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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八九民运惨遭镇压64末篇

已有 1562 次阅读1/8/2017 00:32 |系统分类:历史

1  风声鹤唳,发布戒严令

58-12日邓小平在武汉接见各军区司令员、政委、部分集团军军长、政委;开始秘密调兵进京。513日他向陈云、杨尚昆、李先念、王震、薄一波、宋任穷等等15位党政军老人通报:“军队的立场是绝对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的命令和指挥的,其它人连一个师、一个团甚至一个警卫中队都调动不起,我是很放心的”。

515日,陈云、李先念、王震、杨尚昆、薄一波等40多位党政军政治老人,给邓小平打电话或登门拜访,对局势恶化表示担忧,要求尽快采取坚定措施,平息动乱。邓小平作了两点答复:待苏联戈尔巴乔夫访华返苏后,准备实施军事管制,恢复秩序;已下令从沈阳军区、济南军区调动部队进京。所有这些均对军委第一副主席赵紫阳保密。

邓小平暗自和一批党内的元老包括邓颖超、彭真、陈云私下碰头后,决定调动50万野战军包围北京,不惜以血腥镇压来换取党权的巩固,这个做法当时是不敢告诉百姓,甚至瞒着中共政治局及其常委会。邓小平的计划是在军队进城的当晚516号,召开一次形式上的政治局常委会,通过关于军队进城实现戒严的命令,形式上背书一下军队进城的行动。赵在516日时的态度,包括接见戈尔巴乔夫时候对当时学生运动的态度,使邓小平觉得赵紫阳可能使政治局常委会上讨论实行戒严无法按计划进行。结果516号晚上,邓小平没有敢召集政治局常委会,而拖到了517号。20万军队已进城,讨论调动军队的政治局会议还没有开。这是杨尚昆在1989519日接见军以上干部讲话时泄露的。

据可靠消息:为出席重大国事活动,邓小平曾大剂量地被施以药物;而这样用药,事后会给病人带来“严重不适”。1989422日胡耀邦的追悼会,邓小平服用了大剂量药物,邓小平才能够以一个身患多种疾病的85岁的老人之身,在追悼会上站立了“整整一个小时”而无倦意,425日邓小平便发出了那个他终身难以挽回后果的“4.25讲话”;1989516日与戈尔巴乔夫的会见,邓小平事前也服用了大剂量的药物,517日便作出了可以埋藏他终身荣誉的“戒严”决定!可见:两次“大剂量”用药后,邓小平都出现了“非理性的暴力思维倾向”。众所周知,在1945年举行的“雅尔塔会议”奠定了美苏“瓜分世界”的格局,但两位主演中,美国总统罗斯福两个月后离开了人世;而苏联的独裁者斯大林的健康状况由此急转直下……。此后的斯大林活了8年,而邓小平也活了8年。

518日上午,邓小平拟定戒严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89条第16项的规定,国务院决定,自1989521日起在北京市部分地区实行戒严。为配合完成这次戒严的任务,兹命令北京军区的北京卫戍区、24军、27军、28军、38军、63军、65军,沈阳军区的39军、40军,济南军区的54军、67军的有关部队分别于519日、20日自驻地进驻北京地区目的地。1822时,首批军队第26集团军第77师到达京郊待命。

519日凌晨,中国的第一个自治工会宣布在北京成立。他们在其成立宣言中,要求中共中央国务院必须在24小时之内无条件接受绝食同学的两点要求。否则,工人们将从520日上午12时开始,全市工人总罢工24小时,并根据事态的发展决定下一步的行动。除了一个工厂响应罢工外,北京没有发生全市性的罢工活动,原因是政府的戒严。

519日,游行声援的人数近百万;口号针对邓小平、李鹏增多。虽然道路并没有堵塞,但市区的公共汽车全部停驶。广场及市区各路口不见交通警察。冰心坐电动车上街游行,车上挂着写有“学生爱国,我爱学生”的布条。519日外地大学生来京声援的人数明显增多,近6万人参加天安门声援活动。当天在全国116个城市爆发了大规模的学生抗议活动。其中,游行示威人数在万人以上的城市有上海、天津、哈尔滨、长春、沈阳、西安、南京、杭州、南昌、武汉、长沙、石家住、郑州、兰州、成都、重庆、贵阳、福州、呼和浩特等。

519日上午,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办公室副局长高山,到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向正在开会的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陈一咨等20多人通风报信,透露了5月初以来中共中央内部关于处理学潮的情况,并说明赵紫阳已经请假。

在陈一咨的倡议下,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国务院农研中心发展研究所(农研中心主任杜润生是赵紫阳的老朋友,研究所长是姚依林的女婿王歧山)、中信公司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李湘鲁曾任赵紫阳的秘书)、北京青年经济学会(鲍彤兼任北京青年经济学会会长,副会长是陈一咨)4家单位的名义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六点紧急声明》,全文如下:

㈠这次以大学生为先锋,绝大多数社会阶层广泛参与的爱国民主运动,谱写了中国民主运动史上最辉煌的篇章。㈡事态演变到今天这样严重的地步,完全是由于党和政府在决策上的失误和拖延所致。㈢建国以后,党和政府的高层领导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脱离人民,违背良知,与人民的意愿直接对立。其原因在于传统政治体制不能按法制轨道运行,没有政治公开性,形成了只关心上层权力斗争,不以民族利益和国家前途为重的局面。㈣目前事态还在恶化,坚持已有的失误而继续失误,以致采取极端举动(如军管),将会导致真正的动乱,甚至造成民族分裂。这种黑暗的前景是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中国人民所无法接受的。㈤为此,我们呼吁公开高层领导的决策内幕和分歧,由全国人民共同做出判断和选择;我们呼吁立即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特别会议,行使宪法赋予的最高权力,进行干预;我们呼吁立即召开中国共产党特别代表大会,对政治局最近一段时间的工作进行审议;我们呼吁各界声援活动务必保持理智和秩序,珍惜这次学生运动已取得的成果;我们呼吁各阶层人民组织起来,协助大学生做好维持秩序和后勤服务工作;我们呼吁绝食人员多多保重身体,争取尽快结束绝食,你们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胜利,祖国需要你们以更新、更持久的方式去取得新的胜利!㈥国家是人民的国家,政府是人民的政府,军队是人民的军队,中国现代化的历史潮流是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了的(198951912时)。

这份声明在李鹏宣布戒严前已从几百份变成几千份、几万份到处张贴。由于它符合多数人的愿望和心理,所以在各界民众和党政机关内影响很大。

1914时,学运之声广播电站广播了三所一会的6点紧急声明。

519日下午,鲍彤连续接到李鹏办公室的电话,催问赵是否参加晚上由中央和国务院召开宣布北京戒严的首都党政军干部大会?鲍代赵回答说不参加。同时,杨尚昆再次与赵紫阳唔面,说服赵参加,并说:“你不讲话也可以,只要你参加,小平那里我再去做工作,我可以向你保证你常委的位置不动。”但遭赵婉拒,赵说:“我要对历史负责,我拒绝当一个镇压学生的总书记,一个常委又算得了什么?”这是尚昆、紫阳最后一次见面,以后许家屯回京,许受赵委托,希望杨能再做小平工作,杨对许说:“我也见不到小平。”

1917时左右,天安门广场广泛传闻;北京市区即将实行戒严。傍晚,北京街头出现《关于学运策略的几点建议》的传单:目前绝食对话已不是我们的手段和要求,应当改为和平静坐,并旗帜鲜明地提出新的政治要求和口号。即:①紫阳同志不能走;②立即召开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特别会议;③立即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特别会议。

3千多名大学生已进入绝食的第7天。救护车不断把病倒的学生送往医院。

192115分,绝食团指挥部通过广场的喇叭宣布:结束绝食,改为静坐。一些体质虚弱的同学和女同学开始返回学校。一些男同学帮助清洁队清扫广场。

519日晚22时,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西郊的国防大学礼堂召开中央和北京市党政军干部大会,通报实施戒严情况。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顾委、中纪委、全国政协和北京市的副部级以上干部,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的司局长参加了大会。李鹏、扬尚昆、乔石、胡启立、姚依林、王震在主席台上就坐。李鹏在讲话中指出:这次学潮中,国内外各种政治势力纷纷介入,如方励之、李淑娴,中国人权联盟的任畹町,中国民主同盟的胡平、陈军和王炳章,汤光中在美国成立的中国民主党,还有台湾国民党中常会,美国发言人等等,更加说明了这场斗争有着深刻的社会政治背景,对北京市乃至全国的安定团结构成了重大威胁,所以宣布实行戒严。并呼吁:一,目前还在天安门广场绝食的学生,希望你们立即停止绝食,离开广场,接受治疗,尽快恢复健康。二,广大同学和社会各界,希望你们立即停止一切游行活动,并从人道主义出发,再也不要对绝食学生进行所谓声援了。不管动机如何,再搞声援,就是把他们推向绝路。赵紫阳请病假没有出席会议,原本安排赵的讲话改由杨尚昆临场发挥。杨尚昆说:解放军进驻北京附近,绝不是为了对付学生,而是为了恢复北京市的正常生活秩序和工作秩序,同时也保护一些重要部门,还有一些重要机关。

由于开会前得悉戒严情况被泄露,为预防不测,原定由21日零时开始实施的戒严时间提前到20日上午10时实施。当天晚上,戒严部队指挥部向邓小平、杨尚昆报告:接到赴京执行戒严任务的命令后,北京军区、沈阳军区和济南军区的有关集团军迅速收拢部队,进行思想动员。在向北京开进中,各部队采取佯动迂回、隐蔽前进、多路进发、高速开进等多种办法向北京集结。19日晚10时,先遣部队第27集团军、第38集团军、第39集团军、第63集团军的有关部队,已准时开到北京城区,基本达到预定目的地。其中一些部队遭遇到一些学生和群众的围堵,被围于街头、郊外。

520日凌晨,李鹏签署了在北京地区实施戒严的命令,称:鉴于北京市已经发生了严重的动乱,破坏了社会安定,破坏了人民的正常生活和社会秩序,为了坚决制止动乱,维护北京市的社会安宁,保障公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保障公共财产不受侵犯,保障中央国家机关和北京市政府正常执行公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89条第16项的规定,国务院决定:自198952010时起在北京市部份地区实行戒严,由北京市人民政府组织实施,并根据实际需要采取具体戒严措施。

1989520日颁布的戒严令是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通过并由国务院总理李鹏宣布的。当时并无戒严法。按照199631日制定并通过的《戒严法》第1章第3条规定规定,有无必要在中国某个自治区、省和直辖市实施戒严,必须经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决定后,再由国家主席宣布实施。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范围内部分地区的戒严,由国务院决定,国务院总理发布戒严令。《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组织法》第四条规定“国务院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必须经国务院常务会议或者国务院全体会议讨论决定。”对中国的首都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无论如何都是法律规定中的“重大问题”,依法要经过国务院常务会议或全体会议讨论决定。但19895月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李鹏在颁布在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的时候,没有经过国务院常务会议或全体会议讨论决定。这一点,可以通过查阅19895月的《国务院公报》来证实:那里没有国务院常务会议或全体会议开会的纪录。可见,李鹏的决定只是自己根据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等几个人做出的,没有经过合法的程序。李鹏没有召开国务院全体会议讨论决定,就擅自签署戒严令,这是严重的违宪违法行为。

戒严的理由是北京发生了严重的动乱。事实上,戒严的理由本身不足,因为北京没有发生动乱。从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整个北京市都处于戒严状态,因为戒严令发布后,示威者受到戒严部队攻击、伤害的情况绝不仅仅局限于戒严部队所划定的“部分地区”,而是在整个北京市(包括郊区)。可见,1989年在北京实施的戒严违反了中共自己定的宪法,邓小平他们的做法实际上是绕过人大常委会和国家主席的非法决定、宣布并实施戒严。

戒严令是由戒严指挥部指挥下的戒严部队执行的。但戒严部队除了杀人之外,并未体现出它的存在价值来。六四前期北京社会治安非常之好,根本不需要也没有戒严部队维持治安;而六四之后大众吓破了胆,龟缩在家里,街上冷冷清清,也根本不需要他们维持治安。

2   抵制戒严令

1922点左右,驻守在北京北面的第27军的数千人乘军车开往首都。军车上载着防暴装备,随军车开来的还有一高压水车。成千上万的人涌上大街。司机们把卡车和公共汽车停在全市的大多数主要道路上,以阻拦军车。有三辆垃圾车停在长安街上,有位司机喊道:“让他们来吧!让他们开枪吧!我们不怕!”数百人聚集在路障旁边,他们高喊:“保护学生”等口号。他们举著横幅,上面写的是“27军开回去”。在市区北面,一批工人跪在一长串绿色军车前面,卡车上的士兵们面无表情。一些工人还扎破了几辆军车的轮胎。在东面,一群学生强行把几辆公共汽车停在一个重要交叉路口,拦住了另一队军车。在西面,群众手挽著手,在复兴路上组成一堵人墙。他们朝军人叫喊:“别这么干,你们是人民的军队!”

为保护学生,所有进入广场的路口都被老百姓封了。19辆从西面开来的装满士兵的卡车被成千上万名企图说服军人们不要使用武力的人阻止了。北京地铁的人员关了电闸以避免这些部队通过地铁开往天安门广场。在不少地方,示威者们躺在马路上来阻止军车的前进。

戒严令发出后,北京社会各界炸开了锅,绝大多数人予以谴责。人们抵制这种非法之举。当洪学智、杨白冰等向徐向前、聂荣臻两位元帅分别通报决定在北京实施戒严的消息时,徐向前先是一声不吭,后来总算表了一句态:“但愿绝对不是冲学生来的。”聂荣臻的回答:“绝对不要发生流血事件”。19日下午,军中的8名老军头各自接到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的紧急通知,向他们通报了即将在北京实行戒严的消息。这突如其来的行动使北京的局势一下子变得严峻起来,事先没征求这些部队老前辈意见的屈辱感触动了他们的心。何家栋和罗点点向许多元老遗孀和老干部做工作,动员他们声援学生。于是,王平、叶飞、张爱萍、萧克、杨得志、陈再道、宋时轮、李聚奎8名上将联名写信给邓小平和中央军委,信中只有一句话:“请求军队不要进城,不要在北京实行戒严。” 萧克对军报记者说:“中国不能出现流血事件,如果出现流血事件,那就是中国共产党的耻辱。倒退五十年遇到这种情况,我也会上街的。”520日得到8上将的信后,邓小平、杨尚昆要求杨白冰、迟浩田等立即分头登门拜访,向8上将说明情况,杨尚昆还专门给萧克、杨得志等打了电话。8上将之事终于及时平息了。军委第一副主席赵紫阳和8位老将军,代表了军队的本色并没有变。

20日清晨,在天安门广场及北京一些闹市区出现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等“三所一会”《关于时局的再次声明》的传单,传单称,“由于少数高层领导坚持并扩大己有的决策失误,对这次伟大的爱国民主运动采取镇压措施,中国目前已面临真正的社会大动乱和民族分裂的危险,处于历史的紧急关头。李鹏519日晚上的讲话恣意歪曲事实,颠倒黑白,制造事端,激化矛盾,漠视各界人士的呼吁,排斥赵紫阳总书记54日以来的一系列正确讲话的精神,严重恶化了局势,致使社会面临动乱。值此非常时刻,我们再次呼吁全国人大和中国共产党召开紧急特别会议,行使宪法和党章赋予的权力,对时局进行干预。”上午,陈一咨、高山等人召集“三所一会”部份人员开会。会上,有人说邓小平对戒严的最后拍板是受了李鹏和北京市委的欺骗,应争取邓小平,给他台阶下。还讨论了如何堵截军车的问题。会议决定:编《李鹏其人》揭露李鹏在这次学潮中的险恶用心,目的是当总书记;通过高干子女做军队高级将领的工作,通过他们力争取消戒严令。此份材料很快由罗干推荐给李鹏。

20日午后,在长安街上的广播车广播了《告全市人民书》(由郑义起草):李鹏、杨尚昆等一小撮野心家阴谋家擅自宣布戒严令,调动数十万军队包围北京,使用了从催泪瓦斯到坦克、武装直升机的现代武器来对付手无寸铁的学生和人民。他们撤消了赵紫阳总书记的职务,发动了一场反党反改革反人民的反革命军事政变。他们的反革命行径,遭到人民的坚决反对,数十万大军被人民成功地阻挡在北京城外,未能进入北京一步!在这个决定中国命运的严峻时刻,我们号召一切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市民团结起来,保卫爱国民主运动已取得的胜利成果,保卫天安门广场,保卫人民的首都北京!《告全市人民书》得到群众极其热烈的反应。每一段,甚至每一句都引起欢呼。广播车沿长安街西驶,以步行速度经西单─宣武门─前门─崇文门─东单─天安门,在市中心绕了一圈儿。广播车后紧随着上千自行车和步行者,好像是一支游行队伍。在北京市公安局门口,郑义请司机停下来,专门冲着大楼广播。许多警察都拥到门口窗口来静静地听,却无人冲出来抓人。

一位教师在广播中说,听了李鹏讲话他已彻底失望,因此要以一死来表明自己的态度。他在广播中最后说,“同学们,永别了!”北京大学一位教师说,“我对李鹏的讲话及政府的做法,从感情上接受不了,这样做只会进一步激化矛盾,如果年轻人流了血,与我们国家的根本宗旨是太不相符了。简直不敢想象。”一位不肯说出工作单位的穿白大褂的人说,“这样会激化矛盾,工人如果罢了工,责任不在学生,而在政府。”一位在现场拍摄的人说,“我无话可说,只想哭。我现在才明白学生为什么想死,我也十分失望,政府完全可以有别的办法来平息这场运动。”广场听到的几乎全部都是对戒严令表示不理解或反对的声音:“照这个思路搞下去,长不了一年。政府和人民本应是一条心,现在不是了。人民已做出了回答。”据北京积水潭医院大夫反映,由于广场上绝食同学大部份进食,食品供应不上了。

北京城区、各高校和天安门广场一片迎战气氛。在通往城区的路口上,约有几十万学生和市民设置路障,堵军车。还有一些学生和市民在城区的主要路口设置检查站,盘查过往军人和军车。天安门广场的学生向各处派出纠察队阻拦军车;采取防备措施对付催泪弹等。

20日的游行规模进一步扩大。天安门广场和长安街有百万人在游行示威,游行的口号开始集中在李鹏、杨尚昆、邓小平身上。他们的标语口号是“打倒李鹏!打倒邓小平!还我紫阳!”由于部分军人抵制,更由于市民的反对和阻拦,戒严令成了废纸,戒严失败。

