潮强调民主,强调自由,这是头等重要的,不是什么自由化。这次“4.27”学潮,将在中国历史上大书特书,它标志着中国的现代化、民主化进程进入重要阶段。这次学潮,并不像袁木讲的,有什么长胡子的黑手,并不是什么动乱。4.26社论就是文革语言和思维方式。至于下一阶段的学运,比如说言论自由,现在能不能提出来?我们能不能办自己的报纸?能不能结社自由?如果能达到这个目的,就有助于运动的深入。在谈到“五四”运动对传统否定时,他说“当传统压在我们头上的时候,我们首先要把压在我们头上的大石板掀掉,而不是老考虑这个石板哪一块是好的,哪一块是坏的。”

51214:30,王丹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包遵信在第17次“民主沙龙”上与该校400多名学生就学潮问题进行了讨论。包遵信讲:这次“4.27”大游行,宣布长期封建家长制结束,标志着中国民主运动达到一个新的水平。几十万大学生上街游行,组织得那么好、那么有纪律,口号目标那么明确,而且非常有策略,这是很有水平的。它的规模和影响超过了五四。今年学生上街以后,使我们看到了中国还是有希望的,还是有前途的。凝聚力在哪里?大家要有个目标,民主化、现代化,这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而且还要有步骤。从官方来看,学生背后有一小撮人挑动。如果这一小撮人能够在这样的条件下,鼓动十几万人上街,那也是了不起的。所以,应该把“4.26”社论给推翻,它从语言到思维方式都是文化大革命那套东西,而且这个社论埋了很多钉子,如果不把它推翻,有朝一日他们还会秋后算帐。如何防止秋后算帐,我的看法就是坚持斗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所以我赞成社会上的知识分子与学生结合起来,不要怕,民主是全国人民的事情,每一个知识分子都有责任。

3  袁木对话 激怒学生

428日上午,李鹏主持召开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李鹏说:“人民日报4.26社论发表后,在全国各地引起很强烈的反响,在全国人民头脑中敲响了防止动乱的警钟,对一些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起到了震慑作用。这对稳定全国局势特别是北京的局势很有利。当然,一些教师、学生、社会上的群众对社论不能完全理解,甚至一些干部的思想也还不能统一到社论的精神上来,这就需要我们更加清醒地认识当前的形势。这场动乱是由国内极少数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勾结国外反华势力进行长期预谋和准备的结果,是蓄谋已久的。因此,我们一定要充份认识到这场政治斗争的复杂性和长期性。”接着,陈希同汇报了上午北京市高校负责人会议的情况,何东昌汇报了全国学潮情况。一些政治局委员争相发言。田纪云:“这次学潮在群众中同情、支持者为数不少,这是因为学生所提一些口号在群众中很有吸引力,容易与学生形成共鸣。所以,中央通过这次学潮也该好好反思一下,为什么会闹出这么大的动乱?有个别坏人利用学潮这不可否认,但是中央自身的毛病也给人以把柄。现在社会上到处流传什么太子班、秘书班、女婿班在掌权,老百姓一听就心寒了。党的威信已降到了很低点,不端正党风,就不能消除腐败,动乱仍不可避免。”薄一波:“学潮发生以来,国外对我国的政局进行说三道四的又多起来了。我刚刚看了昨天的《远东经济评论》,有一篇题目叫《中国改革的前途》,说今后十年中国可能出现的十种前景,其中九种前景都是可怕的,只有‘加速激进的改革’才是光明的。而‘加速激进的改革’就是要我们实行多党制,放弃社会主义制度。言下之意,中国现行的改革没有出路。国外大量散布这种论调,目的是给学潮鼓劲,搞乱我们的党心、民心。”宋平:“确有一些人想利用这次学潮反党反社会主义。方励之在25日对《亚洲华尔街日报》记者鼓吹说,如果中国的人权状况没有取得进展,外国公司就应抽走它们的资金。真是厚颜无耻、赤裸裸的卖国。”陈希同接着说:“北大的民主沙龙的幕后指使者就是方励之和他的老婆。他们公开把矛头直接对准小平同志,污蔑小平同志‘垂帘听政’,在这次学潮中造成很大影响。我在前几天的会议上,专门就这个问题向北京高校负责人作过说明。我说,小平同志在党内外、国内外享有崇高的威望,关于小平同志与中央政治局的关系问题,党的十三大曾有过明确规定,小平同志虽然不担任党内领导职务了,遇到重大问题,中央政治局仍然可以向他请教。小平和陈云、先念、彭真等老同志都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大家听了我的解释后,认为这有利于澄清是非。”

李鹏在自己日记里写到:428日,闹事学生的口号是反腐败,反官倒。事后得知,改变口号是方励之和李淑娴出的主意,通过王丹传到学生中去的。一位学生头头回忆:我们都被‘4·26’人民日报社论惊呆了,王丹又急急忙忙从李淑娴老师那儿回来说,我们要改变策略,动员群众和他们干会上定下了改变口号的决定。看来,在学生后面有长胡子的人在操纵,已是千真万确的事。[官倒1980年代在中国流行的提法,指官员(或官员的亲友)利用权力,在价格双轨制(官价和市价并存,官价低,市价高)的特殊条件下倒买倒卖牟取利益。这是当时官商勾结进行腐败活动的一种重要形式。六四镇压以后,完全失去了民众监督,腐败变本加厉,小打小闹的倒买倒卖,逐渐为公然侵吞国有资产、侵占土地、垄断关键性行业等大规模的腐败行为所替代,官倒一词也随之逐渐淡出。]

28日夜,陈希同、李锡铭在北京市局级干部会上点名赵的“嫡系”的“两所一办”〔即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简称体改所;国务院农研中心农村发展研究所,简称发展所;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办公室,简称政改办〕是“操纵运动的三只黑手”,果然保守派要清算改革了。因为在1987年反自由化时,他们就造出舆论说:政治自由化是由经济自由化引起的,经济自由化是人民公社解体引起的;现只批了说自由化的人,没动干自由化的人。可见,他们不仅把赵当成了想象中的敌人,对赵的人马,早已采取了监控手段。

29日上午,李鹏召集袁木、何东昌开会,听取袁木、何东昌关于对话的准备。下午,李鹏与胡启立、田纪云等参加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全国总工会庆祝“51”大会。

2914:30,国务院发言人袁木、国家教委副主任何东昌和北京市委秘书长袁立本、北京市副市长陆宇澄一道,与北京16所高校的45名青年学生进行座谈对话。对话一开始,学生就对代表权问题提出质疑。中国政法大学学生项小吉声明:“对话是在国务院与首都全体高校的学生代表之间进行,而今天所到的学生不具有这种代表权,从所到学校看,只有16所,从所到的同学看,并没有经过普选产生,所以,今天所到的学生不具有这种代表权;今天只是一个接触会议,而不是广大学生所要求的对话。”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一名学生席间退场。在答复“党风不正和各种腐败现象有目共睹”时,袁木说:“我还是认为我们党就总体或者它的大多数来说,党的干部、党员还是好的。”面对“中央如何过紧日子”的提问时,袁木说,“往年中央、国务院常常要到北戴河去办公,要增加一笔财政开支。今年考虑到这个不大行,因为这和要求制订政策过紧日子的要求不大协调,已正式宣布不去了,从此我想也不会再去了,并己决定从现在开始,不再进口豪华汽车。”这又是一个蒙骗。不到两年,北戴河办公之风比原来更盛,所花开支更大。进口物资方面,已不仅仅是小汽车的问题了。在中南海,姚依林的秘书马祖彭就讥讽袁木,“包票打得太早了。”共产党真是言而无信。

在回答“新闻要讲真话”时,袁木公开撒谎:“我可以很负责地告诉大家,我们国家现在没有新闻检查制度,我们现在实行的是各报刊总编辑负责制,总编辑如果感觉到某项报导、某篇文章、某个社论没有把握,他可能送到有关的领导部门去,要求帮助看一看,这种情况是有的。”殊不知,三天前,上海《世界经济导报》的总编辑恰恰因为坚持总编辑负责制的原则,被江泽民停了职,报纸也遭到整肃。真不知羞耻。

袁木在回答关于“4.26”社论中将北京的学生游行与西安、长沙的打砸抢混为一谈的问题时,态度强硬地说,“我倒觉得北京高校里头一些在背后策划的人,他们往往比长沙、西安那些直接打砸抢的人可能还要更厉害一些,他们要造成的动乱可能还要更大一些。”袁木借用“一个老红卫兵的名义”说,“现在的许多作法和当年的文化大革命有惊人的类似之处。”这段话,在当初就激起高校师生的强烈不满,认为袁木是无中生有的捏造。

袁立本在回答学生提出的“我们是爱国行动而决不是动乱时”说:“但是同学们也要想一想,特别是有的长胡子的人,我说是老一点的人,是不是真转过来了呢(指打倒共产党)?这个问题值得大家深思。”此话一出,学生都认为这是污辱,因为学生运动是自发的运动,并不受袁立本所说的长胡子的人操纵。官方的“利用论”是一种视人如猪的无耻理论。这种理论表明:他们从来没有尊重过他们一向鼓吹要为之服务的人民。根据“利用论”所蕴含的逻辑,人民永远不可能有独立的政治见解,永远只能被别人利用的工具。此外,这次谈话回避了很多实质性问题,如学生要求放映新华门的录像带,以证明武警有没有打人,“4.22”有很多官员从大会堂出来观看,却无一人与学生代表对话,为什么要将“动乱”这顶帽子扣在作为这次活动主体的全体大学生身上?中共没有回应学生的问题,只是劝学生返校上课。

对话结束后,李鹏给予了充份肯定。李先念对姚依林说,“袁木不简单啊。”

29日晚中央电视台播出袁木等人与学生的对话录像后,上海、天津、武汉、兰州、长春、沈阳、杭州、长沙、重庆、成都、西安等23个大中城市的高校上街或在校内进行游行,抗议袁木等人的讲话。当天下午,刚刚将“首都学生临时自治联合会”改名为“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的负责人王丹、吾尔开希等在香格里拉召开中外记者招待会。王丹说:“很遗憾,这不是对话,倒更象是一次记者招待会,由学生来充当记者,提问题。”对话当晚,北京各高校纷纷贴出大字报。北师大的一张大字报倡议建立“对话智囊团”,“民选出真正的学生代表”,并要求预先准备好确凿的材料。北京高校广为张贴的一副对联写道:如此对话,国家何以立本?这般嘴脸,民族焉能东昌?横联是:缘木求鱼。

对话播出后,武汉工业大学约800名学生扯起“争取民主,争取自由”的大标语,来到华中师范学院邀人。零时十五分,两校约二千名学生来到武汉大学校园,在邀武汉大学学生上街游行未成的情况下,几所大学的部份学生在武大校园商量了五四游行方案。据现场了解,这次三千多名学生的串联,主要是对国务院发言人袁木的对话不满引起的。有学生说,“中央和国家没有主要领导人出面,只叫袁木来搪塞,这怎么行呢?”还有的说,袁木在对话中态度不真诚,回答问题避重就轻,绕圈子,根本不是诚心解决问题。”在武大操场上,三校学生各站一边,集体商量了“五四”游行方案,准备立即着手:一是成立武汉学生行动委员会;二是各学校统一口号,推选出演讲人;三是制作好标语、传单;四是备好一定的武器,以防警察的干涉。凌晨三时十分,学生们才纷纷离去。

30日下午,李锡铭、陈希同等在北京市委二楼会议室,与北京市属十七所高校的29名学生进行对话。在回答惩治官倒的问题时,陈希同说,“我们充份认识到,如果不对经济环境,特别是流通领域里的混乱现象进行整顿治理,经济体制改革就无法深入下去。我们希望社会各界积极参与整治官倒的工作,尤其欢迎学经济和法律的学生参加这项工作。”在学生要求回答其家庭收入情况时,陈希同痛快地回答:”我每月的工资加补贴共三百多元。爱人和二个孩子工资加起来不到五百元。我的爱人和孩子没有一个参与官倒。”陈希同特别强调:“有人说,我的儿子在贪污受贿。这是不真实的。这种谣言使人想起了文化大革命。”据后来的陈希同专案组提供的情况,陈希同的腐败从他当上市长的那天起就开始了。如果当初对话的学生知道与他们对话并信誓旦旦的市长是一个道貌岸然的“伪君子”,早已金屋藏娇,不知作何感想?我想,作为当年与陈希同对话的29名学生应该联合起来,对陈希同提起公诉,起诉他当初为何要欺骗并愚弄这些良心可鉴的学生。

而当初与学生对话的最大主角袁木,更在中南海被称为不纳税的“稿费专业户”。袁木每月总有不少稿费,在中南海是屈指可数的稿费大户之一。“六四”以后,袁木仅从为中南海服务的39邮电支局收到的稿费每月就不少于1千元,而从未见他将这部份收入上报缴个人收入调节税。19899月,袁木家的电话打了5千多元,其中一个国外长途就打了1500元。为此,国务院办公厅行政司财务处不予报销。有人说,袁木给别人讲守法,而自己从不守法。在家里因私打国际长途,要公家报销。那里都讲不通。”而且,台上的一些领导人,肯定会有不少是陈希同、袁木一般的货色。只是一直没有人去揭发他们罢了。