一份《首都全体工人和学生的联合声明》称:“鉴于李鹏、杨尚昆等国家领导人仍然一意孤行,现在是联合起来,同全国人民一道通过法律程序罢免这几个暴君的时候了。为了讨伐和严惩这几个暴君,我们声明如下:第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立即召开临时大会,罢免国务院总理李鹏,罢免国家主席杨尚昆,以及追究其他一切与人民为敌的现政府官员的法律责任。同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应组织特别法庭,依法公审这些暴君。第二,反对军管,呼吁北京市民抵制军队进城。如果军队进城,我们首都工人将同全市人民一道保护天安门广场上已经绝食八天的几千名学生。同时,也呼吁绝食的同学迅速停止绝食,没有必要为这些暴君作出不必要的牺牲。我们工人阶级感谢这些值得中华民族骄傲的大学生,历史将永远记住他们。我们将以天安门广场为战场,用我们的身体保护大学生及其他绝食者和静坐者。我们将以我们的血再建一道巴黎公社墙。第三,反对独裁者愚弄军队,呼吁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官兵调转枪口,对准这几个暴君。我们的原则是,人民的军队是人民的子弟兵,人民子弟兵是保护人民的。第四,我们不承认国务院总理签发的关于对北京部份地区的戒严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89条第16款并没有规定国务院可以授权北京市政府停止北京市公民行使言论、游行、示威等宪法给予的权力。为此,我们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撤销这个戒严令。第五,我们学生将同教师一道罢课、罢教,直到我们取得最后胜利。第六,我们首都工人将利用一切和平、有效的手段,包括罢工,来达到我们的目的。”

首都工人自治联合会已发起组成一支由市民组成的“飞虎队”,他们驾驶数百辆摩托车,在北京城区和天安门广场传递情报,向市民和学生通报戒严等信息。

5 20日,复旦师学生食堂花坛竖起自由女神披黑纱塑像(泡沫塑料制成)。

521日北京市区公共交通电、汽车继续奉命停驶;地铁奉命全线停开。市政当局又居心叵测地撤掉交通警察。于是,在各交通路口由学生承担起挥交通,疏导车辆的任务。由于学生的负责任精神和市民的积极配合,交通没有瘫痪,没有故发生。王府井、西单、前门等闹市区,社会秩序井然,商业活动正常。大街看不见军警,马路上看不见豪华轿车行驶。城区上空,直升飞机仍在盘旋飞行。数十万人的游行队伍途径中南海新华门前,齐声高呼“李鹏下台”与天安门广场“李鹏下台”联成一体,震荡中南海上空。传说军队今晚强行进入市区。成千上万学生,市民自愿组织起来,赶赴个主要路口拦截。

521日,陈子明、王军涛决定建立“维宪会-学生议会-广场指挥部”的三权机制。陈子明在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议筹备会上说,就是“首先影响学生,再通过学生影响全国,使事态首先稳定下来,才有可能通过谈判解决问题。”同日,北京经济社会研究所“机关报”《经济学周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指出:“社会进一步的发展应该是在学生运动形成压力后,学者来讲道理,说明危机的原因,社会应怎样发展;在此基础上是专家拿出可操作方案,最后由政府在专家方案范围中决策”。陈子明电告张伟国,说政府已请他出面调停,让学生退走,条件是撤军。大约同时,王军涛对澳大利亚学者白杰明作出形势估计:“下一步将会血流成河……最后将是我们和政府一起坐到‘圆桌’跟前。”

21日下午,北京市高自联召集各校自治会头头开会,研究下一步如何行动的问题。在撤不撤离天安门广场的问题上,争论得十分激烈。最后的投票结果是:32票赞成撤离,14票反对撤离,2票弃权。根据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决定撤离,并提出了撤离天安门广场的口号:“拥护党内改革派,打倒党内保守派”;撤离的方式是:“游行、宣传、回校后继续罢课。”

晚上,高自联各校代表又在纪念碑北侧召开紧急会议,王丹主持会议,对撤离天安门广场一事进行否决。有消息说:“知识界今天上午开会,一致决定坚决支持在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坚决同李鹏伪政权斗争到底。”随后,高自联宣传部举行记者招待会,“学运之声”还广播了王丹的讲话,说:“队伍坚决不撤,各校整理队伍。”

522日,因市民和学生拦阻,执行戒严任务军车仍未能进入戒严地区。

522日上午,严家其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会议室主持会议,分析当前的局势,研究采取的对策。约有100多人参加,其中有;王若水、庞朴、苏绍智、张显扬、李陀、柯云路、包遵信、郑义等等。包遵信提议:由他来负责创办一份小报,以打破新闻封锁,提供民运的重要信息,支持学生的民主爱国运动。与会者表示同意,暂定名为《新闻快讯》。

52216时许,四通公司的万润南在国际饭店召集北京和外地近80所高校的近百名静坐学生负责人开会。万润南与王丹、吾尔开希等频繁接触,并给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提供了10多万元的捐款。万润南说:现在,你们应该不失时机地撤离广场,这样进城就没有理由了。撤退的条件是:1)军队回去,学生回校;2)取消戒严,秩序正常;3)李鹏下台,邓小平、杨尚昆等老人按程序光荣退休;4)拥护赵紫阳同志。

522日晚,王军涛、陈子明把包遵信接到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二层东北角。参加者有30多人。包遵信回忆说:究竟为什么要开这个会,王军涛事先没对我讲过,所以一直到开会时,我还是懵懵懂懂的,当主持人和王军涛让我讲话,真不知从何说起。后来军涛说,你就讲讲白天会议的情况。我只好如此,将白天严家其召集一百来人开会的内容简单介绍了一下。开完会后……我问军涛,才知道今晚的会,是筹备召开各界联席会议的。

23日,在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会议室,包遵信、李洪林、于浩成、王润生、远志明等30多人开会,商讨发起成立知识分子自己的组织,“与天安门广场的学生真正站在一起,与邓小平、李鹏等进行殊死的斗争”,经过讨论,决定发起成立“北京知识界联合会”,具体由包遵信负责,许良英、严家其等作为该会发起人;决定由该会创刊发行《新闻快讯》;并发表了《北京知识界联合会成立宣言》。主要内容是:李鹏等一小撮人倒行逆施,企图用武装力量压制党内、政府内的不同意见,镇压人民对他们的建设性批评,已经把这场运动逼到决定中华民族命运的生死攸关的时刻。良知呼唤我们,习惯于温良恭俭让的知识分子再也不能沉默;惨痛的历史教训警告我们,现在已经没有退路。知识分子没有退路,中国人民没有退路,后退一步,就是流血,就是中国民主进程的夭折,就是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前功尽弃。理智告诉我们,再也不能一盘散沙了。知识分子应当组织起来,投入到这场伟大的爱国民主运动中去。我们的要求是:⑴取消戒严令,军队撤回原驻地;⑵立即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罢免李鹏案;⑶在解决上述两个问题的基础上,切实推进中国的民主进程,保障中国公民能够享受宪法赋予的各项权利和自由。该会号召入会的知识分子于当晚到天安门广场参加静坐示威。而且《宣言》全文已在当天的台湾《联合报》上发表。

接着,王军涛、陈子明、包遵信、郑义、王丹、柴玲等60多人在社科院集会,宣告“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议”成立。会议由王军涛和王丹共同主持,主要商讨如何使这场运动更持久地坚持下去,并进一步沟通“联席会议”与“天安门广场指挥部”的关系。

王军涛草拟了誓词:“我宣誓:我将用我年轻的生命保卫天安门广场和共和国。头可断,血可流,人民广场不可丢。我们甘愿用我们年轻的生命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会议由王军涛和王丹共同主持,讨论如何使这场运动能持久地坚持下去。

包遵信在会上宣读了《光明与黑暗的最后决战》,并以此作为“联席会议”的声明。其主要内容为:19894月,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崭新时代。由北京大学生引发、全国各界人民广泛参加的爱国运动,是中国历史上破天荒的第一次!现在,中国人民可以骄傲地宣告,旧中国彻底过去了。我们的这次斗争,是为了民主、为了人权、为了求发展。她不但超过了中国历史上任何一次革命,这也是五四和四五运动所不可比拟的,我们每一个有份参加了这次运动的人,将会为此而感到骄傲。我们是赤手空拳,我们手无寸铁。但是反人民的暴力反而在我们面前一筹莫展。时代已经改变了,以恶报恶的时代结束了,以善抗恶的时代开始了。以和平方式争取民主和人权的斗争必将胜利。这是一次人民的革命,它不诉诸恐怖,也不会让实行恐怖者得逞。人民的觉悟就是斗争的目标,就是胜利的标志。从这个意义上,无论这次运动以什么样的方式结束,历史给予中国人民的,都将是最为辉煌的胜利。目前,由于李鹏等一小撮人的倒行逆施,北京出现了动乱的局面……我们只能背水一战了。多少年来,在长久的高压下,我们不少人习惯于明哲保身、习惯于忍让,但现在,面对疯狂的反人民的一小撮人,我们不能再抱任何幻想了。他们能把几千绝食学生的生命置于不顾,我们还能指望他们发善心吗?我们不要误把李鹏的色厉内荏当作有力量,李鹏等一小撮人以前的退让并不是他们醒悟,而是无能,他当教委主任,把中国教育推到危机中,他当总理,使生产下降、物价飞涨,他的无能是显而易见的。他之所以负隅顽抗,只不过因为他自知欠人民的太多,我们不能指望他自行退出历史舞台,但只要我们坚持下去,这个无能政府是一定会倒台的。我们警告自绝于人民的一小撮人,如果谁敢于用军队镇压人民,如果谁敢于用军队来解决党内、政府内和人民中不同意见的纷争,他们必将成为人民的公敌,必将成为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会后,军涛立即与王丹、刘刚等人去北大力劝主张撤离的北高联不要再返回天安门广场。按当时的情形,支持北高联回广场就会增加学生撤离广场的机会。

523日在中南海新华门前,中国政法大学、北京钢铁学院、北京师范大学的数百名师生继续在静坐请愿,学生纠察队在请愿者四周及长安街上维持秩序,协和医院的医护人员自愿在这里设立了一个急救点。2313时左右,首都各界人士及外省市进京学生约百万人上街游行,这是自发布戒严令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游行。参加游行的除大学生外,主要是文化、金融、科技、工业、新闻界人士和机关干部,还有一些民主党派人士。游行队伍的主要横幅有:“军管引起动乱,戒严引起瘫痪、不许枪指挥党、维护宪法,保障人权”等,呼喊口号最多的是:“李鹏下台、反对军管、撤销戒严令”等。16时左右,北京下了一场大雨,一些游行队伍因此中断,更有不少队伍在狂风暴雨中继续行进。很多游行者说,开始他们并不知道今天要游行,有的听了学生宣传队的宣传,有的看到汽车上的大幅标语后,就立刻参加了游行。自戒严宣布后,连续三天,每天有数十万市民到天安门声援学生,抗议政府戒严。

在长安街的游行队伍中,广为散发一份署名“首都知识界”的《告全国同胞书》,说:自415日以来,中国大地上正发生着一场以北京青年学生为先导的全民爱国民主运动,引起了国内外的极大关注。目前,这场运动正受到李鹏等一小撮反动势力的阻挠,面临着中途夭折的严重危机。同胞们,这场运动的成败,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命运和前途,关系着中华民族的命运和前途。为此,我们呼吁全国同胞们:1)紧急行动起来,为使中国人象真正的人一样生活,为拯救祖国于危险之中,坚决把这场伟大运动进行到底,不达目的,誓不罢休。2)鉴于北京生产、生活、交通秩序处于正常状态,北京根本无戒严必要,呼吁立即取消戒严令,进京部队迅速撤离。3)敦促立即召开全国人大或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对这场运动的性质作出肯定性的正确评价,否定《人民日报》426社论。4)鉴于李鹏在处理这场爱国民主运动中严重的渎职违法行为,建议依法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并改组本届政府,以谢天下。5)敦促政府实行新闻开禁,允许民间办报,切实推进政治公开化,还政于民。6)敦促政府继续深化改革,人民将与政府共同承担改革中遇到的困难。

据北京站统计,23日外省市来北京声援的学生人数超过1万人,比前两天增多。这些学生主要来自河南、安徽、陕西、云南、河北、山东、江苏等地,其中以河南学生最多。2313时,以郑州市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名义组织的2千多名“拦军车敢死队”学生,在郑州北站、海棠寺站等京广铁路干道,声称“要尽一切努力拦截所有向北京增援的解放军部队”。晚740分,有500名左右学生登上了252次进京列车。一些外地学生说,他们现在是分批进京,每批在天安门广场静坐两天左右后,再由新来的外地学生接替。这样,一可保持体力,二可将北京的情况及时通过进京学生带回到各地去。

当时,大街上流传的《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严正声明》的主要内容如下:

北京高校学生爱国民主运动已转变为全民爱国民主运动,一个多月来,这场伟大的运动得到了首都和全国各阶层人民以及世界爱好民主自由的人民的广泛声援和支持,这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壮举,是世界民主运动史上的奇观,无数最优秀的中华儿女为了民主和自由不惜付出热血、青春和生命。然而,李鹏逆世界民主潮流而动,依靠各种卑鄙恶劣的手段,阴谋策划,准备对这场运动进行血腥镇压,并以此为契机,阴谋发动反革命政变。

早在422日,和平请愿的学生代表长跪在人民大会堂台阶上长达30分钟之久,要求李鹏接受请愿书,李鹏却以“心情悲痛”为由拒不接见学生代表。518日,李鹏会见绝食请愿代表团代表时声称,“党和政府从来没有说过学生运动是动乱”,然而仅一天过后,他在北京的党政军干部大会上就诬蔑学生运动是一场比文化大革命更严重的动乱,并调动军队,宣布对北京实施戒严。十年改革最大的失误是教育,然而长期负责教育工作的李鹏不仅未承担任何责任,反而凭裙带关系,窃据了国务院总理的职位。李鹏上任总理开始,立即打出改革的旗号反改革,以治理整顿为名,行逆转改革之实,把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拉回到集中的行政管理旧体制中去,李鹏政策的核心和实质是在搞倒退。一个多月来,特别是近些天来的事实表明,真正在北京制造动乱的正是李鹏。李鹏为了镇压爱国民主运动,一方面大扣帽子,诬蔑首都人民和青年学生是在“动乱”;另一方面大打棍子,调入大量部队兵临城下。他扬言军队不是用来对付学生,而是恢复首都正常秩序。但是,北京秩序井然,交通事故、刑事犯罪率、火灾事故大幅度下降。数十万部队还有坦克、装甲车维持所谓的“秩序”,这纯属欺人之谈,李显然在军事政变。李鹏调兵进京,把人民政府放到人民的对立面,他破坏人民解放军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他中断城市的公共交通,断绝正常的物资供应,制造事端,妄图把罪名加到学生身上,他对重要的新闻机构实行军管,搞新闻封锁、舆论欺骗,实行愚民统治;他组织所谓群众纠察队、工人纠察队,挑起人民反人民。李鹏的所作所为,其真实的目的是要北京制造一场真正的动乱,以便乱中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李鹏的丑恶行径己经激起了首都人民和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和强烈声讨,鉴于上述事实,北京高校学生自治会向中共中央、国务院、全国人大常委会严正声明如下:

一,李鹏已暴露出他反党反人民的真面目,应立即召开人大紧急会议,坚决罢免李鹏,立即召开党中央会议,清除李鹏死党,李鹏本人准备接受人民的审判。

二,立即取消戒严令,撤出进入北京的部队,以粉碎李鹏反革命政变的阴谋,首都是人民的首都,人民首都由人民管理。

三,在“动乱”的帽子越扣越大的情况下,广大人民和青年学生已经忍无可忍,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为了保护人民的利益,进一步推动爱国民主运动,在适当时候举行包括北京在内的全国性的更大规模的绝食斗争,直至最后的胜利。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旗帜鲜明地反对李鹏、反对军管,粉碎军事政变,这是当前的首要任务。

刘晓波的《我们的建议》

一、以李鹏为代表的伪政府宣布军管以来,学生运动已经发生了转折,由单纯的学生运动转化为以学生运动为中心的全社会的民主运动,因为军管是反对整个社会的,只有全社会的总动员才能瓦解军管。现在全社会的中心任务是粉碎军管而粉碎军管的必须前提是以李鹏为代表的伪政府必须辞职,李鹏必须下台。

二、到今日为止,宣布军管已经近一百个小时,但是由于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军队仍然没有控制住北京的局势,学生们所在的天安门广场仍然是这次民主运动的中心。这一事实等于宣布了军管的自行瓦解。鉴于此,我们认为:这次民主运动应该由以声援学生为中心转向社会各阶层以自身的利益为中心,运用多种方式推进民主运动,使这次运动由情绪性一元化转向理性操作的多元化,由全民的空洞的目标民主转向社会各阶层制约政府的过程手段的民主和各阶层利益均衡的民主。最近期的具体工作有以下几个方面:

1.社会知名人士、有民主良知的人大委员和政协委员以及各类能够对人大和政协产生影响的人士自发地成立罢免李鹏的议案组织,尽快促成人大特别会议的提前召开。并以此为突破口,逐步建立人大的民主程序。

2.国营企业的工人们应根据自己的利益成立真正代表工人利益的自治会。如果全国范围内的工人自 会不可能马上成立,那么可以从基层的国营单位开始,如首钢、燕山石化公司等。工人们的游行、罢工等行动所提出的口号不应该再是单纯的声援学生,而应该是工人的自身利益,目标和口号一定要提得明确、具体,国营企业工人自治会的目的是为了通过有组织的民主程序参与企业的决策过程。

3.全国的民办企业应该在现有协会的基础上成立具有政治性的组织。这一组织的目标是通过与政府的直接对话、协商,争取民办企业拥有完全的企业自主权,公开提出民办企业的完全私有化,使民办企业的产权明确为私人所有。

4.全国的新闻界应该全力促成钦本立对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在此次运动中的违法事件进行起诉,争取通过法律的手段来完成中国当代历史上第一次由民间自发地通过法律的手段保障新闻自由权利的任务。新闻界和法律应该协调工作,迅速成立调查小组,对在这次运动中学生和政府双方的违法事件进行调查小组,对在这次运动中学生和政府双方的违法事件进行调查,将调查结果公之于世,并对某些严重的违法事件进行起诉,例如“420”流血事件。

5.各高校的民主目标应该是校园民主的建设。目前各学校的最好突破口是校方的报纸,争取使学校的报纸成为实施新闻自由的园地。高联自治会应该总结这次运动中目标民主而程序和手段非民主的经验,总结决策零状态的经验,总结情绪有余而理性不足、仇恨有余而宽容不足、特权心理有余而平等的公民意识不足的经验,重新确立高联自治会的组织规则、决策规则、行动规则。

各高校的教师应该成立教师自治会,与学生自治会相协调,共同对李铁映、何东昌提出不信任议案。自治会的近期目标是在校园中创造一块独立于校方之外的言论自由园地。通过自治会的力量参与学校的决策过程,使学校内的一切进入一种民主化的公开状态。