4  导报事件激起抗议  

415日,钦本立在当天《导报》头版显著位置上向胡耀邦表示了哀悼。在钦的指示下,张伟国与戈扬合作,《导报》与《新观察》于419日上午联手举办悼念胡耀邦座谈会。

到会者是与胡耀邦有过共事。共谋经历,在现实政治中带有"胡派"色彩的党内中、高层干部,也有受到过胡耀邦关注、保护的知识分子,以及他的开明政策的受惠者及改革路线的赞同者、追随者,共计50人。会议由老资格的《新观察》主编戈扬女士主持。会议开始时,胡耀邦的长子胡德平代表家属向到会者表示:“父亲虽猝然病逝,但是我们所有的家属都不会坠入自毁性的悲哀中去。我们希望在悼念活动中,上上下下,左左右右,都能以一种祥和的环境和心态来度过。祝祖国吉祥!”因丧事在身,胡德平提前离会。

在会上,大部分人使用了谨慎的措辞和态度。在老人中,只有秦川明确地提出,希望学生控制自己的感情,“不要重新再发生天安门事件”,但又强调“绝不能错误地对待年轻人。绝不能整学生”。年青的参会者对老一辈在哀悼中把胡耀邦的悲剧归结为奸佞所害,歌颂其虽大屈而无怨的个人品格表示了不满。中央美术学院张朗朗说,党史不再应该是好人和坏人的历史。如果那样,事情倒简单了。如果一个民族和国家,没有民主的正常的秩序,这个民族和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光明日报》记者戴晴女士也认为,“我们今天悼念胡耀邦,不仅仅是怀念他的伟大人格,而且应该按照他的心愿,把他已经开始的事业推向前进,很多问题不可以再回避了……对党内不正当的事情,不能坦然处之。要使得党内好的作风不仅仅是由个人好的品格来保证,而要靠建立一套机制来保证。”戴晴还说,在共产党七十年的历史上,党的总书记都没有好下场,从陈独秀开始,一个个数下来,一直到胡耀邦,没有一个有好下场的,都是非程序权力更替。胡下台事件,完全由一个人说了算,未经过中央全会,一个党的总书记就轻易被一个顾问、普通党员罢免了。这是个“非程序化”的过程。因此,无论是胡耀邦的悲剧也好,目前中国最普遍的官僚、腐败也好,直至最近的学运也好,一切问题的最后症结,归结于党内缺乏民主制度。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章立凡(章乃器的私生子)说,在改革处于困难阶段,党的威信下降的时刻,胡耀邦的逝世应该成为中国共产党加强自身凝聚力,振作精神纠正错误的历史机会。他警告说:“历史的时机稍纵即逝。”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所长严家其的发言说:“我到天安门广场去看时,发现都在讲两句话:第一句话是悼念耀邦,第二句是中国缺少民主,中国需要民主。在1976年的时候,几乎也是叫这两句话……到天安门广场去看一下,就知道无非是要对耀邦作出公正评价,对1986年学生运动作出公正评价。如果只是少数人议论议论,不能够公正评价,我想今后还会有严重后果。”他奉劝公安部的一些人,不要重蹈1976年的覆辙。因为他们每做的一件坏事,都会被记在历史上。严家祺还指出:共产党一直没有解决政治体制方面的权力更替的问题,即最高权力更替是非程序化,领导人的个人意志在这个过程中起了相当大的作用,胡耀邦就是这种体制的牺牲品。邓小平已经忘了人民,脱离人民了。党中央“无私地承认自己的错误;如果不承认错误,重蹈覆辙就在眼前”。他以一个预言家的口气说:“有人说中国缺少凝聚力。我到天安门广场看了以后,感到中国的凝聚力是非常强的。现在中国的凝聚力在天安门广场,中国的前途和希望在天安门广场。大家对胡耀邦同志这种悲痛的心情,中国人民的正义感,说明中国有强大的凝聚力。说中国没有凝聚力,我看他们是离开了人民……”

420日,上海市委宣传部得知,《世界经济导报》将开辟专栏悼念胡耀邦同志。宣传部长陈至立随即告诉了江泽民。21日下午,江派副书记曾庆红、宣传部长陈至立找《导报》总编辑钦本立谈话。曾庆红和陈至立要他将这期《导报》的清样尽快送阅。第二天晚上八时半,曾庆红与钦本立讨论439期《导报》清样问题时,要钦本立删节500字,主要是严家淇、戴晴等人的发言。钦本立强调政府同意报纸总编责任制,并说:“出了事情我负责,反正江泽民同志没看过清样。如果发表出去有什么后果,不要市委、市委宣传部负责。”

曾、陈则说,现在不是哪个人负责的问题,而是为了社会效果的问题。此外,人家在座谈会上的讲话特别是有关敏感问题的发言,同意不同意在报上发表?未经本人审阅同意就发表,也是极不慎重的。钦本立还是坚持由他负责,不同意删节。曾庆红看说服不了他,就去向江泽民汇报此事。江泽民遂邀请《导报》的汪道涵一同赶到钦本立的办公室,汪搬出党性原则说,“座谈会发言还谈到了耀邦近一、二年的一些谈话,现未经组织和家属同意就发表也是不慎重的。”江泽民上纲上线提高到阶级斗争、政治斗争的高度,声嘶力竭地严厉斥责钦本立,违反党的组织纪律、丧失共产党的党性原则。钦本立感到市委负责人对他的批评近乎于人身攻击了,即使在柯庆施以专横著称时期,钦也未受过这种对待,就连原上海市委副书记夏征农这些上海的老领导都表示用这种方法和态度对待钦本立是不公平的。

钦表示回去作适当修改。就在他答应修改439期的时候,该期报纸十几万份都已印好了,并已有400份报纸通过报贩和内部机要通讯的发行渠道流传出去了。与钦本立有着几十年交情的汪道涵,在翌日收到未经修改的439期原版《世界经济导报》后,先由其妻打电话到钦府,宣布与《世界经济导报》脱离关系,后又亲自打电话给钦,不问青红皂白的痛斥钦不守信用(指钦已答应修改439期),并表示要与钦割袍绝交。海内外舆论哗然。

425日下午,江泽民召开的市委书记紧急会议,说要采取果断措施。426,《人民日报》发表《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的社论。洋洋得意的江泽民于当天下午3,在可容纳万人以上的上海体育馆召开了1.4干部积极分子大会,宣告上海“反动乱”,宣布停止钦本立的领导职务。427日,江泽民派刘吉、陈至立负责的“上海市委整顿领导小组”进驻《导报》。钦本立听到这个决定后表示:“我不服气!我要申述!这完全是一起新的冤假错案”。而此时,赵紫阳正在北韩访问。江向主持意识形态领导工作的政治局常委胡启立打电话,要求中央表态,支持上海市委的工作。于是新华社发电讯、《人民日报》在头版显著位置、中央电视台的黄金时间都转播了上海市委处理《世界经济导报》的决定。

江泽民及其亲信对于导报的粗暴处理引发了一场席卷上海乃至全国新闻界的抗议。

428日上海街头就发生了大规模游行,公开打出了“还我导报”和要求恢复钦本立职务以及言论自由的旗帜和横幅。428日,《中国青年报》88名编辑和记者签署了一份慰问电文:“谨向一向为我们所敬重的《世界经济导报》及钦本立同志致意!真实的新闻永存!”《中国日报》75名编辑和记者签署了另一份电文慰问钦本立,并向《世界经济导报》同仁表示敬意。该电文称:“威武不屈,钦总树天下报人风范;真理不死,导报是十年改革先锋。”北京知识界和新闻界的著名人士致电江泽民,要求收回对钦本立及导报的处理决定。

1989430日,在平壤的赵紫阳接到中南海紧急电报后立即赶回北京。51日下午3时,赵紫阳在政治局常委碰头会议上说:“我们要继续以疏导为主,开展多层次、多渠道和各种形式的对话,并坚决劝导学生尽快复课。我想在后天北京纪念‘五四’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主要讲两个问题,一是必须坚持两手抓,不能忽视政治领域的工作;二是政治体制改革必须跟上,主要是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制建设必须跟上。当然,坚持共产党领导,不搞西方那种多党制,这条基本原则丝毫不能动摇。”赵主要讲了4条:一、同意24日常委会议纪要,同意小平同志讲话。二、同意制止动乱小组的组成。三、同意把工作重点放在争取学生大多数身上。四、目前应抓紧复课。在如何评论426日的社论,大家有争论。

赵紫阳随后便打电话给王瑞林约邓谈话,王说邓最近身体很不好,很担心到时候见不了戈尔巴乔夫,那问题就大了。所以现在什么事都不要报给他,以免分心。

51日,复旦大学、同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高校300多名学生在复旦大学秘密集会,商量52日全市高校学生总游行。为了统一行动还成立了全市的学生“联合会”。这次游行的要求是:①坚决要求恢复《世界经济导报》总编钦本立的职务,要求将424日的《导报》原版重新发行;②坚决要求政府出公告保障学生人身安全,不得以任何形式及藉口进行报复;③坚决要求游行集会结社自由,④要求新闻出版自由,要求新闻媒介客观及时地报导这次学生运动。集会上还散发了传单,详细提出了“全市高校学生总游行”的纲领、目的、要求、行动安排等。在复旦校园,出现了大量关于《导报》的大字报。一张题为快讯的大字报抗议上海市委粗暴干涉新闻自由,并向导报全体同仁和钦本立致以慰问。还有题为《捍卫新闻自由,致上海市委公开信》,著名严家其、包遵信、许良英等七、八十人的大字报,称上海市委对钦本立的处理违反中国共产党关于党政分开的根本原则,也是对宪法和法律的蔑视、上海市委干涉导报编辑工作的行为,违反宪法第35条,称上海市委负责人说导报439期的有关内容会加剧动乱是对座谈会参加者的严重诽谤。

52日下午,赵紫阳与民主党派负责人费孝通、雷洁琼、孙起孟座谈学潮问题。他们谈到学潮、新闻立法、党内腐败、高干子女经商等问题。关于世界经济导报问题,阎明复告诉紫阳,上海市委统战部来人告诉他,上海市有意下台阶,希望中央统战部帮助做些工作。赵说,上海市委既然有此要求,你可以帮助想想办法;最后双方体面下台,淡化处理。赵紫阳不支持上海市委整顿导报的消息,很快就传出去了。

会上有人提出:把学生运动出现的问题说成是动乱是不合适的,赵说:“你们今天谈的意见对我们认识问题有帮助”,表示同意他们的看法。座谈会后,赵对阎明复同志说,《人民日报》426社论定性定错了,看来政治局常委的同志向小平汇报时,只是单方面反映了北京市委的看法,现在这个弯子很难转,关键在于如何说服小平同志,只要他说一句看来当时把问题看得重了些,这样就可以在常委里统一思想,就可以在党内转弯子。赵要阎把他的这个想法告诉杨尚昆同志,希望尚昆最好和赵紫阳一起去见邓小平。当晚,阎明复见过杨尚昆后告诉赵说,尚昆表示小平同志对动乱看法是经过反复考虑的,是不能改变的。

52日上海学生大游行抗议上海市委处理《世界经济导报》。华东师大4千余名学生的游行队伍经过两小时步行,于下午3时抵达人民广场。复旦、同济的学生游行队伍到达外白渡桥,队伍前面有两面蓝旗开道,复旦的蓝旗绣着“民主”二个红字,同济的蓝旗上绣着“自由”二个红字。两支游行队伍均6人一行,通过市区主要马路。游行学生呼喊口号,唱国歌,沿途围观群众很多。游行学生的口号主要有:声援北京学生!爱国无罪!民主万岁!严惩官倒,清除腐败;打倒官倒,反对特权;让创造财富的人先富起来!新闻要说真话;快复《导报》原状!增加政治透明度!不让人民说真话,就不是强大自信的表现!反对愚民,救救教育!反对通货膨胀,严惩腐败官倒!华东师大学生在散发的《告上海市民书》中说:尊敬的上海市民,我们上海高校联合游行示威,以声援北京学生运动,同时要求政府减免上海上缴财政税款以保证解决上海住房与交通问题所需的资金,要求撤销对《世界经济导报》的处理。查封《导报》,是对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的公然践踏。因此,我们强烈要求新闻要说真话,不然,经济休想起飞。我们的行动不是破坏安定团结,而是铲除不安定的根源,这种根源就是政府权力不受任何监督所导致的腐败。目前中国不存在表达市民愿望的“正常途径”,通过所谓的“正常途径”表达要求,效果甚微。我们采用游行示威请愿的方式来表达学生与市民的共同愿望──清除腐败,振兴经济。

1910,一名自称是北大的学生发表演说,受到广场上静坐的学生热烈欢迎。这位演说者批驳了4.26社论。他说,宪法中规上公民有言论、集会、结社的自由,我们履行宪法规定的权限,为什么说我们的行动是危害社会主义的动乱?我们反对官倒、反对特权、反对腐败,这是为了保护人民的利益!也是完全符合宪法精神的!我们要维护宪法的尊严与权威。这位演说者最后高呼:宪法万岁!诽谤、造谣可耻!晚八时四五分,在人民广场静坐的学生们向海市人大常委会递交了一请愿书后,由广场出发途经西藏路、南京路到外滩上海市人民政府门口席地而坐,学生们不时呼喊口号,并一遍又一遍地唱《国际歌》、《国歌》。一些群众在警戒线外围观。人们纷纷地说:学生的爱国热情应该予以肯上,这不像是动乱!

2030左右,两名学生代表向上海市政府送上了请愿书一,内容是恢复钦本立职务、恢复439期《导报》原状、取销《上海市游行条例》、要求新闻媒介如实报导等。学生们要求:市政府在今晚九时三十分以前作出明确答复并扬言,如果不答复,还要坐下去。2205,聚集在市政府门的学生开始陆续散去。一学生在离散前对学生们说,明天晚上六时,请各校学生按原定路线到市府门口集中,一定要市政府答应我们的四点要求,不达目的,决不罢休。他还拿着电喇叭大叫:现在宣布,无限期罢课!一学生在离开现场时对民警高呼:明天再见!

53日,上海青年报等新闻单位和知识界人士相继到《世界经济导报》声援。王若望带头走上上海街头,肩披写着“棱棱风骨”的哈达游行,呼吁新闻自由。

53日夜里,上海市委举行扩大会议,坚持认为处理钦本立的决定是正确的。5日下午,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委整顿《导报》领导小组组长(原是钦本立夫人商育辛在浙江杭州高中的学生)刘吉到钦本立家中,传达江在市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说钦曾讲过要发动群众逼小平检讨,因此钦必须写出检查,并说,“这是你最后一次机会,给你的时间不多了。”钦立即表示否定和愤怒,他当即就血压升高而病倒了。随后,钦本立起草了一封“致中央领导同志”的信:“421日下午,市委副书记曾庆红、市委宣传部长陈至立、龚心瀚,22日晚还有汪道涵同志,先后约我谈话,当我汇报了‘耀邦同志活在我们心中’座谈会的主要内容后,曾庆红同志提出,要求重新评价耀邦同志,不就是肯定耀邦同志否定小平同志吗?在这种情况下,我谈了以下几个观点:1)增强小平同志威信,祝他健康,这是有关当前大局第一位的事情。……《世界经济导报》充分体现了我的这一观点。……肯定耀邦同志,恰恰是肯定小平同志,不能把两者对立起来。2)处理耀邦同志并非小平同志个人的事情,各种人有各种不同看法,……如果处理不当,由小平同志来纠正,将大大提高小平同志的威望。……3)曾庆红、陈至立同志多次提出,在两万字的座谈会内容中,只有四、五百个字有问题。而我则说,把这些意见反映出来,有利于党中央正确决策,这是报纸应尽的责任,是对人民、对历史负责的态度。”他最后提出,“刘吉同志传达市委负责同志的意见,与我讲话的原意完全不符。我不允许歪曲我讲话的全部内容,捏造罪名,强加于我。”

55日上百名深圳新闻工作者联名致电北京和上海,向昨天参加游行的北京市新闻工作者和上海《世界经济导报》致敬,强烈要求上海市委撤销对导报的错误处理。

56日,首都知识界名义致信上海市委,反对上海市委关于停止钦本立《世界经济导报》总编辑职务的决定。其文如下:1989428日,《人民日报》刊出了中共上海市委关于停止钦本立《世界经济导报》总编辑职务的决定。我们认为:一、中共上海市委无权撤销一家报纸(非上海市委机关报)总编辑的职务,这种做法违反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党政分开”的根本原则,也是对宪法和法律的漠视。二、中共上海市委多次“要求《世经导报》提出版面处理意见”和其它干涉《导报》编辑工作的行为,违反了宪法第35条,侵犯了新闻自由,是一种侵犯公民权利的行为。因此,中共上海市委应收回“停止钦本立《世经导报》总编辑”这一越权的和错误的决定。保证宪法第35条规定的公民有言论出版的自由,保障新闻自由。信后所附的签名有:郑也夫、顾昕、苏炜、林京耀、远志明、董郁玉、黄清、王树人、辛立凡、陈小雅、郑仲岳、陈小平、邓正东、高名璐、王均、张戈裴、王津津、周舵、罗立为、刘青、邹蓝、王克明、温荃、任京晶、郑棣、费远、王安、荣剑、朱红、严家其、许良英、包遵信、苏绍智、李南友、于浩成、吴祖光、张显扬、戴晴、刘湛秋、王来棣、郁风、钱辛波、王容选、高汾、冯兰瑞、苏晓康、王鲁湘、谢选骏、王润生。

58日,《世界经济导报》刊登了一篇火力十足的文章,题为《没有新闻自由没有真正稳定》。《纽约时报》8日报导:在美国访问的刘宾雁正在动手筹办一份杂志,取名《中国中国》。他说,这份在美国出版的刊物不依附任何政党,将从人民的利益出发,报导中国大陆的现状,帮助海外了解中国的历史和现状,寻求问题所在和解决的办法。《中国中国》将是一份社会、政治、文化、经济的综合性刊物,原计划今年秋天发刊,但鉴于国内情势的变化,可考虑提前。对于当前的中国局势,刘说,中共当局的所谓对话不过是应付搪塞,至今仍是种欺骗,目的在软化学生,阻止学生上街。刘氏认为官员起码应该承认学生们的组织。对于出版自由,刘氏说,没有民办刊物,就没有五四,也不可能有后来的共产党。事实上,人民所要求的出版自由,不过是恢复1949年以前人民所有的自由。

511日下午,上海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在复旦天学召开记者招待会。会上宣布组织7人请愿团,以上海高校联合会名义赴京请愿。请愿的内容是:恢复《世界经济导报》总编辑钦主的职务,印发《导报》439期原版;修改市人大通过的游行条例;就钦本立的问题同江泽民对话;要求新闻自由。同时,质问国务院,《导报》错在哪里?钦本立错在哪里?什么叫总编负责制?什么叫新闻自由?会上还宣布,取消上海高校学生联合会名称,启用上海游行组织者名称。会后,7人请愿团乘162次列车进京。

5 17日,上海市有工人几万名涌入外滩声援学生运动,但其队伍被警察们用摩托车驱散;《世界经济导报》筹款1500元购买面包饮料等供应绝食学生。

518日,《世界经济导报》举行中外记者座谈会,经市委宣传部长陈至立同意,钦本立自停职后第一次公开露面,他对中外记者讲:“自己向来是守纪律的”,“倒是不守纪律的阻碍了《导报》的正常出版。”“《导报》事件的根本原因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新闻改革滞后。”19日下午,钦本立会见了华盛顿邮报记者。20日,钦本立得知胡绩伟、曹思源在京组织人大常委会委员签名,便参与组织上海万名党员签名。戒严之后,22日钦本立率《导报》同仁冒雨上街游行。期间,上海市委通过李锐、阎明复、苏绍智、夏征农、陈沂、夏其言等人的渠道,与《导报》骨干成员进行斡旋:“只要钦本立肯检讨,就可以复职。”均遭钦的坚拒,钦称“这不是我和上海市委负责人的面子问题,而是《世界经济导报》和改革的面子问题。”5月下旬,钦本立等以《世界经济导报》名义对外发表了三点声明:一、《世界经济导报》同仁真切地希望这一事件能有一个圆满的结局,由于上海市委决定及整顿领导小组进驻,《世界经济导报》的正常工作受到了严重的干扰,工作秩序被彻底打乱,当此关头已不可能发挥十分关键的作用。二、现在的导报已不是原来的导报了,钦本立也不是原来自己的那个钦本立,他们已和整个新闻改革融为一体。《世界经济导报》的作用从来也没有今天这么大过,全体同仁此时的追求,不仅是要获得《世界经济导报》事件的圆满结局,而且要根除导致这一事件产生的制度原因,以保证这一事件不会在今后的《世界经济导报》或其他报刊上再次发生,即要通过这一事件的圆满解决来推动整个新闻体制的改革,促进中国大陆的政治民主化进程。唯此,《世界经济导报》有进无退,不然,历史不会原谅我们。三、纵观整个事件,谁是谁非,人民群众、青年学生、广大新闻工作者已经用游行、声援、签名等行动作了裁判——《世界经济导报》没有错,钦本立没有错,所以不存在检讨的问题,至于上海市委和其负责人对自己的错误是否愿意检讨认错,那是他们自己的事情,但需要重申的是,《世界经济导报》对自己合法权益受到的侵害,仍然保留依法起诉的权利。

后来,钦本立始终没有在起诉江泽民和上海市委的诉状上签字,尽管同事们鼓励他。后来,江泽民据此恶狠狠地对身边人说:“导报”的年轻人(张伟国)比年纪大的人还要坏!“六四”后《导报》有许小微、陈东波、张伟国、阮江宁四名记者被捕,其实当局抓捕《导报》的名单上也有钦本立和其他十几位骨干成员,甚至连关押他们的特殊监房都准备好了,后来为了区别于北京的处理方法,钦只是被监视居住,不准与《导报》同仁串联。1991415日,在是胡耀邦去世的两周年的同一天,钦本立因癌症在上海华东医院去世。临终他给同人写下了“导报精神不死”的遗言。

一位记者问道:中国的这种沉默文化究竟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没有人公开站出来对当局表示反对?中国人有原则么?在苏联,一批又一批的持不同政见者公开站出来表达自己的信仰。在中国,几乎没有人公开站出来对当局表示抗议。相反,大多数著名的知识分子在公开场合都表示支持那些他们私下里谴责的东西。为什么这些中国人是这么怯懦地表里不一?在西方,我们有能坚持原则的福气。因而,我们几乎不大能理解被迫做出痛苦妥协放弃的滋味。但是,在中国,所有的人都要做出这样的妥协,问题只是做到什么程度而已。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参加政治学习,都公然撒谎。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是当局的合作者。那些不合作的人有些就丢了性命。

5    全国各地举行“五四”大游行

51日,北岛、苏晓康、郑义、韩少华、戴晴、宋伟、孔捷生、陈建功、史铁生、赵瑜、刘卫华等数十人发表公开信,说:近日来,北京高校学生通过各种渠道,反映了政府腐败现象和社会存在严重分配不均等问题,这一行动是正义的,我们予以支持。

51日,“高自联”在北大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会议由“高自联”的北大学生代表王丹主持,宣布不承认29日由政府组织的对话,宣读了“高自联”的对话声明,主要内容有:1、正确评价胡耀邦功过。2、重新公正评价这次学生运动。3、惩处“4.20”打人事件中的直接责任者。4、反贪污、反腐败,惩处官倒,解决康华问题。5、尽快出台《新闻法》,允许民间办报,支持香港报人徐四民先生回大陆办私人报纸的要求。6、提高教育经费,改善教师待遇。公布全国政协三个调查组关于北京市教育经费的调查结果。7、检讨政府重大政策失误,由全国政协出面,组成专家论证小组,分析去年通货膨胀的原因等,要求与政府副总理、副委员长、副主席、政治局委员组成的对话团对话。会议还宣读了“北大筹委会”的倡议书,要求成立“全国学联筹委会”,统一行动,号召全国高校总罢课。

5214:30分,“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委员会”代表大会选出“北京高校提请对话请愿团”,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代表王超华为领队、北京大学代表王丹、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代表郑旭光为副领队的70多名学生代表集体到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信访局接待室。学生代表向信访局局长郑幼枚递交了致全国人大常委会、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请愿书”,要求中央在3日中午12时以前答复,不然,将在54日保持继续请愿的权利。

请愿书提出了对话的12条要求和4点声明。内容如下:

1)双方对话应建立在完全平等、真诚地解决问题的基础之上。在对话中,发言、质疑的机会应均等。2)参加对话的学生代表应该由大多数高校学生(特别是参加此次四月爱国民主运动的高校学生)公认推出。3)我们提出学生代表组成方式如下:鉴于同学自发组织产生的北京市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在这次运动中一直起领导组织作用,并且在广大同学中获得了认可,可由市文联出面联络组织,由首都各高校学生根据人数多少的比例各推出若干名代表组成学生代表团。在代表团内部经充份讨论磋商后,从中推举出若干名学生代表作为学生一方总发言人,其它代表具有列席旁听,并对学生方面的发言作协商补充,及向政府方面发言人提出质疑的权利。4)政府方面出席对话的成员,应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级别以上,具有了解国家各种事务及决策权力的人员。5)对话必须允许双方邀请的民间人士或团体的代表参加旁听,任何一方不能以任何理由拒绝或阻挡。被邀请代表在对话过程中不具有发言权,但具有事后就对话内容发表看法的权利。6)双方发言人必须有发言机会均等的权利。双方发言人每次发言必须限定时间,质疑应限定在三分钟以内,答问应限定在1015分钟之内,允许发言人在回答中多次质疑。7)对话过程中必须允许中外记者现场采访报导,同时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应现场直播全部对话过程。对话双方均具有现场摄像、录音和记录的权利,任何团体或个人不得以任何籍口加以干涉和阻挠。8)对话应在政府和学生代表分别指定的地点轮流举行,时间可由双方商定。9)政府参加对话人员在对话过程中应尽量回答并在会后尽量解决可以回答和解决的问题。如果某些问题确实不能迅即答复,可商定在限定的时间内举行下一轮对话,任何一方不得无理拒绝。10)为保证对话结果的法律效力,对话双方必须对对话结果出具联合公告,并经双方共同签字证明。11)必须保证对话双方代表的人身和政治安全。12)每一轮对话之后,必须在国家各大报纸及电台上如实报导结果,出具公告,并宣布下一轮对话的时间、地点等事宜。关于以上要求,我们声明如下:我们希望在五月三日中午十二时以前予以答复,并在对具体要求作具体答复的基础上,附注各条答复的理由,形成书面文件。如果五月三日中午十二时以前我们得不到答复,我们将保留在五月四日继续请愿的权利。