6.中国的八个民主党派从现在开始应该有计划地公开地明确地向政府提出独立的参政要求,摆脱“政治花瓶”的状态,逐步成为真正的具有独立权利的民主党派。

三、这次学生运动的每一次扩大和升级以及变成全社会的运动都是由政府的不明智的决策所引发的。运动中所提出的口号和要求主要是针对政府的错误决策所提出的,是政府的错误和全社会的不满情绪在引导着学生运动。这种由政府决策的错误所导致的学生和政府双方面的被动状态无法使中国的民主建设超越意识形态化的口号阶段而进入程序、手段过程的民主化阶段。因此,全社会各阶层必须以主动的姿态提出超越针对政府的决策错误的近期目标和口号,改变中国政府长期的不习惯于倾蝗人民的声音,不习惯于公民所具有的游行、罢工、成立民间组织等权利的特权意识,教会政府习惯于承受人民运用宪法所赋予的权利对政府进行监督和提出自己的要求,教会政府民主地治理国家。

四、公民要求罢免某位犯有严重错误的领导人(例如要求李鹏下台)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问题。某位失去民心的领导人的下台和某位深得民心的领导人的上台不一定对中国的民主过程有实质的影响。因而,必须明确:

1.与其要求单纯的政府领导人的更替,不如从现在开始树立民间政治领袖的权威。全社会应该通过各种方式尽快地确立除了政府权威之外的民间政治领袖的权威,必要时可以考虑成立全国范围内的民间自治团体,为逐步地建立民间反对党而打下良好基础。民间的政治领袖权威的确立在形式上标志着社会外在力量对政府的政治制衡的最初实施。民间的政治领袖所代表的民意对政府决策所提出的建议应该有广泛的社会影响,以此来影响政府的决策,逐步地使民间的政治领袖能够与政府的最高决策人具有平等的权利。

2.通过罢免李鹏逐步地建立起一种合理的民主的罢免程序,不是只靠全社会的不满情绪,而是要靠理性化的制度保证民主罢免程序的实施。民主的精髓是制衡,一个民主的社会起码应该有三个方面的制衡关系:a政府内部的权力制衡;b全社会的各种力量对政府决策的制衡;c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利益均衡。在目前的情况下政府内部的权力制衡是不可能的,但是,社会各种力量对政府决策的制衡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现实的。这次全民的运动已经达到了社会的民间力量对政府决策的制衡作用。今后保证民间的社会力量对政府的制衡作用的前提是确立各类自治会的公开性和合法性,在巩固这次运动中的新闻自由的萌芽的基础上促进全国新闻立法的尽早诞生。

五、在全社会的范围内普及公民意识,使每个参加政治生活的人都意识到自己首先是作为具有平等政治权力的公民,而不是特殊职业的代表者。每个人在投票箱前都应该有这样的自信:不论我从事的是什么样的职业,我的选票的政治作用是平等的。一个工人、一个大学生所投下的一票与国家总理、大学教授、社会名流的选票是平等的。总理的票决不比任何人的选票具有更大的政治权利。逐步地克服社会各阶层之间的等级观念,逐步地克服由血缘伦理来凝聚社会力量的传统方式而建立起依靠公民的政治责任感来平等地参与社会政治活动的意识。因而,我们建议,这次运动不应该定名为“学生的爱国民主运动”,而应该定名为“由学生运动所引发的全体公民的民主运动”。现在,必须提出这样的口号:一旦进入社会的政治生活,每个人首先是公民,其次才是教授、国家干部、工人、农民、学生,没有公民意识就不会有真正的民主意识。

六、这次运动所表现出的浓重的情绪色彩说明了支配这次运动的深层意部分是一种传统的农民式的狭隘的仇恨心理,使这次运动带有“苦大仇深”者“革命”的味道,而政府方面的某些官员所表现出的仇恨心理更为明显。但是,民主是和仇恨心理无缘的,仇恨只能导致暴力、导致专制。因而,向全民族普及民主意识的主要内容之一是消除由长期的农民革命、创级斗争所形成的仇恨心理和敌人意识。李鹏即便犯有重大错误,必须下台,但是他也不是敌人,而是和所有中国人一样的公民。正是这种仇恨心理,特别是政府方面对大学生及全国人民的敌意,才导致了这次运动的愈演愈烈,导致了军管的出现以及某些暴力事件的发生。所以,中国的民主化不能依靠不满情绪、仇恨心理和打倒某位领导人来完成,而只能靠理性的和平的方式逐步地建立完善的制度来完成。

现在,应该提出这样的口号:莫叫仇恨毒化了我们的智慧和中国的民主进程。

北京师范大学学生自治会   1989523

署名“北大部份教师”传单的题目为《是李鹏在制造动乱》,主要内容如下:

据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介绍,五月份以来,北京地区的交通事故,火警及刑事发案率“以往都有所下降,人民生活稳定,商品供应充足,李鹏一伙胡诌的所谓“动乱”真不知道到底发生在何处。从另一个方面讲,近一段时间,北京一千万人民,万众了心,众志成城,互相协助,互相支持,互相谅解,紧密团结起来反对李鹏一伙的倒行逆施。人们感到似乎一下子彼此接近了,一下子振奋起来了,主人翁精神一下子重新恢复了,首都人民在与李鹏一伙的殊死斗争中显出了极高的政治素养,不愧是伟大的公民,是中国的希望。

事实表明,恰恰是李鹏一伙在制造动乱,天上军用直升机呼啸,地上兵车、装甲车及坦克装载的大兵压境,以致民心恐慌,被迫抵抗,为此市民们正常的工作、生活作息时间被完全打乱,公交系统自“戒严令”发布时起就陷入瘫痪状态,目前刚刚有所恢复。

被李鹏一伙骗来的解放军部队,不但遭到人们的阻挡,而且后勤供给紧张,给战士们身、心造成极大摧残,同时给本来就紧张的北京市的各种生活供给造成了更大的压力,因为这几十万军队每天都要保证吃喝和原料补充。就这样,原来一个好端端的北京,被李鹏一伙野心家注入了“动乱”的因素,李鹏一伙为了达到个人的权力私欲,不惜以人们的重大损失为代价,踩着人民的血迹往上爬,以李鹏为代表的一小撮动乱制造者已经成了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终有一天,正义和良心要审判这一小撮罪人,把他们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我们相信,这一天已经为时不远了!

署名“首都社会各界联席会议”的两份传单,一份《致北京市民的公开信》、一份《致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公开信》。《致北京市民的公开信》主要内容如下:北京的全体市民们:在这场国内外各界人士称为“伟大的四月民主爱国运动”的学生运动中,你们表现了非凡的勇气和力量;凝聚着你们心血的几十万元捐款、广场上源源不断的食品供应、实行军管的部队阻滞郊外,这一切,都将深深刻在共和国的历史上!从戒严令下达那天起,全市公共汽车突然停驶,地铁无缘无故不予开通,各加油站不再供油,粮油告急,蔬菜食品告急,这一切使人民生活陷于混乱的事件,都是北京市政府一手操纵的。是他们下令公交公司停发一切车辆,却要求职工必须上班报到;是他们撤走指挥路口的交通警察,却宣称北京市处于无政府状态;是他们四处派出便衣,挑起事端,并在六里桥指使防暴警察打伤市民和学生,却说社会治安恶化;是他们不让环卫工人打扫道路,却将可能引发传染病的责任推在学生身上……李鹏政府与北京市政府必须对此负一切责任!全市人民紧密团结起来,坚决抵制戒严令!

《致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公开信》内容如下:几天来,人民解放军官兵驻扎在郊外,风吹日洒,缺吃少盖,人民心疼你们,你们的父母妻儿心疼你们。我们谨向你们转达首都人民、全国人民的亲切慰问和深切同情!你们已经看到,国内外公众也都知道,北京根本没有动乱,根本没有理由戒严。李鹏、陈希同和李锡铭等人制造假情况,欺骗军队蒙骗中央。他们才是极少数制造动乱、制造流血的阴谋家!最近,他们又力图挑起群众与武装警察的冲突,逼迫军队干预,造成动乱事实。这是一起嫁祸军队的大阴谋。解放军官兵们千万警惕,绝不要受一小撮阴谋家的利用,做出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来!现在,北京的群众和学生们正在设法为你们送粮送水,正在组织拥军慰问。人民深深知道,没有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

3    天安门三壮士

浏阳县大湖镇滩头小学教师余志坚和《浏阳日报》美术编辑喻东岳是湘潭师范专科学院的同学;湖南省长途汽车公司浏阳分公司员工鲁德成是余的邻居,一起长大的同伴。他们于1989518日从长沙火车站登上北行的列车,赶往北京天安门广场声援学生运动。行前,他们将一幅长达数米的黑色标语悬挂于站前广场,上书12个大字:“结束一党专政,建设民主中国”。余志坚说:天安门城楼的毛泽东像完全是专制的象征,它的存在是对全体中国人民的极大侮辱。毛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罪恶太大了,毛压倒了古往今来一切暴君昏君治下的暴政的总和。毛思想是人类一切自由思想的死敌,他的幽灵依然在神州大地肆虐无忌!

5231420分左右,余志坚、喻东岳何鲁德成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金水桥北侧、天安门城楼的中央门洞两侧,各贴了二幅标语:“五千年专制到此告一段落”和“个人崇拜从今可以休矣”,由余志坚起草,喻东岳书写。随后,三人请周围人群站开,将20余个装了颜料的鸡蛋掷向门洞上方的毛泽东挂像。人群立即炸开了锅,广场学生纠察队迅速过来把他们带到了广场指挥部所在的纪念碑。之后在几个学生纠察员的严密监视下,在历史博物馆门前向中外媒体澄清此次事件完全与广场上的学生无关,纯属他们三人自发的行动。在结束了由学生召集的中外记者见面会后,紧接着又被送到一辆停靠在广场中的大型面包车上,被迫接受了中央电视台的专访。发言的除余等三人外,还有几个学生代表。

封从德描述事件经过说:52316时,正在百万人抗议戒严的游行当中,北京上空狂风大作,云色由灰转黄,由黄变黑,浓厚的乌云压得人们喘不过气来。天安门广场上妖风四起,一阵阵强力的旋风将地面的纸片、破布和其它各样的垃圾卷起,不知带到了何方。刹那间,地面上干净了许多,各式帐篷在狂风中摇摇欲坠,广播站的塑料顶篷几乎散了架。风沙刮得人脸疼,然后便是倾盆大雨,其中竟夹有冰雹。但不多久,又雨过天晴,西斜的太阳放出桔黄的光芒,射在人们脸上发烫。这是我刚回广场时的一幕。就在这令人惊诧的自然现象的同时,我当时并不知道,一个划时代的历史事件正在发生。

连胜德后来在接受《世界周刊》访问时坦承,“是我下令将他们三人送交公安机关的”。在六四镇压之前,参与学运的学生,90% 以上都是不反共的,包括连本人,所以鲁德成三人用鸡蛋砸毛像之后,有学生来征求他的意见,是否将三人送交公安?他不假思索就同意了。

余志坚说:下午六、七点钟的时候,天色有些暗了,我猛地一抬头,这才发现那幅毛像已然被一块黑色的裹尸布遮盖了。我们3人和郭海峰坐在一辆16座的中型面包车,车上除几名学生外,还有国家安全部的秘密警察。郭海峰是胡耀邦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前跪交请愿书的3名学生之一,并说将我们交给公安的决定是在场的“高自联”常委投票表决的,结果赞成把我们交给公安的多一票,而他本人是投了反对票的。我们坐车到了天安门广场管理处,在郭海峰的严辞要求下,管理处负责人出具了一份亲笔签名的接受我们的收条,郭海峰还说道:“你有义务向我们通报这三人的下落,这件事我们以后一定还要过问的!”这之后,我们很快就被转到距离最近的南池子派出所,从此也就彻底地失去了自由。

代表封建法西斯势力的毛画像,自1949年以来第一次被平民勇士摧毁,不过最不幸的是这3位平民勇士却被他们的“民主大学生”出卖给中共当局。是谁给了学生纠察队抓人、扣人、盘问、搜查、示众再加扭送公安机关的权力?就按中共国当时的《刑法》,学生领袖们对三壮士的行为己经构成了滥用私刑罪。遍查古今中外的革命史、宗教运动史、民权运动史、共产运动史、民运史、江湖黑帮运动史……找不到一个先例。

如果没有学生对三壮士小题大做,没有学生把他们送到公安机关,当局一定顾不过来在他们身上大做文章。在523日前后,在天安门广场或其它阻截军车的前线,发生了许许多多的砸军车,砸公共汽车和拆广场政府广播的事件,当局都没有采取立即的逮捕行动,政府高层正在酝酿大规模镇压,各地的警察处于观望状态。广场学生指挥部受到了政府的重点渗透,任何符合政府意愿的行为或措施,如果得到了广场学生的背书,立刻就会被政府充分利用。学生领袖们强迫三壮士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公开划清反官倒反腐败和三君子反专制反暴政的关系。其本身如同文革中的批斗和游街,先定性、定案之后,再交公安机关惩治。送3人去公安机关的行为,在中国的司法实践上是一次群众举报行为。中国公安的办案习惯常常是如果大批群众举报甚至扭送行为人,就必须立案,无罪也会变成有罪,小过即可判成重罪,因为“民愤极大”,不严惩不足以平民愤。“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称:“余志坚、喻东岳、鲁德成敌视中国共产党领导,仇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乘北京发生动乱之机,张贴反动标语,发动反动演讲,进行反革命煽动,公然在天安门城楼当众污损毛泽东主席画像和天安门城墙,进行反革命破坏,其行为已构成反革命破坏罪和反革命宣传煽动罪。犯罪性质恶劣,情节严重,民愤很大,必须依法惩处。”

三壮士事件之所以被当时的高自联小题大做,反映了89民运中的民众和大学生的政治分歧。他们在反对中共专制上是一致的,但在中国的民主怎么样才能够实现的问题上产生分歧;就是:民众认为必须推翻中共统治,中国的民主才能实现;而知识分子认为通过中共的政治改革,中国的民主才能实现。“64”事件后,使许多知识分子转向革命;但还有个别知识分子对中共抱有幻想,和戊戌变法失败后的康有为没有什么两样。

89民运的主体学生和知识分子,对中共还抱有幻想,就是不想推翻政府,所以派纠察队维护秩序,例如:不让人民参加运动,不让人民涂污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画像,不让人民冲击人民大会堂,都是这个目的。学生和知识分子要求中共进行政治改革,而人民要求中共下台,就是要“五千年专制到此告一段落”。湖南三壮士认为北京的民主运动“没有找出真正意义上的民主方向,那就是结束复辟了专制的一党政权,还民主于民,还权力于民”。

历史已证明和平有秩序的运动的结果是失败的。如能趁广场上人数最多时,学生跟三壮士一类的激进市民联合起来,象罗马尼亚那样来场真正的动乱,说不定老共早就给赶下台了。三壮士就是在煽动那种激情。可惜,那些和平有秩序、一心跟党讨要合法地位、想摘掉动乱帽子的学生们把这把火给浇灭了!历史就在那三壮士被扭送公安那一刹,改变了……

学生把“湖南三壮士”抓送到公安局,无论如何是错误的,是和民主运动相悖的行为;这是张志新、林昭、遇罗克、王申酉反对毛泽东被残酷杀害的历史悲剧的重演,也预示了89民运必然被中共残酷镇压的结局。因为,八九民运和戊戌变法一样,脱离了人民的愿望;难怪邓小平反复打听民众对八九民运的反应,当知道工人、农民没有参加后,就得意忘形的大开杀戒了。同时,也证明八九民运是和西周时代的“国人暴动”一样的市民运动。

学生抓“三壮士”的时候,希望中共“招安”;后来看到中共屠杀学生,不存在“招安”的幻想了,也想烧毁毛像。63日晚,周拥军在天安门广场“工自联”帐篷里,和许多工人朋友一起在那里忙著制造汽油弹。64130分,民众驾驶一辆公共汽车冲过金水桥,在天安门城楼门洞前点燃,想引燃毛泽东画像,烧毁天安门城楼。中共公安人员和管理人员及时扑救,没有成功。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1989630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破坏和反革命煽动罪”,分别判处余志坚无期徒刑、俞东岳有期徒刑20年、鲁德成有期徒刑16年。

余志坚在狱中作教师于1994年改判20年,并于20009月提前获释。余志坚坚持自己的信念,不断抗争,一直被中共公安部门监视和威胁,对他的迫害从未停止,2006218日余志坚因支持高志晟组织湖南人士绝食,又被拘留。

俞东岳由于1992年在狱中书写“平反六四”被单独监禁两年。狱中饱受摧残,在炎热的夏天他被铐在电线杆上暴晒长达6天,经常性的暴力殴打,额头偏左有陷下的马蹄形伤痕,后脑偏右有Y形络印。俞东岳在监狱里度过了将近17年,其中精神失常长达15年。他于2006222日出狱时,已是一个连自己的父母家人都不认识的“痴呆”和“疯子”。甚至冲着鲁德成年仅7岁的儿子叫“爸爸”,喻东岳日常生活不能自理。喻的家人发出呼吁,希望筹集十万元治疗喻的精神分裂症。其时,黄河清、秦晋、盛雪共同发起为喻的募捐活动。吴庸立即向喻家公布的账户汇去3000元。黄、秦、盛的义举共募得款项,折合人民币约123000元。喻经治疗,病情好转,他妹妹说,不仅能识别家人、朋友,而且买菜时会算账,还可在阳台朗诵诗句:“我们要坚强,享受阳光和雨露,呼吸自由的空气,依然要快乐地活着……”在友人的帮助下,余志坚和喻东岳则在2009年“六四”20周年前夕到达美国。

鲁德成于19981月获得假释,于200411月逃离中国抵达泰国,但是却在同年12月遭到泰国警方逮捕送进移民拘留中心,在友人的帮助下,20064月初抵达加拿大。

鲁德成等三人当年在湖南奔向北京天安门广场时,曾发出“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豪言壮语;带有美术颜料的鸡蛋飞上毛泽东的标准像,向全世界昭示了中国人民的愤怒。这是共产党统治40年(19491989)的第一次。向共产党人自造的圣像画表示轻蔑,是人民觉醒的表现。这样的行动虽然不能直接结束共产党的一党专制,可是首开先河的意义是不可磨灭的。喻东岳和他的同伴是那种鲁迅曾经称赞过的为民请命的人,是中国人的脊梁,是“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民主祭坛上的牺牲。他们被誉为“战国时代的荆轲”、“戊戌变法后的谭嗣同”。他们的湖南同乡陈少文大声疾呼说,愿世人能记住1989年的真英雄和真壮士──余志坚、喻东岳、鲁德成,记住他们当年就已经成熟坚定的正确思想及气壮山河的伟大壮举,为中国的艰难民主进程再立新功。“因为,人民和历史已经真正地将他们铭记在心了”。三壮士事件的伟大,在于预言了中共必然下台的结局。正如陈少文说的“天安门三君子的行为,震撼了中国个人崇拜的传统文化:他们对中国个人崇拜的传统文化发出了强烈的信号,给老百姓带来了新的希望。他们代表了中国几千年来下跪文化的结束。他们三个人的行动不仅是个人的行动,也代表了老百姓的意志。他们的行为不仅代表了民主的潮流,也代表了世界价值观的呼应。……向毛像扔鸡蛋,这在自由国家不过是借以表示愤慨的抗议行为,在中国,却如一颗原子弹爆炸在千千万万人民的心里,甚至令全世界都感受到了来自中国的震撼。……中国人无论如何都不会忘记他们,不会忘记他们曾用自己‘壮士一去兮不复返’的大无畏精神,不仅为40年来遭受了毛泽东和共产党‘无法无天’统治的人民,出了一口大大的冤气,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如若没有他们的壮举,如若没有他们那真正代表了中国民心的壮夫之举,八九民主运动的历史势将黯然失色”(20027月《八九真英雄湖南三壮士》)。陈少文该文发表后,200286日大陆当局逮捕陈少文,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名判处有期徒刑5年,他不服上诉后获减刑两年。在湖南第一监狱服刑期间,被狱警殴打导致头部严重受伤,视力也受损,并连累家人在他坐牢期间受了不少苦。

张伟国说:三勇士才是真正的中国民主斗士!他们实在是替国人受难,替这个民族赎罪,他们是值得国人敬佩的英雄!湖南三勇士的义举对专制主义党文化毒害的突破,仍然具有现实意义。只有当越来越多的人认同和支持湖南三勇士的时候,中国人的臣民心态才会得以克服,中共一党专制的社会基础才会得以彻底瓦解。然而,严酷的现实是,毛的尸体仍陈放在天安门广场,集权独裁还欲借尸还魂,就像中共信奉的列宁所言:“旧社会灭亡的时候,它的尸体是不能装进棺材,埋入坟墓的,它在我们中间腐烂发臭,并且毒害我们。”

张明于20046月写到:我个人认为,湖南三君子史无前例的挑战在神坛上的毛泽东的行为,是89民运史中重要的一页,这件事同时也是89学生领袖群体最大的耻辱。

20063月自由中国论坛的超级版主站长助理申说:污毛像是“无聊”,是破坏公物,是有罪,只是中共判刑过重了。此种言论,活托托的奴隶相。儒家之害,真大也!