52日晚,北大学生广播提出以下政治要求:①把领导人的小轿车拍卖封存;②中央领导要从中南海搬出,把中南海变成人民的公园;③毛主席的遗体从纪念堂搬到八宝山去;④公布中南海对特供商品价格,取消特供制度;⑤要把天安门广场变成海德公园,让人们享受;⑥四项基本原则是民主运动的四座大山;⑦五四必须大游行,大游行后外地学生去进行宣传动员,等戈尔巴乔夫来时再搞一个全国性的大游行。

53日,高自联在28所高校中产生了65人组成的对话团。第一次对话的纲领有三条:一是对这次学生运动的评价;二是由官倒、腐败引起的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其中包括:①由胡耀邦辞职所引起的党内民主问题;②由人民日报等报道所起的新闻自由问题;③由官倒、腐败现象所引起的政策决策科学化、民主化问题;④由党和国家领导人不负责任、推卸责任所引起的国家权力结构问题;⑤由经济领域分配不公所引起的利益分配机制问题;⑥由掠夺性的剪刀差导致农业危机所引起的整体性政治体制改革问题;⑦由国家4大机关运转不正常所引起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综合政治经济体制问题。三是强调宪法规定的自由权利,并特别强调新闻自由、出版自由和结社自由,争取高自联的合法性。

53日上午,由中国记协出面邀请国务院发言人袁木、国家教委副主任何东昌、北京市委副书记汪家铎、北京市委秘书长袁立本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

袁木一开始就说,昨天部份学生递交的关于对话的12点要求的请愿书的核心问题是3点。第1点,他们要求排除经过民主程序选举出来的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北京市和各高等院校的学生会。我认为,将合法的学生组织排除在外,而只由部份学生对话,这种做法是不合理的。第2点,就是同政府平起平坐,成为谈判的对手,而且要超越于政府之上。这不合情理,还表现了青年学生的相当程度的幼稚。第3点,在对话之前,就事先由一方指定应该如何才能对话,这怎么能对得起来?请愿书提出如此苛刻的条件,而且采取最后通牒形式,如果不答复,就要继续示威。从请愿书中看,确实有人给学生出主意,挑起社会的动乱。

袁木说,从请愿书可以看出,确实有人在学生背后出主意,企图挑起更大的动乱。袁木表示,政府希望明天不发生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广大学生应与挑起动乱的人划清界限,尽快恢复上课。公安部有报告,明天学生将举行大规模的游行示威。425日亚洲华尔街日报报道,方励之主张外商利用人权作为投资条件,“如果中国在人权方面没有取得进展,外国公司应当抽走他们的资金”,向中国政府施压。袁木对记者说,方先生这种主张究竟是怎样的目的,任何一个有爱国心的中国公民,都会做出判断。

53日上午,100多名记者在阜成门内的鲁迅博物馆举办声援《世界经济导报》讨论会,并通过一份致中共中央的请愿书,要求撤消上海市委对《世界经济导报》的决定。

53日,因为当局发言人袁木拒绝了学生提出的12点对话条件,北京高等学校自治联合会在北京师大物理楼开会。47所高校的学生代表参加,讨论了明日是否游行的问题,以41票赞成,5票反对,1票弃权通过决议:以游行的方式抗议袁木借口对话来欺骗人民,抗议中共上海市委干预《世界经济导报》的违法行为。

548时半左右,按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的安排,各校学生分头在校内集结,不听校方劝阻陆续走上街头。游行队伍分三路向天安门广场行进。清华、北大、人大、理工大、外院、民院等院校万余人,从西郊进城;北师大、政法大学、北航、北医、北中医等院校几千人从北路向城区靠拢;东路则由北工大、经济学院、机械工业学院、广播学院、工艺美院等院校近万人组成。11时许,三路游行队伍突破警戒线,从复兴门、建国门进入城区。12时多,东路游行队伍开始进入天安门广场,他们手拉手围圈坐下,高呼口号,唱国际歌,等候另二支队伍的到来。14时多,西路、北路的游行学生队伍进入广场。15时左右,学生举行集会。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北侧台阶上,在印有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字样的蓝白条相间的旗帜下,一位学生宣读了《五四宣言》,重申其基本立场:“我们促请政府加快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采取切实措施,保证宪法赋予人民的各项权利能得到保障,实现新闻法,允许民间办报,铲除官倒,加强廉政建设,重视教育,重视知识,科学立国”;同时又提出“学生积极参政,坚持要求与政府对话,促进政府的民主政治体制改革,反对贪污腐化,促进新闻立法。……让我们在这富有象征意义的天安门下,再次为民主、科学、自由、人权、法制,为中国富强而共同探索,共同奋斗吧!让我们的呐喊来唤醒年轻的共和国!

全国各地的大学生都组织了“五四”大游行。高自联在游行后发表声明,呼吁学生自55日起全部复课。学生们认为可以接受赵的亚行讲话精神,相信很快就可以摘掉动乱分子的帽子。因此,学潮处于相对平静时期,学生们在等待政府否定4.26社论。

周舵和《经济学周报》的郑棣、《亚太经济时报》的柳军一起,在鲁迅博物馆发起了五.四新闻界大游行。54日早上首都500多名记者走上街头,加入到爱国学生的游行队伍,从而使89民运的主体增加了知识分子的成分。

6    赵紫阳“亚银”讲话

53日上午,赵紫阳到了杨尚昆家里与扬尚昆谈426社论问题。杨说,他已向王瑞林及邓的子女谈过,他们认为现在修改426社论有困难,可以淡化,不要再提它,慢慢转这个弯子。他们还说,如果现在找邓谈,邓再一次肯定,那就更难了。你们在前线,慢慢去转这个弯子。尚昆当时还表示,他可以分头做其他几位常委的工作。就在这一天,阎明复到赵紫阳家告诉赵说:王瑞林和邓的子女都表示,对学潮问题,由中央负责同志根据情况处理好了。如果现在找邓,万一邓不同意,反而更难办。赵对他的秘书李勇说,看来改正社论有困难,要慢慢淡化,慢慢转弯子。赵紫阳就是按照这个淡化、慢慢转弯子的办法行事。

3日下午3时,在人大会堂召开纪念“5.470周年的大会,杨尚昆、李鹏、万里、邓颖超、乔石、胡启立、姚依林等参加。紫阳讲话。他吸收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和“在四项基本原则基础上的民主”,但没有吸收“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意见。

晚上,赵紫阳在中南海住宅内,与许家屯谈了两个小时。赵强调:“我们一定要维护小平同志的威信。我愿意出面承担责任。我们要向小平同志说明真相,改变对运动的定性。”赵说:“事实上,《人民日报》‘4.26’社论我也有责任。我在平壤,中央将社论草稿发了给我,征求我意见,我表示同意了的。我不要常委负责,我愿意公开由个人承担。”他又说:“学生们求廉政,反对贪污、反对‘官倒’、反对特权……这些都是我们党提出的,现在学生和群众支持是好事嘛。我们要通过对话,对于群众提的要求,接受合理的部分。我准备向常委建议,采取一些具体措施,来制止、杜绝这些弊端。”赵讲了一些具体考虑。如反特权,首先要从中央做起,从中央常委做起,先取消给中央常委的“特供”(指给予中央副总理以上干部廉价食品和生活用品的制度)。岁数大的老人,可以考虑缓一步。改革常委外出的专机、专列(专用火车)、警卫制度,几位老人可以保留,新的常委要考虑轻车简从。对高干子弟搞特权,赵讲:“我准备写一封信,向中央表示,先调查我的子女,如有问题,就接受国法处理;如有涉及我本人,一样。”他还表示,要建议召开人大常委会讨论、制定反贪污、反官倒、反特权的措施。对“学自联”和“工自联”,即在传统的工会、学生团体之外,现在有了学生、工人的自发组织,应如何看待?赵表示,我们不要怕这些自发组织,可以让他们活动,参加选举。只要我们的群众组织能代表群众利益,不要担心有人竞争。赵讲,现在主要的问题,一是争取小平同志能同意改变对学生运动的定性,二是要征求常委们的意见,改变决议。赵说:“请你帮助一下,你和尚昆比较谈得来,请你把我们今天谈的意见,特别是把外界的反应和你的看法告诉他,征求他的意见。如果他同意,再请他去小平同志那里去争取小平同志改变对运动的定性。”赵表示,他准备自己找李鹏谈。他估计在常委里面,乔石、胡启立会同意,主要问题在李鹏、姚依林。

54日上午,赵紫阳向政治局发出正式信件,要求对他两个儿子“官倒”进行审查。

54日赵紫阳和李鹏谈了赵对426社论的一些意见,李鹏表示反对。

54是亚洲开发银行22届年会开幕的日子。亚洲各国和地区主管财经的高级官员与会,还有数以千计的记者参加了采访活动。亚行会议开幕式在人民大会堂进行,虽然大会堂外就是游行队伍,但会议进行的还比较顺利,杨尚昆致了欢迎词并举行了宴会。

赵紫阳下午会见了亚行理事,并发表了讲话:最近有一部分学生上街游行。我想强调指出,学生游行的基本口号是“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拥护改革”,“反对腐败”。游行队伍中的绝大多数学生到共产党和政府的基本态度:又满意,又不满意。他们绝对不是要反对我们的根本制度,而是要求我们把工作中的弊病改掉,他们对十年来改革和建设的成绩,对我们国家的进步和发展,是很满意的,但对我们工作中的失误是很不满意的。他们要求纠正失误,改进工作,继续前进,也正是我们党和政府的主张。有没有人企图利用并且正在利用学生的行动呢?中国这么大,当然难免,这样的人极少。我深信,事态将会逐渐平息,中国不会出现大的动乱。我对此具有充分的信心。我想,应该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应该通过改革来解决,应该用符合理性和秩序的办法来解决。……违反法纪,搞特权、特殊化的人,有,但并不像人们传闻的那么多,那么严重。当然,腐败问题是肯定要解决的,但这个问题必须也只能同完善法制、民主监督、扩大透明度等改革措施结合进行。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有意见?两条原因:一是由于法制不健全,缺乏民主监督,二是由于公开化不够,透明度不够。在谈到如何处理学生游行这一事件时,赵紫阳说:我认为,现在需要广泛地进行协商对话,同学生对话,同工人对话,同知识分子对话,同各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对话。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在理智和秩序的气氛中,交换意见,增进理解,共同探讨解决大家共同关心的问题。现在最需要的是冷静、理智、克制、秩序,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党和政府准备这样做,我相信,学生会赞成这样做,各界人士也会赞成这样做。

赵紫阳讲话委婉地否定了“4.26”社论,表明了政府中温和派的友善态度。这个讲话是由鲍彤起草的,讲话前没有经过政治局常委讨论,也没有请中央书记处审核。讲话一结束,听到的几乎都是好的反应。李鹏就对赵紫阳说,紫阳同志,你的话讲得很好,反应不错。

四川省委的同志认为,紫阳的讲话是党中央解决学潮的正确方针和指导思想。只要按这一方针办,学潮问题能够得到解决。但也有干部认为,紫阳同志对党内腐败现象的估计与认识不足,紫阳说学生最不满意的是贪污腐败现象,为什么回避了“官倒”问题?现在风靡大街小巷的顺口溜:毛泽东的儿子上前线,林彪的儿子搞政变,邓小平的儿子搞捐献,赵紫阳的儿子倒彩电。四川建筑机械厂的党委书记说,其实现在工人心里也憋了一肚子火:物价上涨,分配不公,主人翁地位名存实亡等等,只是工人们还要考虑一家老小的生计。如果不及时纠正腐败现象,将潜伏着更大的危机。真正工人走上街头了,局面就不可收拾了。

55日,《人民日报》头版用大号字刊载赵紫阳昨日接见亚行理事会年会部份代表时的讲话。该版下方配有该报记者编发的消息“首都高校师生欢迎赵紫阳讲话”。在“首都青年纪念‘五四’70周年”的报道中,以肯定的口气报道了北京大学生大游行的消息。

55日上午,赵紫阳约北京大学校长丁石孙、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许嘉璐谈话。赵说,对当前学潮,我在亚行年会上讲话有意减轻分量,现在不要去讨论运动的性质,说实话,一小撮是谁,我们也不知道。55日下午,赵紫阳自行决定去参加民盟中央召开的北京部分高校中青年教师盟员座谈会。会上有人提出不同意426社论,赞成赵在亚行年会讲话等意见。在会议结束时,赵说大家讲得好,谢谢。对会上发表的意见表示肯定。