申说:“从任何意义上来说,涂污公共设施,都不应该被判如此重罪,所以,做出这种判决的决策者应该被追究责任”。此论大谬。

1)毛像不是公共设施。有哪个国家把个人肖像定为公共设施的?只有专制国家、也只有专制的拥护者才把领袖肖像视为公共设施。195610月匈牙利人敢于推倒斯大林塑像,谁也没有把它当公共设施了。斯大林塑像和斯大林街至今还活在中国呢。

2)毛像被视为公共设施似的圣物,和回教是一回事了。毛泽东被共产党人奉为人神、偶像,这说明了他们的无神论宣传多么虚伪 。偶像崇拜是邪恶的。虽然摩西有大恩于犹太人,也不例外。犹太人没有铸造摩西的铜像,也没有把他的象画下来,以供瞻仰,因为摩西“十戒”中是禁止崇拜偶像的。在重要的逾越节庆典中,犹太人只呼一次摩西的名字。犹太人对领导者也表示敬意,但他们不会使其成为偶像,因为惟有神才是他们最为崇敬的。

3)向毛像扔鸡蛋就应该判处无期徒刑或长期徒刑吗?毛像不是国旗、国徽;中国的法律不准毁国旗、国徽,却没有规定毛像受损要判刑。其实,在美国,毁损美国国旗也不得判刑。在民主国家,示威群众向政府领导人扔鸡蛋是常见的抗议方式之一。科尔担任总理期间,而且作为对统一有功的国家领导人在访问东德的时候,遭到东德群众的鸡蛋袭击。肇事群众遭到警察的制止,但没有判处徒刑。科尔的献金丑闻败露以后,出版了一本日记。在发行仪式上,他又一次遭到抗议者用白色奶油的袭击。抗议者也没有被判刑。德国警官说,如果没有造成伤害性后果,处罚总是很轻微的;罚款或拘留若干时间罢了。众所周知,68年学生运动时期,绿党人士费舍参与暴力事件,与警察对打,该警员严重受伤。可是费舍先生没有受刑事处罚。岂但没有重罚,在整整30年后,他竟然荣登联邦外交部长的宝座。

喻东岳仅仅污损了毛像,而不是毛的人身或尸身。没有人身伤害,就要判如此可怕的刑期,根本就是无法无天。山西小伙子冯锦华在东京用染料涂污靖国神社门前石头狮子,日本执法人员带走他,以损害公物罪将其驱回中国。他在日本没受折磨,全身而退。三君子弄污毛像,喻东岳因此被害得痴呆。冯回中国没事干,只好成了抗日专业户,被中国警方收拾过若干次。他感触地说:和中国警察比,才知道日本警察是多么尊重人权,中国人是奴隶啊!

有人说:推倒暴君的塑像、甚至鞭打暴君尸体一样,反映了长期专制暴政下民众一种可喜的觉醒和反抗,它是波澜壮阔的革命运动的先声和群众基础。三壮士即使够不上英雄,起码也算可敬可佩的好汉!而扭送者们的作为实实在在是令亲者痛,仇者快!

申竟然说:“你说的那些行为基本上都是统治者大势已去的时候做的。当时的北京不是”。申是个超级投机主义者,说“统治者大势已去的时候”去“墙倒众人推”。1956年匈牙利人推倒了斯大林像,并不是“统治者大势已去的时候”;后来苏联镇压,成千上万的人牺牲了。人家没后悔推倒了斯大林像。自由民主只属于勇敢的民族!

4   人大常委会议的取消

5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全体会议建议人大常委和各界人士广泛协商,把学生和群众最关心的反腐败问题提到议程上来。59万里到赵紫阳家,说他要出访加拿大和美国,本来出国前他要找邓直接谈一谈,但时间来不及了。10日 下午,万里主持召开委员长会议,决定620日召开七届人大常委会8次会议,听取关于学生游行示威和罢课问题的汇报。

512日,人大委员长万里开始先后对加拿大和美国正式友好访问。临行前,万里打电话给赵紫阳,问是不是要推迟访问,赵告诉他不必更改时间。李鹏说:“万里临出国前曾经告诉我,512日赵紫阳亲自登门到他家,说中央意见分歧,在党内已不能解决问题,只能求助于人大常委解决问题。所以,请万里早日回国,主持定于620 日召开的人大常委会会议。以人大常委反对中央制止动乱的决策,是蓄谋已久的,是赵紫阳一手策划的。

1221日期间,万里在国外发表谈话,认为同学们要求民主与法制、反对腐败、推进改革的爱国热情是非常可贵的。

517日,北京百万市民大游行,严家其、包遵信、刘再复、苏晓康和于浩成等人站在一起,只有黄顺兴一人身上斜披着一幅红色缎带,前面写着“全国人大常委黄顺兴”,背后写着“为民请命“四个大字,格外受到人群注目,刘再复披上写有“全国政协委员”,严家其手上高举的标语牌,上写“人治不去,民主何来”乃是于浩成在那天早晨在家中预先写好带到广场上来的。黄顺兴和这几个精英还被众人抬上一辆参加游行的大卡车,在车上用扬声器大声叫喊着,逐个发表即席讲话。黄顺兴还进入广场中心地带,对在那里静坐绝食的同学们表示慰问和支持,在向学自联在广场设立的广播站发表的演讲中,黄顺兴宣称:“做为人大常委,我将按法律程序提议召开人大常委紧急会议,以真正解决目前的危难局势”。戒严后,黄顺兴草拟一份请求召开全国人大临时常委会联署文稿,秘书先用电话联络部分常委。

518日,民革中央主席朱学范和叶笃正、江平、杨纪珂、陶大镛等12位人大常委分别发出紧急呼吁,建议从速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共商解决问题的办法。何家栋还和高瑜多次奔波,在广场上的大学生与全国人大常委胡绩伟之间建立了联系渠道,并由高瑜执笔代学生起草了致人大常委会的公开信,要求全国人大召开紧急会议,打破僵局。

《李鹏六四日记》证实,198945月人大常委会万里委员长、彭冲副委员长兼秘书长,根据宪法赋予人大的权力,率领人大常委会委员及多位副委员长,反对戒严和军队进京,响应赵紫阳总书记关于民主、法制的号召,要求召开人大常委会,讨论学潮问题。胡绩伟等人大常委要求召开人大常委会,撤销李鹏签发的北京部分地区戒严的命令。

李鹏在日记中透露,邓小平、李鹏对全国人大常委会依法维权、抵制戒严的做法十分恼火,认为是干扰:邓小平“决心大军进城后,再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才有把握”。因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文革后一场“党大还是宪法大”的理论斗争,在实际政治生活中转化成“戒严与反戒严”的斗争。全国人大是最高权力机构,还是中共政治局常委、军委主席是关系中国命运的最后决策者?万里、彭冲、胡绩伟等大人物及高瑜、曹思源、罗点点等小人物,1989年在这场维护宪法权威的合法的、和平方式的议会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使邓小平、李先念、李鹏这些掌握党政军大权的大领导惊慌失措、恐慌至极,高喊:“要害是夺权”,不惜调集五万大军进驻人民大会堂及周围,对付人大常委会,唯恐万里回京召集原定于620日召开的人大常委会。

据《李鹏六四日记》,510日下午,不顾李鹏的反对,万里主持召开全国人大委员长会议。会议决定:“620日在北京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听取国务院关于学生游行示威和罢课问题的汇报,还要审议《游行示威法》和清理整顿公司的汇报。”

李鹏说:519日,人大常委党组向中央政治局常委写报告请示,鉴于目前的严重局面,建议万里同志中止国外访问,立即回国。报告是彭冲签发的,当日我接到报告后就批示,外事不变动为好。并请常委乔石、姚依林同志阅示。文件传到乔石和依林同志处,他们都圈阅,表示同意我的意见。21日文件传送完毕。返回中办,中办就将我们三人批示内容给了彭冲。521日上午,赵紫阳对阎明复同志说,学潮这样拖下去,旷日持久,结果难以预料,只有召开人大常委会来缓解。521日下午,胡启立到赵紫阳家,说人大常委要求万里提前回国的报告现在没有人批复,搁在那里。当时赵已请假休息,他不同主持中央工作并分管外事工作的李鹏商量,赵紫阳就让胡启立告诉彭冲,由人大党组直接发电报给万里,促万里提前回国。胡启立问赵紫阳,可不可以说已经你同意,赵紫阳说可以。随后赵紫阳又给吴学谦打电话让他设法把电报发出去。万里同志在加拿大同时收到人大常委会和中共中央两份不同内容的电报,人大常委会叫他回来,中央叫他继续去美国访问。万里在这一关键时刻作出了正确的选择,他听了中央的,继续由加拿大赴美国访问。在这一事件中,温家宝同志拒绝发送赵紫阳批准的电报,做得是对的。

521日,赵紫阳对他的秘书李勇同志说,我想还是应该开一次政治局会议,并要鲍彤为他起草一个讲话稿。522日,赵紫阳“病休”结束前去上班时,发现自己已被“架空”。鉴于总理李鹏、国家主席杨尚昆、副总理姚依林和中央组织部长宋平等人违背组织原则,在未经政治局授权情况下就分别召开各部门会议,召集各地方领导人进京“打招呼”,宣布赵的“罪行”等违反《党章》的行为,赵紫阳找到当时的中办主任温家宝,要求中办发通知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解决党内出现的非正常组织活动。赵紫阳的这两个既符合宪法、更合乎党的组织程序的举动,令党内强硬派元老大为紧张。当时温家宝说,中办实质上已被撇在一边了,现在所有这些部署都没有通过中办,一切活动都是李鹏、杨尚昆另外安排的,并不通过中办。温家宝在说谎话。522日要求各省市头头脑脑进京开会,通报对赵紫阳等人作出决定的通知,就是由中办拍发的。同一天,邓小平发给万里的要他提前回国先到上海的特急电报,也是通过中办拍发的。随后,中共召开的处理赵紫阳问题的中央全会的材料的正是温家宝搞的。赵紫阳在回忆录里说:温家宝还说,如果赵一定要开会,中办也可以发通知,但温感到后果会很不好,希望赵慎重考虑。后来赵紫阳就没有召开政治局会议。尽管如此,后来在赵紫阳的罪名中,还是有一条“分裂党”。如果说江泽民软禁万里还有被动味道的话,那么中办主任温家宝则是积极地打消了赵紫阳要求开会的念头。这里面包括了温家宝的一片良苦用心,完全地自觉自愿,没有一点点被迫的味道。温家宝不去阻止李鹏、姚依林等的非法分裂活动,偏偏阻止赵紫阳的合法活动,停止了赵紫阳作为总书记的合法权力。温家宝因此可以到邓小平那里邀功请赏去了,换总书记可以不换他这个中办主任了,他不是王兆国第二。64后,在清算赵紫阳时,有人提出:519日凌晨温家宝陪同赵紫阳去广场看望绝食学生的时候,两人很贴心,不宜再担任中办主任了。邓小平立即表态说:在阻止赵紫阳分裂党的关键时刻,温家宝立场坚定,党性强,江泽民已经知道此事。这就有了后来江泽民死保赖昌星的后台贾庆林的时候那句名言:89年我保了温家宝,现在我要保贾庆林,因为他政治觉悟强,跟中央高度保持一致。”在519日凌晨温家宝陪同赵紫阳去广场看望绝食学生的报道中,许多媒体都表示,“温站在赵身后的镜头给世人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些报道真是瞎了眼,如果温家宝真同情学生、支持赵紫阳的反对戒严,他还能继续当他的中办主任吗?邓小平是眼里揉沙子的人吗?江泽民能允许温升任总理吗?六四时期,温家宝如果没有重大立功表现,杀气腾腾的元老们能容忍他吗?温家宝立的这个功,就是成功阻止了赵紫阳召开政治局会议的念头,避免了元老们违反党章违反党的组织原则的尴尬。还是仔细看看温家宝陪同赵紫阳的那张照片吧。照片中所有人的目光、焦点都停留在正在讲话的总书记赵紫阳身上,惟有温家宝例外,目光呆滞,停留在照片人群之外的某个角落,面部肌肉僵硬,努力掩饰自己与总书记彻底决裂的决心。温家宝不过是邓安排在赵紫阳身边的密探。

521日,胡绩伟委托女记者高瑜,到天安门广场联系学生领袖,说服他们避免流血,退出广场。521日四通公司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曹思源受胡绩伟授权,起草了《立即召开全国人大紧急会议的建议书》,派人送到常委胡绩伟家,胡第一个签名。黄顺兴获悉后,立即参加了联署。胡绩伟至少征集到57位(还有很多不敢签名而同情学生的)常委的支持,提请召开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讨论学潮问题,并提出了罢免李鹏、检讨戒严合法性等议题。当时全国人大常委共有155人,如果连署超过78人,就可以召开人大常委会的紧急会议。全国人大作为最高权力机关,召开紧急会议是完全合法的,也是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在数百万学生和市民的压力下,人大常委会完全有可能作出“撤销戒严令”的决定。

21日下午,约有4500多名中国留日学生在东京举行集会游行,声援国内学生民主运动,要求政府接受学生提出的合理要求。集会在东京都中心的三河台公园举行。学生代表在会上宣读了声明,呼吁政府放弃武力,撤销对北京的戒严行动。会后,留学生们举行了示威游行,并进行了为支持北京学生的募捐活动,当场募捐三百万日元。当天,在大阪、名古屋、神户、京都的350多名留学生,在中国驻大阪领事馆门前集会,他们打著“撤销戒严令”、“打倒腐败政府”等标语,在那里宣读了支持北京学生运动的声援书,并向领事馆递交了紧急呼吁。

21日下午,约有3千多名中国留法学生在巴黎举行集会,抗议在北京实施戒严。强烈要求:1,立即撤销戒严令;2,开放对外对内新闻;3,邓小平、李鹏下台;4,立即肯定伟大的学生、人民的爱国民主运动。

21日下午,中国留学生和访问学者共3千多人在伦敦举行了抗议活动。游行的主要口号标语有:“邓小平、李鹏辞职”、”反对武力镇压”、“民主救中国”。参加游行的著名钢琴家傅聪说:“多少年来,我为这个国家担心。心里很苦。几次回国,越来越悲观。现在证明我完全错了。中国人民的智慧和勇气显露出来了。我可以堂而皇之地说,我作为中国人很骄傲。”从21日上午起,一位名叫邓卓的留学生在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对面绝食,他的标语上写著:”停止镇压学生运动,新闻自由,实行政治体制民主改革。”

21日下午,1千多名中国在西德的留学生从西德各地汇集波恩,在中国驻西德大使馆门前举行静坐示威。约20名台湾留学人员也参加了这次静坐示威活动。

21日,300多名在瑞士的中国留学生、研究人员和实习生在日内瓦向联合国秘书长和人权委员会递交了一份请愿书,要求联合国进行有效的干预。请愿书的全文如下:

联合国秘书长,人权委员会:“最近,在北京发生的事件使我们深感不安和惊讶。面对得到广大民众支持的大学生们的民主要求,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最终选择了通过发布戒严令实行镇压的办法,同时粗暴地拒绝对话(即拒绝和解的道路)。人们再一次看到民众的意愿受到了嘲弄,人权遭到了侵犯。出于连带关系、爱国主义和对民主的渴望,我们要求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立即取消戒严令,尊重人权,开始对话。我们还要求联合国进行有效干预,以使中国政府停止侵犯人权,避免流血事件。”

21日,在苏联、瑞典、澳大利亚都有百人左右的小规模游行抗议中国政府的示威活动。

521日,香港爆发开埠以来最大的游行,人数达到上百万,反对中共戒严令。

522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消息《内梅特总理说:匈牙利面临动荡潜在危险,不准动用军队解决问题》,文章认为:“斯大林模式的一个最可恨的特点就是肆意动用武装力量整治本国人民。我们应当最坚决地同过去的这种做法决裂。”