55日,北京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办的“民主广播站”已经开始无线广播,每晚630开始播音,在三角地吸引大批学生和居民。由于发射功率小,仅中关村地区的居民,学生可以在103兆赫的调频台上收听。“高自联”主办的学生报纸《新闻导报》也在北大出版第二期,每期1000份。一个由北京市各高校学生推选出来的新组织“高校学生对话代表团”首次正式举行会议,团长为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研究生项小吉,副团长为北大生物系本科生沉彤。项小吉表示,代表团希望成为与政府经常对话的渠道。56日,北京大学学生在三角地就是否复课问题进行辩论,随后进行问卷调查,1268张问卷中64.2%赞成继续罢课。“高校学生对话代表团”5名代表前往永定门向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发出请愿书。请愿书抬头是人大、中共中央、国务院和全国政协。内容是要求对话,措词温和;请求为讨论最终实现对话的可能和方式,可先进行准备性接触。内容中主要提出三点论题:①这次学潮是学生的爱国运动,②加快政治体制改革,③推进民主和法制建设。代表团主张就此三点进行公开的、建设性的对话。落款是北京高校对话代表团。其后列出已选出代表加入对话团的22所高校,各校代表个人不署名。中共中央办公厅表示让学生代表8日下午等候答复。

56上午,赵紫阳与胡启立、芮杏文谈新闻改革。赵紫阳说:目前新闻自由是一个焦点,前段时间的新闻报道,可以总结一些经验。前段时间控制得严一点,后一段时间放开了一点,对游行作了报道,看来新闻公开程度增加一点,风险不大。新闻改革是大势所趋,也是人心所向,我们只能因势利导。要向首都新闻单位的主要负责同志讲清楚,新闻报导一定要说真话,千万不能制造假新闻,不能隐瞒事实。新闻报导要真正做到:客观、全面、真实、及时,这也是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一部份。我们欢迎各种形式和层次的对话。与新闻记者进行对话,倾听他们的呼声,了解他们的想法,有助于我们的新闻改革。今后,处理敏感的新闻事件,一定要慎重、慎重、再慎重,千万不能匆忙,草率地简单下结论。《世界经济导报》事件搞得我们很被动,原因就在这里,要引以为鉴。他还说,面对国内人心所向,面对国际进步潮流,我们只能因势利导。这次学潮反映出一个问题,人民强烈要求改革,担心改革全面停顿。胡启立、芮杏文于当天下午向北京主要新闻单位主要负责人作了传达。59日,胡启立把赵的讲话整理成要点,并经赵审定同意,向新闻单位传达。

6日下午,赵紫阳拜访杨尚昆,赵说:现在主要是两个问题:一是争取小平同志同意改变对学生运动的定性;二是征求常委意见,改变决议。请你向小平反映,效果一定更好。常委中,乔石、胡启立应该没有问题,姚依林、李鹏可能会听不进去。

56日,李先念、薄一波向邓小平提出:“就目前形势恶化发展,不能再等了,要采取果断措施,恢复社会秩序。”57日邓小平召开临时组织生活会议。小平把陈云、李先念,加上王震、彭真、邓颖超,一起商量。邓小平讲:“事态继续在恶化,已经扩大到各阶层,有不少党员、干部参与,党内高层也有人唱反调。这是一场政治斗争,是要共产党下台,推翻社会主义制度,所以不能作出妥协。要有准备,动乱会在一些大、中城市蔓延开,要设法阻止。政治局要有个统一认识,有个决定,不能再等了。”李先念就提出:赵紫阳这个讲话是两个司令部;陈云说,要按赵紫阳说的做,我们几十年的流血牺牲都白废了。

57日,北大、师大未复课,宣称要继续罢课直至对话实现。“高校对话代表团”在政法大学举行第三次会议,确定对话纲领,将包括三方面内容:①关于这次学运的起因、性质和影响;②关于深化改革,涉及教育、物价、人口及民主,法制等;③关于如何落实宪法保障的公民基本权利。已经有24所高校的30多名代表加入代表团。

5811时,《北京大学筹委会关于复课的条件》贴在三角地和中关村路口,条件是:1)《人民日报》就426日社论公开道歉之外,对这次学生运动重新作出公正客观地评价。2)要求承认学生自治会的合法性。3)要求国务院立即公布调查官倒的统计数字,成立审查官倒小组,着手惩治官倒。4)要求立即给《世界经济导报》总编辑钦本立复职。5)要求重新审议北京市关于游行示威的十条。

58日晚上,北大筹委会开会表决继续罢课,上千名学生在校园内游行表达支持立场。2230,北师大300多名学生在3.18纪念碑前集会,会上广播了北师大自治会的决定:明天继续罢课一天。还广播了高自联的通知。通知说,五四复课是政法大学周拥军擅自作出的,高自联要追究他的责任。在政府没有答应我们的对话要求前,为巩固现有成果,同学们应继续罢课。23时许,北大2百多名学生举着坚持罢课,决不罢休、为民主忍痛罢课、争自由等横幅,高呼坚持罢课,师生团结等口号,在教师宿舍区游行。

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信访局局长王栋陈对“高校对话代表团”作以下7点答复:1)今天下午,代表们的意见已被转达给中央;2)中央很重视我们提出的问题;3)中央正在加紧研究;4)留下了政法大学的电话号码,有消息立即通知;5)下次答复不出此周;6)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另请联系;7)理解你们焦虑的心情。

7  赵紫阳谈改革路线

58日上午,赵紫阳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听取北京市关于近期学潮情况的汇报。李锡铭、陈希同代表北京市委、市政府汇报了近期学潮的情况。

在介绍完学潮情况后,李锡铭说:“这次学潮的确是一次有计划、有组织的阴谋,北大为什么闹得这么凶?就是因为有方励之、李淑娴夫妇在幕后策划,北大学生所谓的民主沙龙就是在他们的支持下办起来的。现在,反动组织中国民联已公开承认插手了这次学潮。美国国会还举行关于中国学潮的听证会。所以说,我们当前最主要的是统一思想,步调一致。在这场严峻的政治斗争面前,北京市委、市政府坚决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希望中央对我们北京的工作提出明确的方针,以便迅速制止事态的发展。”陈希同接着说:“这几天来,我们市委、市政府的处境非常困难。紫阳同志在亚行年会上的讲话发表后,总的社会反映是不错的。但也有一些同志提出疑问,尤其是高校的同志感到有吐速惑,工作上感到无所适从。他们说,‘总书记的讲话没有对学生运动明确提是动乱,也没有明确肯定这次学潮的背后有黑手在幕后策划,与四二六社论的调子不一样,让人不好理解。我们到底以哪个为准?’”赵紫阳表态:关于我在亚行年会上的讲话,我讲错了我负责。赵紫阳在常委会上提出6点意见。一、尽快公布对四大公司审查结果;二、取消副部级以上干部的特供制度(75 岁以上的除外),公布副部长以上干部的经历和财产,改革常委外出的专机、专列(指专用火车)警卫制度,几位老人可以保留,新的常委要轻车简从;三、在全国人大设立专门委员会(万里建议称为“廉政委员会”),专门审查副部级以上干部及其子女的违法行为,赵向中央表示先调查自己的子女,如有问题,就接受国法处理,如涉及赵本人,也一样;四、制定新闻法和示威法,扩大新闻自由;五、司法独立;六、一切问题的解决都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进行。

万里同意,李鹏反对。

510日早晨,赵紫阳主持政治局会议,他说:“由于党和政府采取宽容的态度,以及比较守秩序的学生越来越理性,到目前我们已避免让冲突升高。如果措施得当,可以真正把广大青年学生和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引导到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新秩序的轨道上来。”

李鹏说:现在全国高校实际上已出现无政府状态,连最起码的校规都不能执行,这怎么能算是民主呢?这又是什么样的自由?这与文化大革命又有什么区别?如果听任发展下去,我们的国家很可能又将陷入又一回的内乱。所以,对话是重要的,但决不能被学生认为我们是在纵容学生,必须立场鲜明,决不能在原则问题上有丝毫退让。在要求民主的问题上,我们只能按照我们的国情在法制的轨道上循序渐进,不能感情用事,失去准绳。

姚依林说:不能因为学潮而影响正常的社会生产和生活秩序,不能因为学生要对话就一味地接受对话;更不能因为学生指责我们工作中的一些错误就一味地认为学生所提的意见什么都是对的。好的我们接受,错的要理直气壮地反驳。该严厉时就得严厉,该强硬的就要强硬起来。学生采取拖的策略,我们不能拖。

杨汝岱说:这次学生上街游行为什么很多老百姓在街上拍掌助威?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老百姓对我们的腐败现象很有意见。

田纪云说:要求惩治腐败的呼声好像是这次学潮中一个共同的呼声,这说明过去我们在惩治腐败的工作做得很不够。当前改革中种种问题,在于政治体制改革没有跟上展开。权力和经济利益的结合导致社会分配不公、官倒猖獗、政府官员腐败,党和政府的威信严重下降。

宋平说:山西学生提出,省委大楼全国第一,人均收入全国倒数第一。甘肃学生提出,省委书记李子奇是书记专业户,他的爱人现为省轻工厅长,儿子是武威市长。不少省级干部的亲属,不是从政,就是经商。

李锡铭:“我只加两点说明:第一,许多知识份子以及一小撮外国人,涉入北京抗议事件。大学严格限制外国人进入,但每天仍有许多外国人出现。戈尔巴乔夫几天后会来访,而这次运动的主谋视之为绝佳机会”;“我的第二点是,我们必须严密观察北京的工人,有迹象显示他们涉入动乱行动。最严重的例子来自北京矿业局,他们报告昨天开始已经收到十件请愿案,其中一件由280人提出。6000多名矿工家庭成员迄今已有1/3参加。”

李瑞环:“我从这些抗议观察到几个原因:第一是学生越来越不满,加上越来越赞同民主、自由和人权观念。第二是西方思想的影响——激进的修正主义、自由主义和虚无主义。第三是他们自中国的一小撮自由派分子获得幕后支持。第四是敌对外国力量的秘密煽动。基于这些理由,我们非常需要对话。我们不能再向学生发动煽动性或敌对的宣传了,我们也不能再使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标签,知识份子和学生对这个标签已经极度敏感,而现在,反讽的是,不论谁被贴上这个标签,他立刻大获同情。我们应当冷静地观察是什么导致了近期人民情绪中强烈的反叛倾向,我们说不会有通货膨胀,事实上通货膨胀了——人民怎能不想反叛呢?上次学生抗议后,我们开除了刘宾雁等人的党籍,但那只增加了他们的名望;他们突然变成知名的‘异议人士’。我们不应再以这种方式处理这些人,只是逮捕异议份子把他们关进监牢没有意义,我们应当改而将他们遣送国外,不让他们回国一段时间。”

江泽民:“上海的情况在北京和天津之间。过去几天情况已经平静下来,我们试图估计《世界经济导报》整顿后的结果,但结果比我们的估计还糟。”

胡启立打断:导报整顿后第一天,上海出现大示威,游行队伍高喊“还我导报”,呼吁恢复钦本立的职务并要求言论自由。王若望、白桦和钦本立本人都带头游行。

江泽民:“这些自由派分子在公众前露面不完全是坏事。问题出在学生和其它知识份子被吸引进来之后,鱼目混珠,使我们的工作更加困难。”

赵紫阳:“上海市委处理《导报》事件显得仓促、草率,把一件简单的问题弄得一团糟。”

江泽民:“我们在处理《导报》一事上是从从大局出发的,注意了内外有别,遵循党的原则,在党员和一般大众间划出清楚界线。钦本立阳奉阴违,欺骗市委,他违背了最起码的党规,受处理是应该的。关键是这件事情被新闻界扩大化了。市委对学生运动的态度是鲜明的:我们绝不容许抗议破坏上海的日常生产或社会秩序;绝不允许成立非法组织;禁止所有非法示威和游行;禁止所有形式的串连;努力地做好教师、学生的思想教育和疏导工。”

杨尚昆:“紫阳透过民主和法律平息学生运动的看法很好,而且现在似乎相当可行”。

李鹏:“我认为平息学生运动的第一步是让学生回他们教室,他们越快回去,社会就会越好。全国有些大学现在已处於将近无政府状态;污辱诽谤党和政府领袖的海报到处出现在墙壁上。有些地方传出企图夺取地方权力的事件,示威、学生罢课以及串连活动到处冒出来,学生已停止服从校规,对地方有关游行示威的规定也嗤之以鼻,而他们称此为民主?这是自由?这和文化大革命有何不同?假如我们不管,可能让我们整个国家陷入大混乱,这就是国务院向党中央委员会常委会提出草案制订‘集会、游行与示威法’的原因。”

万里:“那已列入我们的议程中。”

李鹏:“所以虽然对话重要,但我们绝不能给学生我们鼓励他们抗议的印象,我们必须采取明确立场,在原则问题上毫不让步。学生对民主的要求仅能在国家现实的限制下调整;我们只能依据既定程序逐步缓慢前进,我们不能受情绪操纵或者失去方向。”

田纪云:“惩罚贪污官员的要求在抗议中很常见,那显示我们在这方面还做的不够。我们最近遇到的各种经济改革障碍植根於我们在政治改革上缺乏进步,分配不公、套取暴利和贪污已令党声望严重衰退,我们必须采取有效措施清除政府贪污,并加速往民主前进。”

乔石:“贪污的确对党和国家造成严重影响,中央纪律委员会受理的贪污案每年在数目和严重性上都见增加,显然是造成人民不满浪潮的原因。”

李鹏说:在这两次会上,几次讨论如何对待非法学生组织问题,赵紫阳同志说,有些地方学生会不能得到多数拥护,可以改选,不要怕改选中他上台,我下台。


510日,江泽民来京向赵紫阳谈了他们缓解矛盾的想法,赵批评了上海市委对《导报》和钦本立的处理,把事情搞糟了,是对正在发生的学潮火上加油。并表示,解铃还需系铃人,上海的事情,由上海市委自己去处理,中央不干预,以免外界猜测说上海是在中央的压力下才这样做的。主管意识形态的中央书记处书记芮杏文也明确表示,“《世界经济导报》事件不会朝上海市委决定的方向发展的。”“六四”后,江把这件事作为赵紫阳支持学潮的一个罪状。

59-10日,在北京召开了一个当代社会主义研究的座谈会,会上提出社会主义改革要过好市场关和民主关。对社会主义民主、自由和人权问题,都要提到理论研究的重要位置上来。赵紫阳会见了参加座谈会同志并讲了话。他说,这次学生游行闹事,要吸取的主要教训是必须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512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以《改革要过市场关民主关》作为醒目标题,报道了这次会议的新闻。被邓派指责为“动乱”提供了理论根据。

5914点,约200名记者到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中国青年报》记者部主任郭家宽,科教部主任李大同作为代表递交了有30家新闻单位1013名记者签名的联名信件,这份写给全国记协书记处的请愿书说,根据赵紫阳54日接见外宾时关于对话的谈话精神,有必要与中央主管新闻工作的领导人就新闻界发生的不正常的事件对话。请愿书列举了三项对话内容,第一条就是关于《世界经济导报》总编辑钦本立停职事件,导致新闻单位无法对最近发生的学潮作客观、公正、全面的报导,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事态的发展,违反了党的13大提出的重大情况要让人民知道的原则;袁木429日同首都大学生对话时说“我国新闻是自由的,报社实行总编负责制”的说法与事实不符,这恰恰是新闻改革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强烈要求“与党中央主管宣传工作的负责同志进行一次对话”。

在记者递交请愿书时,1500多名来自北大、北师大等高等院校的学生聚集在记协门前,声援请愿的记者。他们打着“要新闻自由,解除报禁”的横幅,喊着新闻要讲真话、要求对话、声援新闻界之良心、向新闻工作者致敬等口号。学生们还高呼:为民说话,事关重大;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等口号。他们在西交民巷“中华全国新闻记者协会”门口静坐。接着,1500名学生骑车游行到人民日报社门前静坐示威一小时。

59日晚8时许,王丹在北大筹委会广播站发表演讲:我们这次学生运动,作为爱国启蒙运动,有两点:一是要启群众之蒙,主要是焕发各阶层人们的热情,我想这点通过4.275.4大游行高呼口号、沿街散发传单,已经达到了目的;二是要启自己之蒙,我们应该切实按宪法做起,不管他允许不允许,只要宪法允许的,我们就应该做。宪法不是允许言论自由吗?那么对不起,我们就想说我们想说的话。宪法规定了出版自由,我们就能出版自己的报纸。你可以说不允许办报纸,但是,你代表宪法吗?方励之老师讲压力集团,4.275.4就是压力过程,结果怎样,谁输了?是人民还是政府?下阶段主要任务是校园民主建设。校园民主主要包括:学生自己办自己的报纸,办自己的广播,办自由讲座。邀请哪些学者,不经过党委或校领导来批。我们应该有自己的民主墙,应该有与校方对话的机制。相信,我们今天的行动,历史一定会给我们作出公正的判断。

59日,北京大学学生在人大、清华、北师大、政法大学等院校散发了油印传单。传单说,北大学生510日上午9点,组织自行车大游行。晚上,北大筹委会在校内举行了新闻发布会。首先宣读了高自联声明:54日周勇军代表高自联宣布复课的决定作废,将周勇军开除出高自联。同时,高自联通知:510日中午北京各高校学生到中国政法大学集合,骑车环城游行。这次游行的目的是: 1)给政府施加压力,尽快答应学生对话的条件; 2)支持新闻记者的请愿行动,声援钦本立;3)向社会声明学生没有复课,仍在罢课。

51016点,北大、清华、北师大、政法大学等30多所高校近万名学生分别骑自行车游行。游行队伍人沿途散发请愿书、游行说明和印刷的口号。他们在请愿书中提出,恳求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就学生的爱国民主运动、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推进民主法制建设进行对话,希望中央和国务院的代表按规定的时间、地点进行对话。允许新闻界采访、准确进行报导。他们的目的是:一,抗议政府拖延与学生对话,要求政府511日作出明确地对话答复;二,声援北航、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等院校学生自治组织的艰难处境;三,声援59日的记者请愿活动。他们在沿途呼喊的主要口号有:“不要虚假的安定团结、不要无能的官僚、改革不能拖延、民主不能拖延、声援记者、为正义而战、要(钦)本立,不要(袁)立本、支持世界经济导报、为人民说话、自由万岁”等。游行队伍途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新华社、北京日报、人民日报等新闻机构所在地。游行者打着各校的校旗、小三角旗等,在途经这些新闻机构门口时呼喊口号,并散发传单。17时许,约有3千多名游行学生骑车先期来到《人民日报》社,呼喊口号,还有大批的游行者陆续过来。据几名头扎彩带游行的大学生说,《人民日报》社是他们的最后一站。1830,游行学生陆续骑车离开《人民日报》社返校。《河觞》总撰稿苏晓康,作家徐刚、郑义、王朔、史铁生、赵瑜以及作家出版社、《文艺报》编辑部等编辑记者、北大作家班学员也参加游行。这是中国作家群体首次参与民主运动。海南大学约500名学生凌晨上街游行,要求与省长梁湘对话。在山西,数千学生在太原举行大规模示威活动。

5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胡启立到中国青年报社与编辑记者对话。1113日,胡启立、芮杏文、阎明复、王忍之等一些主管意识形态的最高领导,在北京跟新闻界对话沟通,讨论新闻改革。达成的共识是:大学生参加学潮的主要动机是忧国忧民,中央应尽快与学生对话;一定要注意发挥新闻媒介的安全阀效应(一个国家如果缺乏适当的供人民群众发表意见和渲泄不满的渠道,就象一只煤气罐,不爆炸则已,一爆炸非常可怕。新闻媒介可以较好地起到减压、渲泄的作用。西方国家很重视新闻媒介,而我们的新闻媒介则缺乏渲泄不满的机制,所以不闹事则罢,一闹事就是全国性的。因此,一定要增加新闻报导的公开性和透明度,重大事情让人民知道);对学潮处理不宜采用强制性措施(四二六社论是政府采取强制性措施的具体体现,它在一定程度增强了大学生的抵制心理,扩大了学潮的规模。事实证明,单纯的强制性措施解决不了这次学潮。要致力于引导、消化、分散和削弱导致学潮的各项原因,使大学生的不满得到缓解);建议发表《新闻法》草案(《新闻法》(草案)在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前先公开发表,给全国新闻工作者一个发表意见的机会)。胡启立强调:新闻改革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部份,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了。对待新闻改革,我们的态度一定要坚决,步子定要稳妥;要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阎明复说:要进一步增强新闻舆论的公开化、透明度,充份发挥新闻舆论的监督和促进作用,真正做到党的13大报告提出的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让人民讨论。

511日下午,杨尚昆向邓小平汇报。杨尚昆说:这次学潮与两年前的那次很不相同,支持学生的人很广泛,学校教师、新闻记者,包括一些机关干部都有。学生所提的口号也有很多方面是老百姓想说而没有说出来的。所以,这次学潮有市场。到目前为止,可以说,一方面表达了大多数人的意见,另一方面那些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极端分子也正在积极利用这次学潮,还有西方反华势力以及港台一些反革命组织的介入。

邓小平说:我们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一小撮坏人混杂在那么多青年学生和围观群众中间,提出所谓反腐败的口号来激动人心,使我们在采取策略时犹豫不决。我看,现在是学生在逼我们。这几天我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到底哪一种处理办法更有利于问题的解决?

杨尚昆说:赵紫阳希望在适当时机对4.26社论的定性作一些改变。邓小平说:我看常委中只有姚依林的观点最鲜明、态度最坚决,并且一以贯之。在重大政治问题面前,政治局常委一定要敢于坚持原则。邓小平向杨尚昆表明:他不同意赵紫阳要求改变定性的主张。

513日上午,赵紫阳、杨尚昆到邓小平家向邓汇报了近期工作,交代戈尔巴乔夫的接待方案。邓小平说:“我稍早说过,这次动乱根源并不单纯。反对者并非仅是一些学生,而是一群反动份子,和一群乌合之众,以及一些极少数资产阶级自由化份子。这些人想要推翻我们的党和我们的国家。这些人虽少,但夹在学生和群众当中,将使平息工作更加困难。我们必须理解其中的复杂性,这绝非仅是学生和政府之间的事。”赵紫阳说:“政治局已达成共识,采用引导和区隔政策,在隔离一小撮捣乱份子的同时,赢得学生和知识界的认同,并用民主和合法的方式进行。为具体执行,政治局的同志已和多个团体展开对话。今早李鹏去了首钢,中午我也会见北京工人代表。”邓小平问“现在的社会各界心态怎样?”当听到赵紫阳、杨尚昆说工人、农民、军人照常上班,没有罢工后,更坚定了他用武力镇压的决心。当然,邓不能明确的告诉赵,准备动用军队镇压学潮;因为他对紫阳不抱任何信心。赵向邓汇报了58号常委会、510号政治局会议同意的赵紫阳的建议,就是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来解决问题。邓当着杨尚昆的面表示:我同意政治局常委跟政治局的意见。

正当邓赵杨在邓小平家聚首的时候,李鹏来到首都钢铁公司,与这个公司的炼钢工、轧钢工等生产在第一线的工人进行座谈对话。工人代表说:改革出现失误,人们可以承受,但对党内腐败等问题,人们无法容忍。学生们提出的反对腐败的口号,说出了我们工人阶级的心里话。中央应该从自身做起,下决心采取有效措施解决腐败问题。不然的话,就会失去民心。首钢工人虽然没有上街游行,但并不意味着反对学生街游行。现在社会上物价飞涨,官倒现象严重。所以,我们认为学生街游行对解决当前国家面临的实际问题是有好处的。工人代表强调:我们希望党和政府与各个阶层群众的对话是正常性的,不要碰到事情了,再去进行对话。希望今后要经常、及时针对群众中的问题进行对话。李鹏说:我们要切实加强党和政府与各个阶层人民群众的对话,并形成制度,真正保证正常渠道的畅通,了解基层的情况和意见,使工作走上法制的轨道。同时,对一些群众中的热点问题进行疏导,避免酿成事端。

513日下午,赵紫阳与乔石、胡启立、阎明复在人民大会堂同首都工人代表进行座谈对话,这是由总工会副主席朱厚泽为他专门组织的。赵紫阳对工人代表说,我想告诉同志们,近来学生提出的合理要求,工人和其它群众提出的合理要求,党和政府都在认真负责地抓紧研究解决。多渠道、多种形式的对话正在广泛开展。各级党委和政府都在为搞好治理整顿、争取经济形势的好转而进行着艰苦的工作。中央为推进民主和法制建设,加强廉政建设,促进政治体制改革,围绕广大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热点问题,最近正在研究许多实际措施和步骤,扎扎实实地加以解决。6月下旬全国人大常委会全体会议将把群众关心的若干热点问题列为主要议题,就是我们决心依靠民主和法制解决问题的一个重大步骤。尽管人们可能有这样那样的意见,这是不可避免的,也是正常的。赵紫阳强调指出:大学生也好,其他公民也好,如果因为对本单位或国内的工作有意见,就去干扰国际会谈,妨碍中苏高级会晤,如果出现那样的事,那就没有道理了,就不会得到人们的同情和支持。希望广大同学都能保持理智,顾全大局,自觉地维护国家的尊严和利益。在这次会议上,有工人代表特别提到了邓小平同志现在是否仍参与中央的一些重大决策的问题。当时,赵紫阳作了如下回答: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是我们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从党和国家的事业出发,我们仍然需要邓小平等老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丰富经验和政治智慧,需要他们把关。况且小平同志现在还是中央军委主席。赵紫阳的谈话,通过新闻媒介,当晚就进行了充份的报导。