万里最后被勒令回国软禁,强使低头。1989521日,代表4万多中国留学生的“全美中国学者学生联谊会联合会”,向中国驻纽约领事馆递交了致万里的公开信,敦促万里尽快回国,处理国事。公开信的主要内容如下:“近日来,以首都大学生为主体的爱国民主运动已经迅速扩展到太平洋这一边。我们时刻密切关注国内局势变化的四万名留美中国学者学生,面对国内学友民众置个人生死于不顾的爱国热情与壮举,面对李鹏政府以武力镇压人民群众爱国民主运动的行为,再也无法沉默了。我们已举行了1.5万人的声势浩大的示威活动,声援国内学友;我们还将举行更大规模的游行,直至中共中央和政府停止对这场民主运动的镇压和广大学生及人民群众进行公开直接平等的对话。万里委员长,您在中国人民中享有很高的威望。目前,广大人民群众正在盼望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尽快返回,力挽危局,重振国威。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承认并领导的学生组织,我们全美中国学者学生联谊会联合会认为,国内大学生要求加速政治经济改革、反对腐败、要求推动中国民主化进程是正义的行动,反映了人民群众的高度的爱国意识。我们殷切盼望万里委员长在民族面临动乱、国家面临覆灭的严峻关头,作出明智决策,从国家利益、民族前途出发,紧紧地和人民站在一起,反对暴力镇压,支持爱国民主运动。”521日,陈省身、杨振宁、李远哲、吴健雄、田长霖、吴仙标等36名著名在美华裔科学家,学者致函邓小平,要求军队撤出北京。522日,万里在多伦多华人社团为他举行的500多人的欢送晚宴上再次谈及国内的学生运动:中国学生的爱国热情是可贵的,他们希望促进民主和惩治腐败,这是同政府的目标相一致的。我们要坚决保护广大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同时也要坚定地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这些问题应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解决,应该用符合理性和秩序的办法解决。我相信政府能够以冷静、理智、克制的态度,克服困难,妥善地解决这一问题。很明显,他的意见与赵紫阳一致。

1989522日,根据邓小平的意见,中共中央致电万里:中央决定,请你提前结束在美国的国事访问。会见美国总统、副总统和国务卿后,即行回国。可先达到上海,稍事休息后再回北京。同时邓小平决定,由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在上海,向万里通报北京的有关情况。522日晚,根据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的授意,杨尚昆、李鹏、乔石、姚依林召集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人大常委会党员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全国政协党员副主席、中央军委委员会议,通报了赵紫阳的情况。

523-26日,杨尚昆、李鹏、乔石、姚依林一起先后会见一些省的负责人。在江泽民汇报结束后,杨尚昆单独与江泽民谈话。杨尚昆:小平同志要我与你谈话。中央决定,万里同志将提前结束访问回国。北京的局势现在很复杂,一些人想利用万里同志的特殊身份重新挑起事端,扩大影响,所以,小平、陈云、先念、彭真同志都一致认为,让万里同志先回到上海,由你代表中央先向万里同志介绍近一段时间的国内情况。

江泽民说:万里同志知道这个意图么?杨尚昆说:中央的决定已经发电告诉了万里同志,请你再向他传达这几条:第一条,赵紫阳同志公开违反小平同志和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决定,现已停职。赵紫阳同志的主要问题是反对四二六社论、反对在北京戒严、在与戈尔巴乔夫会谈中把小平同志公开抛出来。小平同志说,这不是一般的意见分歧,而是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原则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一定要旗帜鲜明地维护小平同志,维护党中央核心的集体决策,维护党的团结。第二条,对北京市区进行戒严的决定是政治局常委的决定,不是某个人作出的。当初北京实际上已经失控,学生和市民的情绪都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煽动起来了。如果不戒严,当时随时都有可能发生打砸抢恶性事件,造成更大的动乱,我们都有被管制起来的可能,戒严是在形势非常严峻的情况下作出的,是正确的决定,也是被迫作出的。所以,一定要向万里同志强调,戒严绝不是针对学生,更不是针对市民,只是保卫国家重要部门,起稳定首都秩序的作用。根本不存在外界谣传的进行镇压的可能,绝对不会。第三条,社会各界要求召开全国人大紧急会议的呼声不少,也有一些全国人大代表正在联名发起要求召开紧急会议的倡议,这不假,正在做工作。全国人大常委会已经通过给代表打招呼,要求人大代表不要参与类似召开全国人大紧急会议的签名活动。这场运动的广泛性、群众参与的劲头空前,这是一场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决定改革开放成败的生死攸关的严重政治斗争,小平等老同志和政治局常委的讲话、决定,表明了中央制止动乱的坚强决心和果断措施,表明了这确实是一场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的政治动乱。大是大非就在眼前,一定要站稳立场。中央希望万里同志在上海休息期间,有一个明确的态度。

江泽民说:中央还派人去上海迎接吗?杨尚昆说:你是政治局委员,你就是代表,何况你是小平同志指定的。江泽民接受了这使命后于当晚返回上海,并于24日早晨立即召开市委常委紧急会议,传达中央的重要决定。52515时,万里的飞机在上海机场降落。一些穿白衣服的人急忙走上前去,不由分说,从两边架起万里匆匆劫持而去。然后按江泽民计划把万里送到上海市郊的一家招待所,让他上不着天、下不着地,无法自行离开。江把邓小平的信交给他,邓在信中恳求万里“看在几十年朋友的份上,在此关键时刻帮一把”。江说现在军队已经准备就绪,已来不及阻止天安门的“清场”,让他配合。万里听后情绪激动,拍桌子断然拒绝。江说,得到指令,在万里不答应之前,要把他留在上海;而且把万里一个儿子也调到上海作为人质。僵持了3天,万里被迫在527日发表书面谈话,表示坚决拥护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重要决定,拥护戒严。这个书面谈话于28日经新华社向全国发布。使自由派大失所望。他们认为,“万里从内心想动用人民代表大会的力量来解决危机,这从他在国外的几次讲话就能体现。然而,一踏上上海的土地,事实上就等于被控制起来,不表态,就不可能获得自由。万里最终背离了要求民主改革的初衷,背离了赵紫阳。这样,中国也就失去了最有力的一次民主解决危机的机会。”31日万里被允许返回北京。官媒说的理由是“万里不舒服,医生要为他检查”。据说,全国人大是中国的最高权力机构,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是否来北京,怎样表态,都在邓小平的控制之下。这个最高权力机构的代表人民的权力,在小平同志面前,是多么地卑微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多么地富有中国特色啊!中国人民幽默地说,人大代表们只是“啃啃鸡腿拍拍手”,说得是多么地逼真啊!

524日上午胡绩伟分别给万里委员长、习仲勋副委员长、彭冲副委员长写了亲笔信。2414时,曹思源等人将“提议立即召开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的签名信送交人大常委会(57人名单第二次确认)。李鹏在看了此份材料后,不但不许召开人大紧急会议却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名义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对人大常委签名事件进行调查,要求追究四通社会发展所的法律责任。其实,中共早有个秘密规定,全国人大这个名义上的最高权力机构,召开代表大会或常委会议均要经过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

52414时,北京知识界联合会继续在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开会,100多名社会科学界、新闻界人士参加。会议由包遵信主持。包遵信、王润生、苏伟、远志明、邓正来等10多人在会上发言。包遵信在会上介绍了这个组织的筹备过程,包讲话的大意是:这个组织从515日起就开始酝酿了,好多知识分子作了准备。22日上午,严家其召开的那个会议,主要就是讨论决定成立知识界联合会的。昨天下午游行,北京知识界的两面大旗都打了出去,香港的报纸、台湾的报纸都作了报导。现在是,你同意组织也好,不同意组织也好,反正香港台湾都已通过电台新闻广播了,大家也都知道了。包遵信说,我们这个组织是个松散的政治性组织,不是搞学术研究的,应有长期打算,也要有近期目标。现在的三个近期目标是,一是要解除戒严令;二是要把李鹏赴下台;三是这次运动必须实现推进民主化的进程。远志明等说:发起人名单如果被政府掌握,政府可能马上采取镇压;所以,应该马上把发起人名单向全世界公布出去,凡是参加知识界联合会的,这样才能得到保护,名单越快搞出来越好。这个成立大会严家其没有参加,但还是把严推选为总召集人。会议决定:由严家其、包遵信作为北京知识界联合会总召集人,下面设立秘书组、宣传组、联络组,并在天安门广场设立一个固定工作点,服从“首都各界联席会议”和“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领导;25日下午,将以“北京知识界联合会”的名义组织一次知识分子大游行活动。

524日印刷的、“北京知识界联合会”主办的、由包遵信负责、北明等编辑的《新闻快讯》第三期中 ,对此有如下描述:“为了统一指挥,坚持斗争,首都爱国民主运动指挥系统在多日酝酿中成立并完善。以‘保卫天安门指挥部’为中心,上设由各界人士代表组成的‘爱国维宪各界协商联席会议’,和由全国各高校代表组成的‘营地联席会议’;下设‘联络部’、‘宣传部’、‘参谋部’、‘后勤部’、‘纠察部’……”

524日上午10点,“保卫天安门广场总指挥部”正式成立, 成员有:柴玲(总指挥)、张伯笠(副总指挥兼宣传部长)、连胜德(副总指挥)、郭海峰(秘书长)、李禄(外联部长)、王刚(后勤部长)、杨朝辉(纠察队长)、王超华(常委)等组成;10万多学生在天安门广场参加“誓师大会”。大会主持人王丹发表题为《光明与黑暗的最后决斗》的宣言。柴玲带着学生宣誓,要斗争到底,准备坚持到620日七届人大常委会八次会议召开之日撤退。

525日,51名人大常委要求召开紧急人大会议,讨论戒严合法性和罢免李鹏的职务。香港文汇报刊登了四通研究所提供的签名信和57人名单,并报道“议程包括罢免李鹏”(57人名单第三次确认并见诸海外传媒)。邓小平绝不能让其发生,必须“搞定”人大常委会!

525日,北京知识界联合会发起迎接万里全城大游行。上午811时,高自联的宣传车在北京一些高校和市区进行宣传,称:今天下午将举行全市环城大游行,迎接万里委员长回国,敦促早日召开人大特别会议,罢免李鹏。14时许,数以十万计的学生、市民走上街头,在东西长安街和天安门广场进行游行,游行的口号有:立即召开人大紧急会议;罢免李鹏总理职务;万里回国,人民期待;等等。从游行队伍所打的横幅和旗帜看,有北京各高校师生,有来自科研、卫生、文化、新闻等单位的工作人员,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还有部份企业工人、市民。游行队伍中有10万外地学生,来自全国27个省市自治区的216所高校。

525日,由陈子明、王军涛策划的“首都各界联合会”正式成立。提出的口号有:坚决抵制军管;挫败一小撮专制者的军管阴谋;这场运动不仅是要把李鹏一伙专制者彻底赶下台,从实质上说,这场伟大的爱国民主运动是一场改革与保守、民主与专政、前进与倒退、光明与黑暗的历史性决战。台湾艺文界发起支援大陆民主运动的捐款,已经超过1百万元。

526日,广场上的最高决策机构“各高校代表联席会议”经过通宵讨论,今晨确定未来运动的方向是在坚守广场的前提下,主动出击,把把爱国民主运动推向新的高潮。凌晨,学生领袖吾尔开希、歌手侯德建到广场参加通宵音乐会。中国科技大学教授、安徽省教委副主任温元凯到北京与王丹、沈彤等学生领袖见面,建议学生撤除广场。同时,北京高自联已经组织学生,分别到各大城市进行宣传。

为抗议戒严,天津市外经贸委工委书记、天津市外经贸委主任张伟甩掉乌纱帽向天津政府辞职。这是中共第一个局级干部辞职抗议。张伟在谈到辞职原因时说:“目前形势令人痛心。422日中央领导人为什么不同群众对话?如果当时对话,就不会使学生民主运动发展到目前的规模,可是中央一些决策人没有这样做。平息事态只能对话,运用民主的方法。现在国家间的事务已经由对抗转为对话,而我们对学生则采取对抗的办法,这是不能平息动乱的。我希望国家稳定,但这种稳定要使百姓心齐气顺,而不是‘四人帮’时期那种白色恐怖的稳定。我抗议动用军队对付手无寸铁的示威群众,更不同意把这场学潮定性为动乱。我对党中央目前的做法非常失望,这是辞职的主要原因。我作为一名公民和共产党员,不能做违背民心的事。现在政府政策不顺乎民心与自己执行职务发生矛盾的时候,只有选择辞职。”年仅34岁的张伟是湖北人,1977年考入北京大学经济系。曾任北大学生会主席、北京市学联副主席。在1980年竞选时,他在学校发表演讲,支持改革开放,并且和胡平、王军涛就民主问题进行过激烈辩论,被北大学生称为”温和改革派”和”学生领袖”。1982年分配到天津市工作,担任过共青团天津市委书记、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主任,是中共13大代表。

526日,王军涛、包遵信等40多人在社会科学院召开联席会议,形成4项决议:1)要求李鹏下台;2)军队撤离;3)天安门广场静坐坚持到62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开会那一天;4)组织学生动员工人罢工。

26日,《香港毫报》发表了严家其、包遵信题为《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解决当前中国的问题,兼告李鹏书》,在中南海高层引起很大反响。内容如下:这次学运,向全中国宣布了民主政治的根本原则,即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作为组织政府的执政党和政府本身的权力不是固有的,而是来源于人民。人民有推翻不受人民信任的政府的权利。这次学运,在全国发出了打倒李鹏政府的口号……一个被人民所唾弃的政府首脑,如果不主动辞职,人民可以通过宪法规定的途径把他罢免。宪法第57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全国人大有权罢免国务院总理。作为全国人大常设机关的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撤销国务院制定的同宪法、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现在的问题是,第一步,必须立即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就以下两个问题作出决定:废除520日李鹏签署的国务院关于在北京市部份地区实行戒严的命令;二,决定在近期内临时召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国务院在北京市部份地区实行戒严的命令,颁布已过五天。这五天来,北京的社会秩序一如往日,市民生活大体如常,于市政府划定的戒严区域内,未见到异于往日的突发情况,北京的社会秩序继续向稳定方向发展。与近日的《人民日报》报导相反,正是戒严令颁布后,引起学生和市民的严重担忧,为了阻止执行戒严的部队进城,市民在北京市的所有通往郊区的路口,自发地设置了路障,五天来的事实充份证明,国务院的戒严令是不必要的,而且也因学生和市民的坚决抵制,由于军队和学生、市民有共同的看法,致使戒严令无法执行……北京市既没有受到外国武装力量的入侵,又没有出现任何武装骚乱的情况,在这时动用部队调入北京执行戒严任务,是违反宪法的行为。所以,我们强烈呼吁,全国人大常委会立即召开紧急会议,撤销戒严令。近一个月来,作为国务院总理的李鹏在两个问题上犯下了极其严重的错误以及罪行。一是对三千名绝食学生的请愿要求坚决不予理睬,导致数以千计的学生因绝食而晕倒。在全世界的历史上,还没有一个政府能对数千名学生的绝食请愿置之不理。这一事实充份表明,李鹏己成了个丧失起码人性的总理。520日,作为国务院总理的李鹏对和平请愿的学生,对手无寸铁的市民作出了在北京部份地区实行戒严命令。这激怒了全北京市人民和全国人民,引起了全中国和全世界舆论的谴责。李鹏动用军队来对付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这是极为严重的违宪行为……我们强烈希望,尽快召开全国人大会议,审查总理李鹏今年四、五月以来背叛人民、反对人民的行为,并罢免李鹏国务院总理的职务。为此,我们呼吁每一位全国人民代表,投下神圣的一票,废除戒严令,罢免李鹏的总理职务……如果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全国人大会议不能召开,如果由于李鹏实施镇压出现大规模流血事件,李鹏将在原来两个错误的基础上,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行。这一罪行,终会按法律使身为总理的李鹏受到审判。我们奉劝李鹏,最明智的选择是主动辞职,减轻国家和人民的灾难。我们建议,在李鹏主动辞职的情况下,在李鹏没有犯下新的错误和罪行的情况下,李鹏对绝食学生的非人性行为和520日发布的戒严令错误,不予追究。何去何从,现在到了李鹏作出最后抉择的时候了。如果李鹏不惜动用武力来维持他的摇摇欲坠的统治,那么,亿万中国人民誓将以鲜血和生命来为中国铸造民主。

526日,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在中南海召开,陈云主持。27位常委中22人到会,张爱萍、李德生、黄华、李一氓、程子华5人因事因病请假。据了解,张爱萍、黄华等是因为对戒严和处置赵紫阳的做法有意见而请假的。原陈云秘书许永跃(后任安全部部长)在接受《百年潮》记者采访时,披露1989526日会议:“陈云同志一走进会场,所有的人都站了起来,他走过去和每个人都握了握手。坐下之后,他问大家,什么时候、在哪儿参加的革命,在革命的过程中,家里人、战友有没有牺牲的?问完一遍之后,他说,谢谢老伙计们,……为了社会主义的江山,一共死了2400多万人,有民主人士,有同情革命的,也有共产党人,与其说我们这些人是二万五千里长征走过来的,还不如说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也就是说,社会主义江山来之不易,我们应该珍惜,但现在有人要另起炉灶(指的就是赵紫阳提议按照民主与法制的轨道解决学潮问题)。”陈云阵前动员中顾委常委“坚决拥护邓小平为头子的中国共产党党中央”,就是要动手了!

526日下午,彭真邀请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的民主党派、工商联负责人座谈,强调以事实为根据,以宪法和法律为准绳来统一思想,召开人大紧急会议须中央政治局批准。

527日下午,李先念召集政协主席会议,一致拥护党中央的正确决策和果断措施。当晚,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彭真、邓颖超、杨尚昆、王震、薄一波再次聚会邓家,商议接班人问题。会议决定:江泽民可以先来北京;邓小平找留任常委谈话;把鲍彤逮捕起来;政治局常委迅速作出恢复北京正常秩序的决定和召开134中全会的决定。530日下午,江泽民从上海飞抵北京。531日上午,邓小平接见江泽民。531日下午邓小平接见李鹏、姚依林。531日中午,万里从上海飞抵北京。这一切说明,喊了那么多年的“政治体制改革”,喊了那么多年的“建设社会主义民主”,结果到了还是要用“八老会议”来代替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会,只是一小撮寡头独裁而已。

527日总指挥柴玲和副总指挥封从德参加了“首都各界联席会议”。由于广场上的财政已经枯竭,无法再坚持下去,所以这次会议通过了530日全体撤离广场的决议。19时,广场指挥部召开中外记者会,会上,王丹代表“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议”建议学生在530日结束静坐,撤离天安们广场。王丹号召在530日举行全市大游行,并把427日订为公众节日。该建议被广场指挥部否决。李禄认为:“首都各界联席会议”只是一个协调和后勤组织,在不与大多数广场同学商量的情况下无权作出决定。李禄说:“而且我认为,这种方式是违背民主原则的。”李禄指出:“首都各界联席会议”可以提出建议,但任何决定的作出都必须由广场同学集体组成的“营地联席会议”才能生效。

最后,“首都各界联系会议”同意修改方案。王军涛说:要是同学们愿意坚持到620号,我们全力支持;你们指挥部说要什么吧,人力财力,我们都可以提供。527晚,王军涛召集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议,将撤退计划改至620日。会议通过了由包遵信起草《关于时局的十点声明》。声明把目标集中在李鹏一小撮(即何东昌、李锡铭、陈希同),不提打倒邓小平,并希望事态能在赵紫阳讲话的精神的基础上得到解决。

5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就学习贯彻中央领导同志重要讲话向党中央汇报情况,表态拥护制止动乱决策(已经过了人大常委签名信公开发表后第5天,中共还无法让人大常委会表态支持戒严,只好弄出个什么“党组”来代为表态)。

530日人大常委高登榜、顾明、王厚德、宋汝芬发表声明,表示未在呼吁召开人大常委紧急会议的签名信上签名……(请注意:到了这时57名签名常委中居然也只有4人愿意按中共意思站出来做相反表态,57-4 = 53,大部分签名常委看来仍然未被中共“说服”)。

63日早630,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送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发言人的谈话,指出在目前混乱情况下,620日左右如期召开七届人大常委会八次会议,完成预期任务,是很困难的。中共在动手镇压前匆匆宣布无限期推迟人大常委会,只能说明中共对620日人大常委会的结果毫无信心,就是“收买人大常委不成功”!本来是“歌德”的橡皮图章,现在恨不得扔得越远越好!邓小平对胡绩伟、曹思源等发起要求召开人大常委会解决天安门问题的这一行动深恶痛绝,认定是“支持动乱”。邓小平等人清楚地知道,倘若在开始杀人之前举行这样的会议,由于当时整个气氛,会议很难通过开枪杀人的决议,那就会使强硬派在政权内部的权威一落千丈。人大常委会是如此,政协亦是如此,中共中央委员会依然会如此,甚至中共政治局会议同样可能如此。君不见连邓小平一手点将组成的政治局常委会,几次开会都总是以二票对二票,一票弃权而一再搁置下杀人命令吗?是故,邓小平悍然“先斩后奏”:他干脆绕开了那些可能会使其权威遭受正面挑战的各种法定的决策机构和决策程序,利用他那未经内部挑战因而似乎岿然不动的权威直接诉诸军队、诉诸暴力,使生米煮成熟饭,迫使对方接受既成事实。最后,在重新夺回主动时,再补开各种会议对镇压决策予以追认。这样,邓小平、李鹏们最后便只剩下一种选择,这就是“既然猴子不听话,杀猴又实在不方便,俺就只能杀鸡给猴看!”于是,对学生和市民的血腥镇压就“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邓、李逼迫人大常委改变立场,甚至劫持回国的委员长万里,迫使他改口,更非法囚禁党总书记赵紫阳至死,写下了中共党史上最可耻的一页。他们阻挠全国人大合法行使权力(包括讨论学潮各方是否违法的问题)这一行为本身就是最大的违宪之举!比起学生“割据”一块公共场所示威抗议这种行为来说,强行更改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法定会期,并迫不及待地在人大开会做出最高司法解释之前就动用坦克镇压首都的抗议学生和市民,实属罪大恶极。

4  民主女神像的树立

527日,由“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主办的“民主歌声献中华”演唱会在快活谷马场举行,参与的演艺界人士超过300多人,其中包括邓丽君、梅艳芳,张国荣、成龙等。在台湾,罗大佑等艺文界人士合力创作了《历史的伤口》歌曲,献给大陆学生。在美国,华盛顿地区20所大学的3千多名中国留学生在中国驻美大使馆门前举行示威集会。旧金山侨界则在旧金山中国领事馆门前举行了4千多人参加的大规模示威游行。

528日,出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全球华人大游行,抗议用军队解决内部矛盾,要求解除戒严、召开人大会议讨论。香港,150万人参加“全球华人大游行”,创下历史记录。台北,上万名台北大学生和民众在中正纪念堂集会,声援大陆学生。

528日为响应全球华人大游行,北京又有近百万人上街游行示威。为不给政府找到镇压学生的口实,首都市民默契配合,自觉维护社会治安。北京市公安局承认,近一段时期刑事案件大幅下降。戒严后,北京大街上警察包括交警不见踪影,但社会环境和谐有序。

529日,上海“高自联”决定,自530日起发动“空校运动”,把民主运动推向全国。北京大学学生自治会播出关于空校运动的建议,要求学生在一周内撤离学校,回家闹革命。清华大学播出题为《掀起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评论员文章。三名“北京市工人自治筹委会”领袖被秘密逮捕。

中央美术学院离天安门广场不远,学校的师生很早就积极参与了运动。开始时是要纪念刚去世的胡耀邦,学生就为胡耀邦制作了一幅巨型油画遗像放置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上。527日,北京高自联的一位代表来到美院请他们再制作一个更大的作品——一个塑像,并要求在计划在30日举行的大游行前完成。北高联提供了8000块钱经费,他们建议复制美国纽约港入口处的“自由女神像”,就像两天前上海游行中出现的那个一样。但美院的学生拒绝了这个建议。一方面他们认为这主意有太明显的亲美倾向,另一方面复制他人的作品与他们做艺术家的原则相悖。他们觉得需要的是一个崭新的中国式的象征,后定名为“民主之神”,希望用民主、自由作为精神支柱,使更多的学生在天安门广场坚持下去。但他们有一个现实的困难:即使他们日夜苦干,也不可能在3天内做出一个原创的大型塑像。他们的解决方式很聪明:那是一个一尺半大的泥塑,一个男性裸体举着双手抓住一根棍子依靠着。这就是民主女神偶然的本源。学生们把棍子的下端锯掉,在顶上加上火焰成为一个火炬;他们把人的躯体扶正了一些,把男人的脸改成女人的脸,加上乳房,然后再把整个身体盖上一个长袍。改造后的模型就是后来建造的近10米高的塑像的基础。它被拦腰锯成4段,年轻的雕塑家们分别制作这个巨大塑像的一部分,然后在广场上组装。用的材料主要是泡沫塑料,由金属丝串联固定。外面抹上石膏,把各个部分粘结在一起,也可以做更精细的雕塑。塑像的4个主要部分都很轻,只需要五六个学生就能搬运。学生原来打算用学院的卡车运送。但公安局发话说哪个司机敢运就会被吊销执照。于是学生雇用了6人力三轮车。其中4辆搬运塑像,另外2辆则运送工具和材料。运送的路径早就公布了:出校门后左转,向西到东华门,沿着紫禁城护城河到达广场。这告示是糊弄警察的。实际上,他们出了校门就向右转抄近道由王府井南下,然后沿着长安街经过北京饭店于198952922:30到了广场。

广场上树立塑像的地方是精心选择的,正在那巨大的中轴线上。中轴线北边是天安门城楼上挂着的毛泽东巨幅画像,南边是正作为学生指挥部所在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塑像放置在天安门广场北端、长安街南侧、国旗南边的场地上,正好与毛泽东面对面对峙着。

中央美术学院等8所北京艺术院校的几百名学生运送的“民主之神”的石膏塑像到达广场时,那里有5万多人聚集在搭设好的高大的铁架子周围。300时,几十名学生开始搭建脚手架,准备吊装,要将这个像逐块地垒叠连结起来。塑像的几个部分一层层搭起来,放在铁架子上面。原来空心的塑像中间被浇灌上石膏,里面是一些直立在地面上的钢筋,把塑像支起。上面伸出了的多余钢筋然后被一一锯掉,只留下独立的塑像。塑像的底座也是由钢筋制成,约2米高,后来用布盖上。这个塑像一旦建成便无法再拆开,只能一下子全被摧毁。外面的学生们手拉手围成一个圈子保护,使得里面的人不受干扰。

300时,召开了广场学生代表会议,约300人参加。主要内容有:广场总指挥柴玲分析形势说,为大多数同学着想,坚持下去可能要流血,还唤不起民众。目前的困难很多,主要是外地和北京的学生不团结,意见不统一,经费也很困难。她认为自己能力有限,身体不适,要求辞去总指挥职务,民主选举新领导人;二是代表一致同意由北京高自联、外高联、绝食团三方面联合组成全国高联。在广场上的学生将坚持到620日人大召开之后,用香港支援的帐篷以广场为根据地,办成黄埔军校式的大课堂,设立教室;三是有关下一步学运的建议:建立一个统一的决策机构;加强宣传,发动群众;争取工人、市民的同情和理解;继续采取上街募捐的方式筹集经费;在广场留下少数代表,大多数人作为火种回到原单位。

30日凌晨2时许,目击者跑到纪念碑的广场指挥部说:刚刚有一名“工自联”(该组织的全称为一首都工人自治联合会筹委会)成员在北京饭店附近的长安街被一辆警车抓走了。早晨,“工自联”的广播称:该会执委沈银汉被捕了;另一名叫白宗雄的执委,也被北京铁路公安分局抓走了。广播还说:“工自联”将于上午9时到北京市公安局交涉,要求释放沈、白等人。上午,广场上静坐请愿的学生、北大等在校的学生与“工自联”的一些成员,约4百多人,到北京市公安局门口静坐,要求释放被抓的工人代表。530日北京市公安局拘留为市民、学生观察戒严部队动向的摩托车“飞虎队”11名主力成员。

10时许,“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在纪念碑台阶上召开有中外记者参加的消息发布会,宣布:柴玲、王丹将回北大休息,广场由封从德和李禄全权负责。李禄代表指挥部讲了他们的打算。他说,“目前的政府已失去了对话的资格,我们希望恢复对话,但要政府答应四点:一,撤销戒严令;二,撤走军队;三,保证不对参加这场运动的任何人进行任何形式的秋后算帐;四,实现新闻自由,公开报导。只有政府答应以上要求,我们才能与政府对话。今后,我们仍坚守广场,进行各种和平形式的斗争,直到620日全国人大八次会议召开为止。同时,发动更广大的同学参加到这场运动中来。”

北京知识界联合会宣布准备参加绝食。中国社科院哲学所助理研究员萧阳,北大英语系讲师朱荔等纷纷宣布退党。约两千名民众在“工自联”常委韩东方、李进进的带领下包围北京市公安局,要求释放工人领袖。

30日上午,高达10米的“民主女神”塑像安装完毕。530日中午时分,一切准备就绪,就等着揭幕仪式了。很多人等候了一整晚。其实,只有塑像的脸部被两块布——一块红布一块蓝布——盖着,学生们一直没能够收集到足够的布料来遮挡整个塑像。

12时整,举行了“民主女神”像揭幕式,中央美术学院、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中央戏剧学院、中央音乐学院、北京电影学院、北京舞蹈学院、北京戏曲学院、中国电影音乐学院等8所艺术院校的学生代表、学生自治组织负责人和一些中外新闻记者,参加了揭幕仪式。

一名广播学院的女生代表宣读了《民主女神宣言》:“今天在人民的广场,高耸起一尊人民的神像,她就是民主女神。我们制作这个塑像,作为民主的纪念,表达我们对绝食学生、这么多天一直留在广场的学生以及其他所有参加运动的人的敬意。我们把她奉献给绝食团的勇士们,奉献给广场上的战友们,奉献给全国的大学生们,奉献给全北京、全中国、全世界支持我们这次民主斗争的人民。……久违了,民主女神。70年前,我们的前辈曾高高呼唤过你的名字。为了你,难道我们还要等70年吗?民主女神,已是广场大学生和亿万人民民主的象征。民主女神,你是挽救中华民族的希望,是一切专制压迫下的人民的渴望。民主女神,你是1989年中国民主潮的灵魂。今天你庄严的站在广场,向全世界宣告,中华民族民主运动的大崛起已经开始了一个新纪元。……我们坚信,真正民主到来之日,我们一定会再来广场,竖起一座雄伟、高大、永远的民主女神像。这一天会到来,中国人把民主之神永远挂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人群中随机挑选的一男一女两位市民上来拉动揭幕的绳子,并放了气球。布片掉下来的一瞬间,全场欢声雷动,人群泪流满面。民主万岁等口号此起彼伏。大家开始高唱国际歌。中央音乐学院的学生进行了现场表演,演唱了《血染的风采》、贝多芬第九交响乐《欢乐颂》等歌曲,接着是另一首外国歌曲和一首中国歌曲。最后,所有人士齐唱《国际歌》,齐呼口号。那天晚上风雨大作,但塑像分毫未伤。

仪式结束后,学生纠察队开始守护这一塑像。天安门广场民主女神雕像在面对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画像的三百米处遥相对峙,象征着民主与专制的较量!在这里,民主专制这两种相反的价值紧紧地对应在一起。《人民日报》连续三天发表文章抨击这是“对国家尊严与民族形象的污辱与践踏”。如果说湖南三壮士涂污毛像,是要使中国“五千年专制到此告一段落”的话;那么,在天安门广场设立民主女神雕像,就是结束中共专制统治以后,回答中国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问题?十分明确,就是学习美国,走西方的资本主义民主道路。首都新闻界的新闻快讯正确地写道:天安门成了全国民主运动的中心和象征,只要天安门的女神不倒,人民心中的希望之火就不会熄灭。

4天后民主女神像被解放军戒严部队的坦克辗碎。此后,民主女神像就成了中国民主运动的主要标志,她是中国人民追求民主自由的化身,她见证了中共的六四血腥镇压。雕塑家陈维明说:艺术创作不仅仅是一出拷贝的活动,就像当年法国把自由女神像送到了美国,然后在八九陆肆时,把自由的精神通过民主女神像的塑造传到了中国……天安门那尊“民主女神像”是两手高擎着火炬。而我创作的民主女神像,在形象上是采用了中国青年女学生,一手高举着火炬,一手拿着代表着民主自由人权法制的宝典。我把六米四高的民主女神像放大到六十四米,并准备经过五至十年再创作后,将未来的民主女神像运回北京,作为海外追求民主自由的华人,对未来新诞生的民主中国的献礼。这座象征着“民主、自由、平等、博爱、法制与科学、知识与艺术”的女神像有朝一日可以竖立在天安门广场最核心的位置。

《民主女神之歌》

人们呼唤民主和自由

人们祈盼尊严和富足

难道说中国不需民主

百年来中国人民已经

为民主流血牺牲

哦 民主哟 人民希望

人民的祈盼

鲜血 染红广场

染红了大地

民主哟

那是人民的希望。

 

是谁日夜遥望着兰天

是谁渴望真诚和善良

难道说还有流不完的血

还是那永远不能改变的命运

哦 我看见 东方透出

翌晨的曙光

苍茫中原

被照亮

被照亮

那就是 民主女神

那就是 民 主 女 神!

5节 “四君子”再绝食

1989531日,广场指挥部举行记者会,副总指挥李录代表“首都各界联席会议”发表声明,指出此次学运是纯粹的爱国民主运动,不受任何政治力量干扰,并提出学生四大诉求:撤销戒严令;撤走军队;保证不秋后算帐;实现新闻自由。台湾几十万学生举行“手牵手,心连心”活动,拉成从基隆到高雄长达240公里的人链,声援大陆学生。

531日下午,陈希同组织农民进京的反游行,他们在北京市郊昌平、怀柔、通县游行,参加游行人有数10万人,没有市民围观,由农民为主的游行队伍主要口号是“反对动乱,支持戒严”。有三名中国人打扮成山姆大叔的模样,身上裹着蓝色斗篷,头戴画着星条旗的高帽子,有一人拿着一条吊着一个黑纸心的绳子,黑纸心上写着中国最著名的持不同政见方励之的名字。绳子上拴着一些白纸,白纸上潦草地写着中文“美元”两字。出席集会者听取了军队代表、农民和工人团体的官员发表赞成戒严令的讲话,人群有气无力地呼喊“打倒方励之”。参加游行的农民有专车接送,参加游行的每个人当地政府补助人民币十元。北京市民对这些政府策划之游行的组织者和参与者嗤之以鼻。

与此相对抗的是,约有5百多名大专院校的学生在北京市区举行了一次讽刺性游行来反击政府的集会,他们佩戴着希特勒纳粹的标志和猪形面具,高呼支持独裁的口号。一名游行的学生呼喊,“加入我们的队伍吧,李鹏将给你十元钱。”

198961日,广场指挥部举行临时中外记者招待会,表示指挥部总指挥柴玲,副总指挥封从德今日凌晨几乎遭人绑架。此外,“高自联”主席杨涛表示,在天安门广场静坐的学生减少,并不表示学生撤离。

198961日,“千人接力”绝食第一轮发起人之一出场者刘晓波,按“个人化”方式在北师大发表了绝食演讲。他说:“我本来在美国哥伦亚大学做访问学者,到明年41日,但我受国内大学生民主热情的感召,今年427日回国。我从回国后,就全身心地投入到了以大学生为主体的全民民主运动,我在天安门广场同大学生度过了十几个非常难忘的日日夜夜。现在政府一再强调极少数、极少数人,所谓的一小撮,它的所指看来就是指类似我这样不是学生身份的人。但我想说,我是一个有政治责任感的公民,我做的一切都是合理合法的,我不怕当黑手,我反而以当黑手为自豪、为骄傲,为荣光!!我和开希是朋友,但在政治生活中,我俩的权力是平等的,我们首先是公民的,虽然在校园我是老师。我今天向大家宣布一个消息,我明天下午要去绝食,是由我发起的,有著名歌星侯德健。我这次绝食不是针对政府而言的,我是想作为一次呼吁,我绝食写得特别明确,72小时,3天,我之所以在这时作出这个行动,是我提出的四个口号:我们绝食、我们抗议、我们呼吁、我们忏悔,我们抗议以李鹏为代表的政府用非理性的、专制的军事管制去镇压学生的爱国民主运动!作为中国的知识分子,我深深地忏悔,我希望通过我们的这次行动结束中国知识分子几千年的只动口不动手的软骨症!!我想借这次绝食告诉国内外的舆论,所谓的一小撮就是这样一类人,他们不是学生,但是他们是公民,他们有权利、有义务推动中国的民主进程!在今天,我希望全中国、全世界在理解中国政治问题的时候,换一个思路。在过去大家一谈起中国的政局,总是从政府内部的政治斗争、党内的派系之争来判断中国政治的发展方向、来判断中国前途的黑暗与光明。但是在今天我想提出,这次持续了50多天的民主运动向全国人民提出了这样一个希望:在中国,今天,究竟是谁在主宰中国,是人民而不是不合理的政府!这次全民民主运动从一开始就超越了党内斗争、超越了党内政治斗争。它使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以自己的行动成功地制衡了政府,成功地使这个政府一退再退,尽管这个政府声色俱厉地实行军管,但大家知道世界上没有这样的军管,十多天了,还没有进入天安门广场。人民应相信自己,今天在白色恐怖下,我们之所以站出来,是重新唤起全北京市民的自信,我们有能力、有信心主宰中国!!”这个讲演分别在北大、人大、清华等校的学生广播站广播。

6215时多,刘晓波、周舵、侯德建、高新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二层扎营,宣布“7248小时有限绝食开始”,引起万余人围观。164人在纪念碑平台上举行了记者招待会,由王军涛主持,他向记者们一一介绍参加绝食的四君子——刘晓波是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师,文学博士。周舵介绍参看第9卷。台湾歌星侯德建则是因一首《龙的传人》,几乎成为中国大陆尽人皆知的人物。北师大校刊前主编高新则兼有中共党员的身份。