会后,赵紫阳、杨尚昆、李鹏、乔石、胡启立、李铁映、李锡铭、阎明复、陈希同等在中南海碰头,部署了对策。

8  绝食在天安门广场

419日晚,北大作家班的郑义和妻子北明向张伯笠等首次建议绝食。郑义说:“实在不行就绝食,这是非暴力斗争最有效的武器”。张伯笠赶紧找出《甘地传》,研究甘地是怎么绝食的。郑义说,应该先写个绝食的标语,但商店已经下班了,买白布也来不及了。张伯笠把床上的白床单拿下来,铺在地上,两大瓶墨汁倒在饭盒里;郑义蹶在地上,像写他的“老井”那样认真写着“绝食”两个大黑体字,同学们都夸他字写得好。当张伯笠把“绝食”的床单带到新华门前时,已是419日午夜了。几个北大的同学把床单铺在新华门前,白梦和北大数学系的一位同学很认真地征集签名,那些守门的警察毫无表情地看着他。

422日晚郑义在北大作家班再次向王丹等学生领袖提出“尽快通过全校大选,成立合法的新学生会,尽快出版自己的报纸,以事实上的组织与出版物来争取宪法上一纸空文的结社出版自由;稳定领导核心,不要搞书生气十足的大民主,走马灯似地撤换领导核心,并少与方励之夫妇接近等建议”。在一间学生宿舍里,郑义对王丹、郭海峰、熊焱(在场的有作家班张伯笠、陈建祖)说:“如果当局实行军管,不准贴大字报,不准示威、请愿,不准出校门,便可立即宣布绝食。既不违法,又是困境中最有力的斗争方式。”郑义向他们简略讲述了文革中参与绝食斗争经验。只要有数十人宣布绝食,就会有数百上千人响应,就会有数万人围观,捐款捐物捐药。而绝食者的请愿条件,便立即会成为全社会的议论中心。过24小时,体弱者开始昏倒;过48小时,开始大量昏倒;72小时是一重要临界点,每一分钟都会有救护车呼啸而去;穿梭不停的救护车将成为这座城市的主要景观;在政治高压下平素沉默不语的社会,立时会燃成愤怒的火山……(《历史的一部分》第2324)

426日,柴玲拜访张伯笠,张说:“你知道吗?我们历史上自古至今,都有一个杀手锏,就是绝食,连古代皇帝也受不了这一套,别说外国了。你们要绝食,我们在校园里也绝食,拉起一个棚子来,网些白布,都围起来。当然我们回来,可以到宿舍里,厕所里偷偷吃一点,然后再出去。大学校长一看见你们绝食,你们这些祖国的宠儿宝贝,一看见你们绝食,还不得赶紧抱着你们,把你们送回来。”

据谣传:510日晚,吾尔开希与彭涛在曾到田纪云的办公室,与田纪云和赵紫阳的秘书商量问题。秘书一直站在后面没说话,而田纪云不时回过头低声地与他商量一些问题。开希认为中央有缓和的态度,如果再一加压的话,就很可能答应学生早期提出的要求。

511日,北师大的吾尔开希、北京电影学院的马少方等到北大来参加高自联的会议,中午开希、少方、程真、王文(北京农业工程学院)、杨朝晖(北师大职工子弟)及封从德6人在人民大学校外一家饭馆讨论学运局势发展。当时,高自联组织了对话代表团,希望与政府对话,但截至11日,政府仍未给出明确答案。高自联连续几个决议都反对绝食,结果身为高自联常委的吾尔开希、王丹等8人撇开高自联组织很轻率地“个人发起”了绝食。他们以为把绝食的消息放出去就可以给政府施加压力。15年后,充满悔恨的马少方说:“我们在不当的时机,因一腔热血,满怀正义,却发动了一次错误行动。”

511日下午,北大三角地贴出一份署名为“16楼部分研究生”的《紧急建议书》说“鉴于目前的严峻形势,我们建议破釜沉舟,采取如下紧急措施:A、集体绝食,具体时间地点可商量。B、竭尽北京高校的全力,于戈氏访华之日进驻天安门,作最后拼搏。成败在此一举,同胞们一起努力”。晚上,王丹、吾尔开西聚会筹划绝食,理由“绝食学生是自发组织的,谁也没有权力阻止”。

511日晚上,北大筹委会在203教室举行新闻发布会,“高自联”总部移至北大。在戈氏访华期间将邀请戈氏来北大,并进行邀请戈尔巴乔夫来北大演讲的签名活动,准备将签名信于13日送往苏联大使馆。近400名学生和30多名记者到会。新闻发布会后,北大三角地28楼学生自办的广播站,围绕戈尔巴乔夫来访如何采取行动进行了辩论,大多数发言者赞成邀请戈尔巴乔夫来北大。有学生建议北大校长授予戈氏名誉博士;有学生说,不管戈氏是否来北大,只要我们的签名信送到,戈氏必有表示,这样我们就满意了。

51210:30,经北京市公安局批准,中央民族学院等高校千余名穆斯林大学生上街游行,抗议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发行的严重侮辱伊斯兰教的《性风俗》一书,并先后向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全国人大信访办、中央统战部等部门递交了请愿书。

512日上午,北大、北师大进行的万人签名请愿活动,希望戈尔巴乔夫来华时能抽出时间来北大与学生座谈,介绍苏联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些做法。下午,北大、北师大学生先后到苏联驻华大使馆递交信件,邀请戈尔巴乔夫访问北京大学并与学生进行座谈。苏联驻华大使馆外交官们答应将他们的信件转交给戈尔巴乔夫,并告诉学生代表说,戈尔巴乔夫在北京的日程已排满。学生带着一幅红色巨大横幅上写着“戈尔巴乔夫,北京大学欢迎你”。

512日,4名学生代表王丹、吾尔开希、马少方、封从德联名致信中共中央,重申要求建立真诚平等对话机制和实现校园民主化。12日中午,各校发起的绝食倡议已得到300多人的签名响应。在北大、北师大、人大、清华大等高校贴出了征集参加绝食签名的大字报说“13日中午12点集合去天安门广场绝食请愿,希望同学们报名参加。绝食的目的是:要求新闻自由,取消报禁,促使政府与学生对话”。发起人之一的吾尔开希表示,如果政府明天早上答应对话,绝食活动立即取消。12日晚,北大三角地贴出了题为《血祭》的大字报,号召以绝食作最后的抗争。提出了这次绝食自始至终坚持的两项要求:要求政府承认这次学潮是爱国民主运动,否定“4.26”社论;政府与学生直接对话,现场直播。随后,王丹与柴玲(王有才)掀起了一场绝食签名运动。先后签名者有60多人。并成立了绝食团。

513高校出现署名严家其、苏绍智、包遵信等人的大字报:《我们再也不能沉默了》。

513日(星期六),北大、北师大、政法大学等院校相继贴出了《绝食宣言》。上午8:30,北大三角地贴出署名“首都高校自愿绝食者”的《绝食宣言》:各位亲爱的同胞,在前几次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活动之后,今天,我们决定在天安门广场进行绝食斗争。原因:第一,抗议政府对北京学生罢课采取的麻木冷淡态度。第二,抗议政府拖延与北京高校对话代表团的对话。第三,抗议政府一直对这次学生民主爱国运动冠以“动乱”的帽子,及一系列歪曲的报道。要求:第一,要求政府迅速与北京高校对话代表团进行实质性的具体的真诚平等对话。第二,要求政府为这次学生运动正名,并给予公正评价,肯定这是一场爱国民主的学生运动。绝食时间:1314点出发。绝食地点:天安门广场。口号:不是动乱,立即平反!立即对话,不许拖延!我爱真理,胜过米饭;为民绝食,实属无奈!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世界舆论,请声援我们!

930分,北大筹委会广播了“绝食行动方案”:1130分,纠察队在南校门集合。绝食团中午12时出发,13时到北师大宣誓,通电中外记者、中外红字会和各国政府。

《新闻导报》登载了《不要问我叫什么名字——谨以此献给为真理的绝食者》的诗。

五月,是警察最忙碌的季节,

他们像知了一样蛰伏在每一条街衢上。

他们挥舞着羽翼——

在阳光下挥舞着羽翼,

那些羽翼上长满了蜘蛛网……

同学,不要问我叫什么名字,

把你的手伸出来,

把我的手伸出来,

把我们的手伸出来,

让我们的手臂挽在一起——

把死亡和苦难交织在一起,

把生命和真理交织在一起,

在五月的广场上,

我们用我们自己的躯体,

挽成一只巨大的花圈——

不朽的花圈!

 

是的,五月是树木绿透的季节,

是我们把自己从生命之树上折下来的日子,

是无数条葱绿的枝叶在纪念碑下,

等待枯萎和复活的时刻。

同学,不要问我叫什么名字,

把你的手伸出来,

把我的手伸出来,

把我们的手伸出来,

让我们的手臂挽在一起——

先驱者的群像!……

张伯笠朗诵的时候,同学都哭了,大家拥抱在一起,为那些用自残的方式去求民主的同学难过。

1030分,在北大29楼前,赵体国带领头扎白布条的160多名学生以北大绝食团名义集体宣读绝食誓词:我宣誓:为了促进祖国的民主化进程,为了祖国的繁荣,我愿绝食。坚决服从绝食团纪律,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然后,曹文轩等教师用21楼教师募捐来的钱,在燕春园为绝食的同学饯行。饱食一顿。作家班学员为绝食学生写的横幅——“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盼回还”立在燕春园饭馆内,绝食学生一批批在横幅前照相。还放了一段音乐,场面非常悲壮。大家高呼“不达目的,绝不罢休”!在场同学都哭了。

13日中午柴玲在北大广播站念《绝食书》,柴玲朗诵的《绝食书》全文如下:

在这阳光灿烂的五月里,我们绝食了。在这最美好的青春时刻,我们却不得不将一切生之美好绝然地抛在身后了。但我们是多么的不情愿,多么的不甘心啊!

然而,国家已经到了这样的时刻,物价飞涨、官倒横流、强权高挂、官僚腐败,大批仁人志士流落海外,社会治安日趋混乱,在这民族存亡的生死关头,同胞们,一些有良心的同胞们,请听一听我们的呼声吧!

国家;是我们的国家;

人民,是我们的人民;

政府,是我们的政府。

我们不喊,谁喊?

我们不干,谁干?

尽管我们的肩膀还很稚嫩,尽管死亡对于我们来说,还显得过于沉重,但是,我们去了,我们却不得不去了,历史这样要求我们。

我们最纯洁的爱国感情,我们最优秀的赤子心灵,却被说成是“动乱”,说成是“别有用心”,说成是“受一小撮人的利用”。

我们请求所有正直的中国公民,请求每一位工人、农民、士兵、市民、知识分子、社会名流、政府官员、警察和那些给我们炮制罪名的人,把你们的手抚在你们的心上,问一问你的良心,我们有什么罪?我们是动乱吗?我们罢课、我们游行、我们绝食、我们献身,到底是为了什么?可是,我们的感情却一再被玩弄——我们忍着饥饿追求真理,却遭到军警毒打;民族精英跪求民主,当权者却视而不见;平等对话的要求一再拖延,爱国学生处境危艰……

我们怎么办?

民主是人生最崇高的生存感情,自由是人与生俱来的天赋人权,但这些却需要我们这么年轻的生命去换取,这难道是中华民族的自豪吗?

绝食乃不得已而为之,也不得不为之。

我们以死的气概,为了生而战!

但我们还是孩子,我们还是孩子啊!中国母亲,请认真看一眼您的儿女吧,当饥饿无情地摧残着他们的青春时,当死亡正向他们逼近时,您难道能无动于衷吗?

在生与死之间,我们想看看,政府的面孔── 是答复、不理睬、还是镇压?在生与死之间,我们想看看,人民的表情──我们想拍一拍民族的良心。

我们不想死,我们想好好地活着,因为我们正是人生最美好之年龄;我们不想死,我们想好好学习,祖国还是这样的贫穷,我们似乎没有权利留下祖国就这样去死──死亡绝不是我们的追求!但是,如果一个人的死,或一些人的死,能够使更多的人活得更好,能够使祖国繁荣昌盛,我们就没有权利去偷生!

当我们挨着饿时,爸爸妈妈们,你不要悲哀;当我们告别生命时,叔叔阿姨们,请不要伤心。我们只有一个希望,那就是让你们能更好地活着;我们只有一个请求,请你们不要忘记,我们追求的绝不是死亡!因为民主不是几个人的事情,民主事业也绝不是一代人能够完成的。

死亡,在期等着最广泛而永久的回声!