刘晓波首先发言: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由于中国专制机器的强大,也由于中国人的怯懦和盲目顺从,整个世界看中国问题的思路,一直是从执政党着眼、从执政党内部的斗争着眼。但是,19894月到5月的全民民主运动,在向全世界宣布,这种思路已经过时……人民已经觉醒了,人民再也不会跪倒在地,以衬托几个独裁者的高大形象。我们需要对话,我们需要平等。我们主张和平地推进中国的民主,反对任何暴力。但我们不畏强暴,任何暴力也吓不倒我们。我们将用和平的方式粉碎李鹏政府的戒严和军管,消除李鹏政府的这种狭隘的封建式的农民的仇恨心理,不要叫仇恨和暴力毒化了我们的智慧和中国的民主进程。

另外,这一次绝食的另一个宗旨,就是想公开地告诉国内外舆论界:所谓的“一小撮”,所谓的“极少数极少数”,所谓的“黑手”,就是这样一类人,他们虽然不是大学生,但是他们是中国的公民,他们所干的一切一切,都是合理合法的。大学生运动没有错,我们这些被称之为“一小撮”的人也没有错。我可以代表我们4个人公开宣布:我们不但不恐怖,反而,我们为能够充当这所谓的“一小撮”,所谓的“黑手”而骄傲、而自豪、而荣耀!中国的知识分子,几千年来基本上处于顺从地位;只会动口而不会动手,只会空谈理论而很少行动。今天,我们四个站出来,就是要代表我们自己,在中国历史上开始一个公开的、真正的行动!中国知识界必须结束几千年遗传下来的只动口而不动手的软骨症,以行动抗议李鹏政府的军管,以行动呼吁一种新的政治文化的诞生,以行动忏悔我们几千年的沉默、软弱、盲目、顺从所犯下的种种过失。对于中华民族的落伍,我们人人都负有一份责任。…… 

接着,周舵宣读了《六.二绝食宣言》:

我们绝食!我们抗议!我们呼吁!我们忏悔!我们不是寻找死亡。我们寻找真的生命。

一、绝食目的:

1)此次在中国历史上的空前的民主运动,一直采取合法的、非暴力的、理性的和平方式来争取自由、民主和人权,但是,李鹏政府居然以几十万军队来压制手无寸铁的大学生和各界民众。为此,我们绝食,不再是为了请愿,而是为了抗议戒严和军管!我们主张以和平的方式推进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反对任何形式的暴行,但是,我们不畏强暴。我们要以和平的方式来显示民间的民主力量的坚韧,以粉碎靠刺刀和谎言来维系的不民主的秩序。政府这种对和平请愿的学生和民众实行戒严和军管的极端荒谬背理的蠢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开了一个极为恶劣的先例,使共产党、政府和军队蒙受了巨大的耻辱,将10年改革开放的成果毁于一旦。

2)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充满了以暴易暴和相互仇恨。及至近代,敌人意识成了中国人的遗传。1949年以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更把传统的仇恨心理、敌人意识和以暴易暴推向了极端。此次军管也是“阶级斗争”式的政治文化的体现。为此,我们绝食,呼吁中国人从现开始逐渐废弃和消除敌人意识和仇恨心理,彻底放弃“阶级斗争”式的政治文化。因为,仇恨只能产生暴力和专制。我们必须以一种民主式的宽容精神和协作意识来开始中国的民主建设。民主政治是没有敌人和仇恨的政治,只有在相互尊重、相互宽容、相互妥协基础上的协商、讨论和表决。李鹏作为总理范有重大失误,应该按民主程序引咎辞职。但李鹏不是我们的敌人,即便他下台,仍然具有一个公民应享有的权利,甚至可以拥有坚持错误主张的权力。我们呼吁,从政府到每一位普通公民,放弃旧的政治文化,开始新的政治文化。我们要求政府立即结束军管,并呼吁政府和学生双方重新以和平谈判、协商对话的方式来解决双方的对立。我们抗议李鹏政府的新闻封锁,要求立即解除新闻戒严。

3)此次学运,获得了空前的全社会各阶层的同情、理解和支持。军管的实施,已把这次学生的民主运动转变为全民的民主运动。但无法否认的是,有很多人对学生的支持,是出于人道主义的同情和对政府的不满,而缺乏一种具有政治责任感的公民意识。对此,我们呼吁,全社会应该放弃旁观者和单纯的同情态度,建立公民意识。公民意识首先是政权力平等的意识……其次,公民意识不只是正义感和同情心,更是理性化的参与意识,也就是政治责任感。每个人不是同情与支持,而是直接参与民主建设。最后,公民意识是承担责任和义务的自觉性。社会政治合理合法有每个人的功劳;而社会政治不合理、不合法,也有每个人的责任。自觉地参与社会政治和自觉地承担责任,是每个公民的天职。中国人必须明确:在民主化的政治中,每个人首先应是公民,其次才是学生、教授、工人、干部、军人等。

4)几千年来,中国社会是在打倒一个旧皇帝而树立一个新皇帝的恶性循环中渡过的。历史证明:某位失去民心的领导人的下台和某位深得民心的领导人的上台,并不能解决中国政治的实质问题。我们需要的不是完美的救世主,而是完善的民主制度。为此,我们呼吁:第一,全社会应通过各种方式建立起合法的民间自治组织,逐步形成民间的政治力量对政府决策的制衡,因为民主的精髓是制衡。我们宁要十个相互制衡的魔鬼,也不要一个拥有绝对权力的天使。第二,通过罢免犯有严重失误的领导人,逐步建立一套完善的罢免制度。谁上台和谁下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怎样上台和怎样下台。非民主程序的任免只能导致独裁。近百年来,中国人民争取民主的斗争,大都停留在意识形态化和口号化上,不讲程序操作;只讲目标,不讲手段过程。我们认为,民主政治的真正实现,是手段和程序的民主化……

5)在此次运动中,政府和学生均有失误。政府的失误,主要是在旧的阶级斗争式的政治思维支配下,站在广大学生和市民的对立面,致使冲突不断加剧;学生的失误主要是自身组织的建设太不完善,在争取民主的过程中,出现了大量非民主的因素。因此,我们呼吁政府和学生双方,都要进行冷静的自我反省。我们认为,就整体而言,此次运动中的错误主要在政府方面,游行、绝食等行动是人民表达自己意愿的民主方式,是完全合法合理的,根本就不是动乱。而政府方面无视宪法赋予每个公民的基本权利,以一种专制的政治思维,把此次运动定名为动乱,从而又引发出了一连串的错误决策。致使运动一次次升级,对抗愈演愈烈。因而,真正制造动乱的,是政府的错误决策,其严重程度不下于文革。……我们认为,现在改正,还不算太晚。政府应当从这次大规模的民主运动中吸取沉痛教训,学会习惯于倾听人民的声音,习惯于人民用宪法赋予的权利来表达自己的意愿,学会民主地治理国家……

6)政府在决策方面的重大失误还表现在所谓的“一小撮”的提法上。通过绝食,我们要告诉国内外舆论界,所谓的“一小撮”是这样一类人,他们不是学生,但是它们作为有政治责任感的公民主动地参与了这次以学生为主体的全民民主运动。…… 

二、 我们的基本口号:我们没有敌人!不要让仇恨和暴力毒化了我们的智慧和合中国的民主化过程!我们都需要反省,中国的落伍人人有责!我们首先是公民!

我们不是寻找死亡!我们是寻找真的生命!

接着,侯德建演说到:我来参加这次绝食,我们大家一起来搞这个绝食活动,除了代表我个人以外,我还代表了上个月27号我们在香港开的连续12个小时的、民主歌声献中华的所有的歌星和参加的所有的香港观众朋友们。30万香港同胞为这次义演慷慨损献了1300万港币,他还把T恤衫上邓丽君、奚秀兰、张明敏、成龙等人的签名指给大家看。所以,我希望大家能知道,全世界的中国人都支持我们。“整篇绝食宣言是刘晓波起草的,我只加了两句话,第一句就是说:我们来绝食,不是寻找死亡,而是追求真实的生命。我想,这是我们一直很想提醒很多同学、甚至有些要绝水的同学的话,因为那样做是对自己身体非常不好、会有很糟糕的后遗症”。

“四君子”的初衷是为中共好,希望中共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要求避免流血冲突。他们希望中共走“和平演变的道路”。高新说“这个绝食宣言的中心意思,其实就是反对以暴易暴,因为当时广场上弥漫着一种悲情意识。”因为,面对几千年的封建制度,面对武装到牙齿的军队,他们的力量是多么的渺小。几乎都不能和“五四运动”相提并论,那时有大批工人进行轰轰烈烈的罢工,有许多的著名知识分子和学生们一到参加游行示威,而现在只有这么个“四君子”和“自由女神”。据了解,刘等四人的绝食活动,得到了首都各界的支持,他们企图通过马拉松接力赛的办法,将绝食活动一轮接一轮地继续下去,准备长期在天安门广场设点,为静坐学生撑腰鼓气,与党中央、国务院打一场“持久战”。

以下为刘晓波的回忆:62日晚上,我在绝食棚中激动得难以入睡,绝食棚外的呐喊声、欢呼声从未中断,来看望我们的朋友进进出出。许多记者到绝食棚中采访。侯德健在接受台湾电视台的采访时,抱着吉他,唱了他刚刚写完的歌曲《漂亮的中国人》。

爱自由的人们

张开我们的翅膀

有良心的人们

敞开我们的胸膛

为民主的人们

团结我们的力量

丑陋的中国人

今天我们是

多么的漂亮

把耳朵竖起来

谁也不许再撒谎

把眼睛睁开来

谁也不许歪曲真相

我们手挽着手

把脚步迈开

慢慢来

谁也不用慌慌张张

德健非常兴奋,他说:“我不去香港了,和你们一直绝他72小时。绝食完了我也不离开纪念碑。真过瘾,真刺激,这种场面比上台唱歌有意思。”我说:“德健,我拉你绝食对了吧。”高新在绝食棚中待不住,一会儿就出去看看,回来讲外面的情况。周舵倒显得平静,大部分时间,躺在床上养神。他说他胃不好,身体虚,要为坚持三天养精蓄锐。

63日,中央台广播了我们四人绝食的消息,广场上的人越聚越多,大有学生绝食时的气势。上午9点钟,由陈小平主持在纪念碑上召开新闻发布会,但是,会议刚刚开始就被围观的人挤散了。只好改在下午一点钟开。纠察队员们在自由女神附近围起了一块空间,我们4人又分别在纠察队员的保护下来到开会地点。发布会由陈小平主持,围观的人哄着侯德健讲话。德健不愧是歌星,在这种场合也用歌星的风格来满足公众的好奇心。他穿着那件签有数名歌星名字的汗衫,向公众喊:“你们知不知道邓丽君?”围观的人群中发出:“知道!”侯德健便开始在他的汗衫上找到邓丽君的名字,找到后,用手指指着邓丽君的名字说:“瞧,邓丽君就在这儿。”围观的人群发出欢呼和各种怪叫。如法炮制,侯德健指着几个著名歌星的名字,激起了公众的情绪后说:“这些著名歌星都参加了‘民主歌声献中华’的义演,为支持我们的民主运动而奉献。邓丽君在演唱会上声泪俱下,感人至深。”这时,人群中有人高喊:“侯德健,你能把邓丽君请来唱歌吗?”侯德健笑吟吟地回答:“再去香港时,我试试看。”人群发出狂热的欢呼,侯德健开始带领大家唱《龙的传人》。

这时,几个学生把吾尔开希举起来,在公众中边走边发表演讲,人群使劲往里挤,纠察圈渐渐缩小。几分钟之后,会场的秩序彻底混乱了,我们4人只好又在纠察队员的保护下狼狈地回到绝食棚。回到绝食棚,陈小平问我新闻发布会还在哪里开,我说:“从我们来纪念碑,已经开过三次了,每次都半途被迫中止,最好别开了。……

刘晓波说:63日一整天,来绝食棚看望我们四人的亲人和朋友络绎不绝,绝食棚几乎成了接待站。我的妻子支撑着虚弱的病体来看我,她一见我就哭,什么也不说,一个多小时,她是在泪水中度过的,我也手足无措,不知道用什么能够安慰她,她临走前,紧紧地抱住我,仿佛要让我跟他回家。周舵的女友来到后就一直陪着他,帮他扇凉,给他按摩,直到天快黑了才走。高新的未婚妻和前妻都来看他,两个女人见面虽有些尴尬,但对高新共同关心化解了女人之间的嫉恨。我的朋友也来了,一直陪我到深夜11点半左右,在我的反复劝说下她才离开,临走前再三叮嘱我不要冒险。我们4人中,唯有德健的亲人没有看他。我知道他与程琳已经闹得必须分手,但我觉得他还是希望程琳来看他。尽管绝食棚中很热闹,来的人进进出出,一刻也未停过,但我还是看得出德健的寂寞。当我和女人依慰在一起互叙情话时,德健突然说:“晓波,你这个混小子,你是拉我绝食还是想故意刺激我。我真想把你小子一脚踹到床下去。”德健的话使我清醒过来,感到是在犯罪。

王丹、吾尔开希、王军涛、闵琦、赵渝等许多人都来绝食棚看望。赵渝说,“联席会”已经决定搞接力绝食。我们四人的绝食结束后,就有人来接替我们,他说出了一大串名字,都是有名气的知识分子,如果一直搞下去,坚持一个月没有问题。还有一位熟人对我说:“晓波,戒严没戏了。我去各路口和广场四周转了转,到处都是支持绝食和拦军车的人群,而且一个个情绪激昂。戒严部队根本无法清场。他们不可能向这么多人开枪,除非疯了。”

6  “六.四”大屠杀

1.图穷匕首见

李鹏在61日的日记里写道:“戒严部队在夜间避开了动乱者的监视,已通过地下通道,陆续进入人民大会堂和天安门午门之间的场地。”61日,李鹏“在国务院召开北京高校校长、知识界代表、教授专家共37人参加的座谈会。国务院工作人员宣读了《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处理学潮和动乱的十条政策》,请与会者发表意见。发言的有人大副校长吴树青,北大教授赵光武,社科院学者何新、刘大年等。十条政策的主要内容是,把参加学潮的广大学生和利用学潮制造动乱的极少数人相区分,对广大学生以及不明真相参加过支持学潮的各界民众宽大处理,不予追究,对极少数制造动乱的人要彻底揭露,严加制裁。结果,多数与会者不赞同李鹏的十条政策。可见,他们的政策甚至在他们自己挑选和邀请来的学者专家那里都得不到足够的支持。他们后来动用武力完全是图穷匕首见,他们知道他们已经不可能用任何正当的方法、和平的方法维持他们的专制统治,唯有镇压,唯有屠杀。可见,六四屠杀仅仅是为了维护一个人心丧尽的专制政权的需要。

62上午,邓小平、李先念、彭真、杨尚昆、薄一波、王震和李鹏、乔石、姚依林在一起开会。李鹏:北京市委、安全部的两份报告说明,戒严令发布以来,动乱没有停止,天安门成了反革命的中心、基地。共匪领导人王震说:“他妈的,这些狗患子!竟敢在神圣的天安门作践这么久,真的找死啊。小平同志,对这些反革命分子要马上派部队去抓,人民解放军干什么的,戒严部队干什么的,不是吃干饭的,就是抓这些反革命的。不抓不足以解心头恨,不抓不足以平民愤。谁要推翻共产党,谁就死无葬身之地。”屠夫的屠刀已经举起。

62日上午,北京长安街、前门等道路上。三、五一伙民工着装青年向天安门方向移动。这些民工着装的青年为27军现役军人,奉命化装进入人大会堂秘密集结。中午,在木樨地,一辆疾驶的武警军车,一次压死3人、压伤2人;愤怒的市民抬尸游行,其中一具尸体已证明是北师大女生。更多的市民到路口拦截,整个北京顿时笼罩在十分紧张的气氛中。当夜,改着便装,化整为零向广场渗透的部队和武器弹药车又被发现。消息传来,本已渐趋

平静的民众再次群情激愤。但既便此刻,学生和民众仍然恪守着理性、非暴力的原则。

63日零点,距西单十字路口几十米处,交通完全阻塞。一辆大客车被围,车窗极紧闭,车里坐着士兵,青一色光头、白衬衫、绿裤子。表情木然而沮丧。车窗上满是唾液。首都电影院有三辆大客车的轮胎被放了气。其中一辆装载辎重,大学生登车搜出枪支架在车顶上示众。再前行,又见到4辆大客车,里面同样坐着便衣军人,轮胎被放气,其位置恰在中南海正门西侧,那些车的车窗大部已碎。这是军警自己砸的。

316时,杨尚昆、李鹏、乔石、姚依林召集秦基伟、李锡铭、洪学智、刘华清、陈希同、迟浩田、杨白冰、赵南起以及国务院秘书长罗干、戒严部队指挥部副总指挥、北京军区司令员周衣冰和北京军区政委刘振华等开会。会议由杨尚昆主持。

李鹏说:“从昨天深夜起,首都事实上已经发生了反革命暴乱。一小撮反革命分子蓄意制造谣言,公然违反戒严令,已经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这种无法无天的行径,已经引起了人民群众的极大愤慨。今晚,我们要采取断然措施,坚决平息反革命暴乱。希同同志,请你扼要地向大家介绍一下昨晚以来北京发生的情况。”

陈希同:“正如李鹏同志所说的,首都事实上已经发生了反革命暴乱。昨天晚上十时五十五分,中央电视台建国四十周年摄制组借用武警北京总队五支队的一辆三菱吉普车,在木樨地发生重大车祸。汽车开上人行道,当场撞死三人,重伤一人。这一事故被搞暴乱的组织利用,他们立即大造谣言,说是戒严部队进城开道车故意撞死市民,煽动不明真相的学生和市民到各路口阻拦解放军进入市区执行戒严任务。从今天凌晨起,在建国门、木樨地、新街口、虎坊桥、南河沿、西单等几十个主要路口设置路障、拦截军车、围困并殴打解放军,一些军车的轮胎被扎破,还有暴徒抢夺枪支弹药和其他军用物资,中央机关和一些重要部门遭冲击。这些不法分子用极其恶劣的手段,恶意丑化、攻击戒严部队,挑拨学生、市民与戒严部队之间的关系,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因此,必须采取坚决措施,不惜一切代价,平息这场反革命暴乱。关於戒严部队受阻的具体情况,周司令比我更清楚。”

周衣冰:“今天凌晨,部分戒严部队奉命进驻市区执勤点。行进途中,几乎所有的部队都遇到市民、学生的阻拦,遇到了路障。一些人砸军车,朝战士们吐口水,我们在建国门立交桥上被围困的一些士兵,他们的上衣被扒得精光,当众受辱;朝阳门被堵住的四百多名解放军,市民用石块乱砸;虎坊桥着便装进来的一支部队,被人发现後四处追打,现在还有一些士兵不能在大会堂西侧集中,队伍整个被冲散了;被堵在南礼士路的一些士兵被强行搜身。总之,现在戒严部队一些士兵忍气吞声,肚子里都憋着一股气。有一些被羞辱的士兵恨得牙根都痒。各部队正在做政治思想工作,以稳定情绪。”