人将去矣,其言也善;鸟将去矣,其鸣也哀。

别了,同仁,保重!死者和生者一样地忠诚。

别了,爱人,保重!舍不下你,也不得不告终。

别了,父母!请原谅,孩儿不能忠孝两全。

别了,人民!请允许我们以这样不得已的方式报忠。

我们用生命写成的誓言,必将晴朗共和国的天空。

北京大学绝食团全体同学    1989513

1220,北大绝食团成员约400人(其中,绝食的学生160多名,其他为纠察队、救护队、宣传队、后勤队等)向北师大进发,各校绝食队伍在北师大汇合后,几千人统一到天安门广场。1525分,约2百名北大绝食请愿的学生率先从西长安街进入天安门广场。绕场一周后,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北侧围成一个大圈,一些纠察人员阻止群众进入圈内。之后,清华大学、北师大、政法大学、北京科大、北京理工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医科大学、北京农业大学、中央民族学院、北京经济学院、北京机械工业管理学院、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等高校的绝食学生和三名上海“七人赴京请愿团”团员陆续到来。他们的口号有:立即对话,不得拖延!清除官倒,从中央做起!从现在做起!反对愚民政治,新闻自由。

1620分,绝食人员聚齐。1635分,约1千名左右学生进入广场,游行队伍打出的百幅横幅、标语的主要内容有:绝食请愿,实属无奈;妈妈,我饿,但我吃不下;绝食,不吃油炸民主;绝食罢课,请求对话;饥饿可忍,民主不可忍;为民族悲,为绝食哀等;永别了,妈妈;维护法制,还我公道;尊重教育,还我校园;《导报》无罪,本立无罪……

17点,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升起一面黑色绝食旗。当巨大的黑色的“绝食”大旗在纪念碑前正中旗杆上升起时,学生们已破釜沉舟,义无反顾!一名大学生手持电喇叭宣读了高自联的简短声明:“近来学生所进行的主要目的是反对党内和社会的腐败现象和裙带关系,政府一再拖延和学生进行对话,北京高校的大学生自发到天安门广场绝食请愿以示抗议。……现在大学里仍在进行签名运动,要求和戈尔巴乔夫进行对话。”

17点半,绝食学生在一名学生的带领下朗诵了绝食宣言。他们在“绝食”大旗下宣誓:“我立誓,为了促进祖国的民主化进程,为了祖国的繁荣……”表示“我们用生命写成的誓言,必将晴朗共和国的天空”。“绝食请愿团”宣布,绝食从513日下午520正式开始。患软骨症的民族不应忘记这个时刻(《历史的一部分》第4344)。此时,几名学生手持复印照片大喊:这是4.20惨案中警察打学生的真相,这就是中国政府所谓的容忍和克制。群众争相围观。人民大会堂北侧一白旗上写:哭绝食壮士,哀冷漠政府。落款:北航。

18时,高自联三名成员王丹、王超华、马少方在中国历史博物馆西侧台阶举行了中外记者招待会。他们宣布:这次绝食请愿活动,同学们已经决定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他们提出了停止绝食的条件是:①当局迅速与学生对话代表团举行实质性的明确、具体、真诚的对话;②公开评价学生运动,承认它是爱国的民主运动。

入夜,各路声援队伍陆续来到天安门广场。2315分,清华大学数千人到达。北大283名教师联名上书,促请政府尽快对话,保障学生安全。又有百余名学生到新华门前静坐。严家其、苏绍智、包遵信等在北大帖出了《我们不能再沉默了》的大字报,呼吁1514点在复兴门立交桥集合步行到天安门,举行首都知识界大游行。大字报说,知识分子们,我们不能再沉默了!拿出我们的良心、勇气和社会责任感吧!!让我们书写历史!!!

513日晚的政治局常委会上,赵紫阳、杨尚昆、李鹏等都对学生的绝食行动感到气愤,决定:①晚上先由阎明复代表中共中央与高校教师和绝食学生座谈;②如果座谈没有大的效果,则由李铁映、李锡铭、陈希同等到广场劝说学生回校;③为防止事态扩大,杨尚昆同意将欢迎戈尔巴乔夫的仪式由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临时改由首都机场举行;由外交部通知苏联驻华大使馆,请求谅解。

23时,阎明复邀请部份高校教师和高自联、学生对话团、绝食学生代表20多人在统战部礼堂座谈,这些人中有:刘晓波、周舵、王超华、王丹、吾尔开希、柴玲、马少方等。

阎明复说:党中央对这次整个学生运动的主流是肯定的,党和政府对同学们提出的合理要求,正在认真研究许多实际措施和步骤,扎扎实实地加以解决。当然,我们的各项工作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得到圆满解决。同学们应该知道,6月下旬全国人大常委会全体会议将把群众关心的若干热点问题列为主要议题,这表明了党和政府的一个决心,我们决心依靠民主和法制的轨道解决问题。尽管同学们有这样那样的意见,这是可以理解的,也是正常的。

绝食学生代表提出:政府应接受学生自治联合会提出的参加对话的40名学生代表名单,并将这次对话现场直播。阎明复说,我现在不能马上答复同学们,但我会尽快将同学们的要求如实报告中央。绝食学生代表:政府不能给予答复,绝食的广大同学也就很难现在就结束绝食返回学校。阎明复:现有事态的发展,已经超出了发起人的善良愿望,已经不是你们所能够影响得了的。无论从国家利益还是同学们自己的身体状况着想,都不应该进行绝食。同学们完全可以通过正常的对话渠道提出你们的要求和建议,我可以负责地说,从现在起,党和政府对话的大门是敞开的。希望广大同学都能保持理智,顾全大局,自觉地维护国家的尊严和利益。阎明复最后表示,尤其在中苏高级会晤之际,同学们从维护国家的尊严出发,也不应该去干扰国际会谈,妨碍中苏高级会晤。否则,就没有道理了,就不会得到人们的同情和支持了。希望说服正在广场上绝食的同学。

阎明复的呼吁没有得到实质性的回应,第一步方案失败了。座谈结束后,阎明复当即向赵紫阳作了汇报,阎明复明确表示,现在的形势的确非常复杂。来参加对话的学生组织就有高自联、学生对话团和绝食学生代表,他们本身的意见就不统一,连座位都分开坐。我看,他们谁也代表不了广场上的绝食学生,很难对广场绝食的学生发生影响。在第一步行动不能奏效的情况下,决定采取第二步行动。晚上九时,根据既定部署,北京市政府安排的市红十字会的医务人员和市急救中心的两辆救护车进入天安门广场附近,医护人员开始救护工作。

14日凌晨2时半,李铁映、李锡铭、陈希同带领国务院副秘书长安成信、北京市委副书记李其炎、汪家缪、张健民等来到天安门广场劝说绝食学生回校,一些被激怒的学生大声吼:太晚了,太晚了。早知今日,何必当初!还有一些学生在议论:有人在出卖我们!有人已经在和政府作交易了!更多的学生对李铁映等人的劝说不予反应。李铁映、李锡铭、陈希同等分别找绝食团的一些同学谈话,没有得到积极的响应。李铁映找一位学生:你们为什么要绝食?学生回答:政府总在拖延时间,今天广播里说15日与学生对话,到底对得成对不成,我们没有信心。李铁映又问:你们绝食的真正目的是什么?另一位学生回答:我们不是要推翻政府,而是要帮助政府整风,如说官倒问题,政府为什么不能揪出几个官倒老虎?我们希望政府廉洁。陈希同问:你们准备绝食到什么时候?一位学生回答:绝食到失去知觉,直到被抬出去。另有学生回答:我们现在制造舆论,只是为了唤醒民众。

14日在天安门广场的绝食学生人数已达1千多人,围观者白天达到几万人,晚上达到10多万人。绝食静坐的学生秩序良好,学生纠察队在维持秩序,防止外人进入,但围观的群众秩序较乱。不时有人演讲,广场时而传来九一八、国际歌、国歌、血染的风采等歌声。

早晨,当广场升起五星红旗时,许多学生起立致敬,并唱起国歌。学生们打出的横标有:专制不死,国无宁日、动乱之源在于腐败、人民养不起寄生虫等。学生绝食不绝水,不时有人为绝食同学送来开水、汽水和药品。到晚上十时在天安门广场发现有十多名绝食学生晕倒或胃痉挛。北京市政府安排在广场附近的急救车当即将他们送到市急救中心紧急抢救。

14日,为声援天安门广场绝食的学生,北京各个高校再次罢课。上午8时,上海高校首批进京请愿团来到广场,接着又有北大、北师大、清华、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等校的学生前来声援,下午中国人民大学青年教师、中国政法大学青年教师、北京理工大学博士生等都打着横幅、旗帜赶来。接着,天津大学、南开大学的7百多名和平民主请愿团人员也来到广场。每当新的声援队伍出现,都绕场一周,吸引数千学生和群众跟随。

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校部份教师贴出《倡议全体教师罢课》的大字报,提出:若今晚11时以前政府不答复学生的要求,15日将罢教。北京大学的一名教师在天安门广场宣读了北大三百名教师就学生绝食请愿活动,致党中央、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的公开信,提出党和政府的高层领导人,应尽快与首都高校学生对话代表团进行实质性对话等要求。

514日,12位著名学者严家祺、包遵信、李洪林、戴晴、于浩成、李泽厚、苏晓康、温元凯、刘再复、苏炜、李陀、麦天枢联名发出的《我们对今天局势的紧急呼吁》。要求:第一,中央负责人发表公开讲话,肯定这次学潮是爱国的、民主的行动,绝不以任何形式对学生“秋后算帐”。第二,承认由大多数学生经过民主程序选举产生的学生组织是合法的。第三,不能以任何藉口、任何名义、任何方法对静坐绝食的学生采取暴力;谁这样做,谁将成为历史的罪人。同时,他们并亲赴天安门广场劝谕学生发扬“4.27”和“5.4”两次大游行表现出的可贵理性和克制精神,暂时撤离广场,以使中苏高峰会议能顺利进行。他们指出,民主是渐进的过程,并非一朝一夕可以争取到。可惜,他们的紧急呼吁并未被当权者理会。

514日,赵紫阳派政治局委员李铁映、书记处书记阎明复、监察部长尉健行出面与学生代表进行对话。10时多,为使下午的对话有效果,阎明复又约请高自联成员王丹、吾尔开希、王超华等人在统战部小会议室谈话。阎明复说,我可以负责地告诉大家,今天下午4时,在统战部礼堂,李铁映、我本人和尉健行等愿意与学生指定的对话代表进行对话。我希望这次对话能解决一些实质性问题。学生代表似乎认为官方的级别还不够,但没有说出来。对此,阎明复郑重指出:李铁映是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我本人是中央书记处书记,尉健行是国家监察部部长。你们觉得哪个级别还不够?学生代表表示同意。学生代表一致要求:这对话由中央电视台进行现场直播。阎明复明确表示:这不可能。统战部礼堂没有直播设备,而电视台的转播车又都去准备采访戈尔巴乔夫了,调不出来。为了打破僵局,阎明复主动提议:这次对话,我们可以进行现场录像,由学生代表监督封存,送往中央电视台,保证当晚播出。阎明复严肃地说,现在广场的形势非常复杂,你们有没有信心能劝说广场的同学停止绝食?到底有多大的把握?学生代表表现一种为难情绪,一个学生代表说,要是有著名的知识分子出来进行劝说效果就好了。另一位女学生说,当天下午很多著名学者要在光明日报开会,我争取想方设法把他们请来!我可以试试。阎明复当即表示欢迎。

1416时,在中共中央统战部礼堂,李铁映、阎明复、尉健行与首都高校所推举出的对话代表开始对话。学生代表说:这次对话,我们希望在三个方面进行。一是怎样评价这次学运;二是怎样保证宪法第35条规定的公民权利;三是如何推进中国的改革。这次会谈基本围绕第一个问题进行。学生代表主张承认这次学运是学生爱国民主运动,公开纠正4.26社论的错误定性。李铁映、阎明复等主张,肯定这次学潮中广大同学的爱国热情和善良愿望。同时,李铁映强调,目前的事态还在进一步发展,有些事情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希望广大同学冷静,让时间和实践对这次学潮作出评价。由于双方意见的极大差距,在第一个问题上难以达成一致意见。19时左右,在天安门广场绝食的学生代表来到对话现场,再次要求现场直播这次对话。阎明复回答:技术设备条件无法解决现场直播问题。在双方对话僵持的情况下,阎明复宣布休会,第二天上午继续就有关问题进行对话,统一认识。

15830,李铁映、阎明复等在政协礼堂继续与学生对话。这次对话,由全国学联和北京市学联邀请,对话仍然围绕到底如何评价这次学生运动展开,对话的实质是劝说学生停止已经在天安门广场进行的绝食请愿。全国各地相继爆发声援绝食学生的大游行。首都高校学生也组织了各种后援活动,大批学生24小时在天安门广场维持秩序。部分绝食学生昏迷,少量维持秩序的学生由于劳累过度而送院治疗。15日,赵紫阳要求亲自到天安门广场向社会和学生宣布个人意见,被中共中央办公厅以违反党纪为由阻止。

515日上午,绝食学生成立“天安门广场绝食指挥部”,由北大女生柴玲任总指挥,统一领导绝食请愿活动。绝食指挥部举行记者招待会说:我们要求公正评价学生运动是爱国民主运动,不是动乱,可没有一个领导人敢来说这句话。绝食的目的一定要达到,否则将用生命实现誓言。天安门广场聚集上百万人。声援学生的队伍不断地通过长安街。当时连中共央视老喉舌赵宗祥也举着牌子、置身游行之列,中共的笔杆子,居然开始失控了。全国各个省会城市的高校学生都声援北京学生的绝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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