517日政治局常委会对是否戒严投票表决,乔石弃权。到63日屠杀前夕,乔石却主张立即镇压。乔石是地道的投机份子。在许多与会者发言后,李鹏斩钉截铁地说:“我们决定平息首都的反革命暴乱,必须采取强硬措施,对极少数暴乱分子绝不能手软。凡妨碍戒严部队、武警部队和公安干警执行勤务的,戒严部队、武警部队和公安干警有权采取一切手段,强行处置。如果有人不听劝告,一意孤行,以身试法,一切后果由其自己负责。”

在这次会上,杨尚昆还传达了邓小平的两句话:“一句是明天天亮前解决问题,也就是要我们戒严部队在明天天明前全部完成对天安门广场的清场任务;一句是晓之以理,深明大义,万不得已部队可以采取一切手段。”杨尚昆强调:“戒严部队指挥部一定要向各部队交代清楚,要尽可能避免使用武器,不到万不得已绝不能开枪。我在这里特别重申,绝不能在天安门广场发生流血事件,即使有成千上万的学生不走,我们戒严部队架也要把他们架走。绝不能在广场上杀一个人。这不只是我个人的意见,也代表小平同志的意见,如果大家同意,也就是我们大家一致的意见。”会议决定:①三日晚九时起,戒严部队、武警部队开始平息首都发生的反革命暴乱,首都公安干警配合。②关于天安门广场清场。戒严部队于四日凌晨一时抵达天安门广场,六时完成全部清场任务。③戒严部队一定要坚决按计划执行戒严任务,绝不能耽误或拖延时间。④部队行进途中,任何人不得阻拦。如遇阻拦,戒严部队可以采取各种自卫措施和一切手段予以排除。⑤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特别是北京电视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要向全市人民作不间断广播,发布北京市人民政府和戒严部队指挥部的紧急通告。同时,在天安门广场进行重点广播。

631830分,戒严部队指挥部通过中央广播电台和中央电视台发出第一项紧急通告,该通告使用了“采取一切手段,强行处置”字眼,显露出血腥镇压的苗头。

当天晚上,杨尚昆、李鹏、刘华清、李锡铭、陈希同、迟浩田、杨白冰、赵南起、罗干等在中南海坐镇指挥,对大学生的武力镇压拉开了黑幕。

2.誓死保卫天安门广场

63日中午的北京大学29号楼,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最后一次会议,与会者有王军涛、王丹、老木、甘阳、刘苏里、杨涛等人。当日,北京城的气氛已非常紧张,许多知识界知名人士已纷纷离开京城避风。会议决定立即向天安门广场增派一支特别纠察队。后来陈子明的妹妹署名“晓华”的文章说:从520日开始,陈子明、王军涛着手准备第二方案,即在当局血腥镇压之前把学运和民运的领袖人物撤离现场,避免在乱军之中遭遇不测。社经所专职人员毕谊民、谢小庆、于国禄、王之虹等具体组织了方案的落实工作。在这一方案的具体安排下,王丹、刘刚、包遵信等在“六四”屠城前逃离了北京市区。

6313点,数百武警和公安警察在六部口一带第一次对群众施放了催泪瓦斯,打伤数人,抢回被群众抢走的弹药车。15点多钟,广场指挥部的广播站突然响起柴琳嘶哑的声音,她说:“现在,形势非常紧张,充满血腥味,大流血即在眼前。戒严部队开始强行向广场推进,各路口已经在不断发生流血事件,一个女大学生被打死了。同学们、市民们,最严峻的时刻到了,我们一定要与广场共存亡。为了自卫,我们要准备好一些武器。”

接着,一个在拦军车的路口被打伤的人现身说法,叙述了他所目睹的令人恐怖的场面:戒严部队先是施放催泪弹驱赶人群,如果再遇阻拦,就用枪托、皮带、大棒子在人群中乱打,许多人被打伤,有些人生死不明。再接下来,一位自称是老军人的老者向广场上的人介绍怎样防止催泪弹、毒瓦斯、怎样破坏坦克、怎样自制汽油燃烧弹。

骤然紧张的气氛中充满了血腥味。有几个学生劝刘晓波等站出来,组织广场上的人和戒严部队拼个你死我活;或去戒严部队,说服戒严部队停止暴行。刘晓波4人商量了一下,一致认为硬拼不是办法,四人商定后,快速地起草了一份《呼吁书》,呼吁坚持非暴力的和平方式;呼吁广场指挥部尽快派人与戒严部队谈判,只要有一线希望,就争取协商解决问题。

刘晓波带着《呼吁书》来到学运之声广播站,向柴玲等人说明了来意,费了些口舌才勉强同意通过广播播出呼吁《呼吁书》。刘晓波刚讲了几句,就有一个学生对刘大喝道:“这是瓦解军心,涣散斗志,居心何在?我怀疑你绝食只是投机。”众多指责声此起彼伏。“胆小鬼!”“懦夫!”“学贼!”“你是政府派来的吧?”“你别想腐蚀学生运动!”“没胆量就别硬充好汉,想走就走吧!”“你们这帮知识分子,只想下山摘桃子。”“滚出去!”

刘晓波气愤地回到绝食棚,正巧一个顶多18岁的小姑娘出现在绝食棚中,她手捧一束鲜花,含泪献给4君子,侯德健接过花,感动得一时竟不知说什么好,只是温柔地请小姑娘坐在他的床上,听着她含泪的诉说:“我一听说你们绝食,当晚就准备了一束花,今天一早儿就来广场,想把花献给你们。但是纠察队员不让我进来。我在下面等了差不多十个小时。我下决心一定要当面把花献给你们,不论发生什么我也要来,你们是在为中国、为人民、为我们挨饿、冒险。希望你们多保重。”说完,她掏出一块洁白的手帕,请四位为她签名留念。侯德建第一个签名,他一笔一划地写,象个完成楷书作业的小学生一样认真;高新签名时先沉思了一会儿,然后飞快地写下分不出东西南北的两个字;刘签名时手有些颤抖,字写得糟透了。周舵也是工工整整地签上名,又在手帕的空白处写上“谢谢”。献花的小姑娘含泪的眼睛晶莹闪亮,羞涩地一笑,鞠了个躬,走了。一名医生建议把花束挂在绝食棚外的最高处。

天快黑时,“学运之声”广播站播放雄壮的《国际歌》,广场上顿时一片肃穆。柴玲嘶哑的声音显得格外庄严、神圣:“同学们,市民们!今晚是广场最严峻的时刻,是这次伟大的爱国民主运动成败的决定性时刻,我们别无选择,只能坚持。坚持就是胜利!我以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的名义号召,凡是决心坚守广场的人,请站起来,举起右手,面向纪念碑,跟我宣誓。”广场上黑压压的人群都神情严肃地举起右手,面向纪念碑。

我宣誓:我要用我的生命捍卫人民的广场!我与天安门广场共存亡!

我宣誓:头可断,血可流,自由民主不可丢!

19时,广场学生指挥部在纪念碑南侧召开有关学生和市民被军人和武警所伤情况的新闻发布会。学生领袖柴玲、李录、封从德、吾尔开希主持了这次新闻发布会。北京测绘出版社职员、中共党员郑鲁滨的控诉道:63日下午315分在人民大会堂南侧看见一群军人用武装带猛抽学生和市民,便冲上去抢救一位被军人击倒在地的老人,因此,也遭到军人的毒打,头部被军人用钢盔击破,血流如注,白衬衣几乎全被鲜血染成了红色。

1930分左右,在前门地铁站出口处,陆续走出一批年轻人,他们穿著白衬衫、绿裤子,三三两两分布在人群中,但每人提著一个统一式样的行李包。这是根据戒严部队指挥部的命令士兵们以零星分散的形式进入天安门广场,潜入大学生队伍隐藏。他们的行动并没有引起学生和市民的格外注意。20时许,长安街上华灯齐放,天安门广场人山人海。待命在人民大会堂西侧的戒严部队官兵全部进入人民大会堂内。2030分左右,根据戒严部队指挥部的命令,戒严部队的军用直升飞机在东西长安街和天安门广场上空进行空中侦察。

6321点,大会堂上的高音喇叭,将这场运动最终定性了:“首都今晚发生了严重的反革命暴乱——广场上的人必须马上撒离。否则,戒严部队将采取一切手段,强行处置!”2150分许,北京市政府和戒严部队指挥部联合发出了第二项紧急通告,要求北京市民呆在家中,不要上街,不要到天安门广场,以保证生命安全。第二项紧急通告已明白无误地发出了血腥镇压讯号。但从519日戒严以来,天安门广场上一直回荡着“狼来了!狼来了!”的呼唤,而狼却始终没有出现。因而广场上的大多数人并未对此引起应有的警觉。他们或是兴致勃勃地观赏着“民主女神”塑像,或是簇拥在纪念碑底座北侧四名绝食知识分子的绝食棚前,齐声而有节奏地呼喊着:“侯德健出来!侯德健出来!”渴望一睹著名作曲作词家歌唱家侯德健之风采。当时的北京城曾流传着一句话:“先看女神后看猴(侯)”。 

3.民主大学开学典礼

民主大学的成立,是北高联、外高联、绝食团于5290时在天安门广场开会时议定的,设想办成黄埔军校式的大课堂。528日,广场指挥部副总指挥张伯笠宣布,将要利用香港捐赠的帐篷,在广场上设立“民主大学”。为了使“大学”有个正规的模样,62日晚,人们还拆除了广场上不规则的帐篷,让学生到广场的香港接待处领取统一材料,搭设统一帐篷。198963日晚,戒严的北京城的气氛已经非常紧张,许多知识界知名人士纷纷离开京城避风。严家祺在家中听到要求市民不要去天安门广场的电视广播,又接到电话要他去广场,即偕妻子高皋奔赴天安门广场。63日晚22时,民主大学按原计划在“民主女神”塑像下举行开学典礼仪式,作家赵瑜等人出席,校长张伯笠宣告正式成立。首都的夜空依然明亮,远处不时响起枪声。人们席地而坐,平静、安祥。

严家祺被聘为名誉校长,即席做了半小时演讲。严家其讲解了自由、法治、人权的内涵,民主的历史、现状,民主与法制……民主是人民制约政府,而不是政府主宰人民;民主要依靠法治,反对人治。民主是中国人民努力奋斗了整整70年,不懈追求的好东西。晚风吹送,严先生娓娓而谈。他说:这次学生运动已发展成为全国性的全民抗议运动,这是当代中国划时代的大事,它以不可阻挡的力量大大地推进了中国民主进程。严先生强调要召开全国人大紧急会议,讨论并废除520日李鹏签署的国务院在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的命令,并呼吁罢免李鹏。他最后说:这次学运,向全中国宣布了民主政治的根本原则,即,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有权力推翻不受人民信任的政府。“如果政府用暴力镇压民主运动,我们将以鲜血和生命来捍卫、来铸造中国的民主事业。”轮到“大学”副校长作家老鬼(真名马波)讲话时,忽然寻不见他的踪影。民主大学的开学典礼结束之后,“学运之声”广播站宣布:据可靠的消息,戒严部队将于凌晨至4点钟之间进入广场。号召人们“血战到底”。

4.木樨地大开杀戒

63日傍晚邓小平下令:“阻拦军车,格杀勿论”。2216分,北京市政府和戒严部队指挥部联合发出了措词更为严厉的紧急通告称“解放军部队一定要按计划执行戒严任务,任何人不得阻挡。如遇阻挡,戒严部队将采取一切手段予以排除”。

38军代军长张美远少将(原军长徐勤先中将因对命令表示异议而被捕),率领解放军万余官兵,搭乘千余辆各种战车,从丰台北仓库、总政大院、向公主坟集结。这支部队的“战前动员”:士兵们持枪列队,军官高声喝问:“敢不敢打?”“敢打!”士兵们个个斗志高昂。“怎么打?”“往死里打!”于是,数十辆军车满载荷枪实弹的官兵,高呼着“38,万岁!38,万岁!”的口号,杀气腾腾地开出总后大院。第一辆车开出大门,车上的一个士兵就按耐不住“仇恨”的怒火,扣动冲锋枪搬机,横扫了一个“扇面”。顿时,大门口左侧的一名值勤哨兵腿部中弹,应声倒地。这批军车里,有的装了很多碎砖头。可以判定,大规模开枪前,并不单是老百姓朝军人扔石头。在公主坟路口得到市民、学生们雨点般的砖头“欢迎”的38军排除万难,在骂声中用一个小时向东挺进1公里路程。晚9点,38军二个师到达军事博物馆。浩浩荡荡的车队先由30多名防暴武警为开路先锋。防暴队员头戴全防护头盔,手持有机玻璃盾牌和警棍徒步前行。由公主坟到军事博物馆的一公里路程,防暴队员绿色的头盔,被石块砸的变成绿白色。9时许,继续东进的防暴队员与阻拦的市民学生用原始时代战斗方式打了几个拉锯战。受过专业训练的防暴队居然被学生市民赶进军博院里。

22点许,因为大批市民组成了人墙横拦在北蜂窝一带的丁字路口,部队停止前进,双方相隔约30米对峙。部队方面暴露在最前面的全是徒步行进的士兵和军官,士兵手中全部是可以发射连发的自动武器。前面两排半蹲半跪,后面几排站立,枪口直对市民队伍。

当时,几乎没有人相信这批“人民子弟兵”会真的朝人民开枪。市民中,几乎不见手中持棍棒武器的,更没有象袁木所说的“用带钉子的木棒和火枪袭击戒严部队”。只有个别人随手拾起路边的小石头扔向部队方面,但立刻遭到大学生们的阻止。部队方面则不进也不退,偶有士兵拣起石头回敬市民,但也同样是些造不成大的伤害的小石头。少许几个军官手持半导体话筒朝市民方面喊话,请他们别再扔石头并迅速离开,保证部队通行。

向东2公里的木樨地桥,是海淀与西城交界处,桥西是众多大学的海淀区。桥东是国家机关集中的西城区。也是北京军区东进天安门必经之路。此时,北京市民,大学生根本没把戒严部队指挥部的命令放在眼里。在木樨地往西到军博的宽八条车道大街上挤满了市民、大学生。18点左右,数架军用直升机沿着长安街从东向西飞来,在木樨地低空盘旋了几圈后向西飞去。直升机的到来使气氛顿然紧张起来。这时,上百辆摩托车从天安门方向开过来,几乎每辆车后面都坐着一个年青的女孩子,手持一面彩旗,他们高呼着口号,呼啸而过。这是一支被称为“飞虎队”的摩托车队,是由一批个体户和干部子弟组成的。摩托车的到来使群众立刻兴奋起来,人们闪开路让他们通过,许多人向他们挥手致意。大约20点钟,有人开着摩托车从西过来,大声喊道:“部队已过了公主坟,那儿的群众正在奋力阻挡,快去支持!”许多人骑上自行车向西赶去。有数百人将五、六辆无轨电车推到木樨地桥上,把附近隔离带所有的水泥隔离镦堆积在桥头加固阻挡军车的力度。木樨地桥西北的中国科技会堂工地大量的红砖等建材给“抗暴”市民提供不少有力的“武器”。成千上万的人簇拥在几十米宽的马路上,形成了厚达二三百米的人墙。大概九时半许,防暴队后的军人开始鸣枪示警,但枪声稀疏,而且确实是朝空中射击。市民将石头、汽水瓶子投向军人,但并没造成严重伤害。不断有受伤的群众被人送往木樨地的复兴医院。

22点左右,部队进到木樨地桥西头,但被横在桥中的车辆挡住。部分学生和群众已通过桥上的人行道撤到桥东头,和木樨地的群众汇合起来。部队冲向木樨地桥时,前面一批为数不多的手持木棒的士兵遭到了市民密集的碎砖头攻击。士兵们没有坚持就退了。双方初互扔石块,没发生大冲突。几名军官手持电喇叭,催促市民离开,不要坊碍军事行动。双方被二三层车辆隔开,形成了一种僵持局面。

僵持几分钟后,作为先导的防暴部队退到坦克后面,一辆坦克开足了马力向桥中的车辆撞去,企图撞开车辆。数千人在几个站在高处的年青人的指挥下,在坦克即将撞到车辆的剎那,喊着“一、二、三”的号子也同时潮水般地冲向车辆。由车辆组成的车墙在双方巨大力量的合击下,发出轰然的巨响,但仍然屹立在桥中;坦克的撞击被抵消了,倒退原处,市民发出胜利的欢呼声。退回的坦克再次加油向前冲撞,在即将撞到车辆时,市民、学生同时涌到车后用力顶车,双方就这样重复着。每一次都是以坦克的巨大马达声开始,以双方同时涌向车墙的壮观景象而达到高潮,最后在坦克的后退和人们胜利的欢呼声中告一段落。这种同时冲向车墙的壮观场景,是世界电影史上绝无仅有的镜头。这不仅是群众用身躯同现代重型武器的较量,也是人们对当局采取军事手段镇压学生而产生不满的一种发泄。

部队在多次撞击失败后,开始向群众发射催泪瓦斯弹。炸弹越过车墙落在人群中爆炸,随着有毒催泪烟雾的弥漫,人们全都躲开了。这时坦克乘机开足马力向车墙撞去,一声巨响,两辆无轨电车被撞得倾斜,车墙中间出现了一个约两米宽的口子。在坦克倒车准备再次冲撞扩大战果时,奇迹发生了:上千市民、学生同时冲上豁口,在不到一分钟时间差,硬是把倾斜的电车推回原处堵死撞开的豁口;并用身躯顶住车辆,挡住了坦克的再一次冲击。于是双方的较量进入更紧张、更激烈的阶段,上千人随着催泪弹的爆炸而散开,又随着烟雾的消失而汇聚,与坦克进行着肉搏战,这惊心动魄的场面是世界政治斗争史上所罕见的。

此时,桥西的坦克马达突然全部熄火,突然的寂静让人没反映过来。清脆的枪声划破夜空,头戴钢盔手持冲锋枪的近百名士兵从桥西人行便道走过来,边喊着口号边向四散的市民开枪;他们在桥东头散开形成一个半圆形,并不时地向前方盲目地射击着。接着上来两辆坦克,一字排开,同时撞击车墙,大约撞了三、五下,就将车辆完全撞开,为部队前进打开了通道。也就在这时,桥上的无轨电车不知什么原因着起火来,但因其已被坦克推到桥边上,对过桥的部队构不成威胁。这时大约是2240分。

打开豁口后,没人再敢在路中间阻挡了。从北蜂窝到木樨地大桥,直线距离不足一公里。在这段距离中,部队一开枪就没有了任何阻力,市民和大学生慌乱逃命,拥挤的人流导了踏伤、挤伤的情况。学生市民仍认为军人不会开枪,打的是橡皮子弹。当确认躺下的人真的站不起来时,愤怒之情无以复加。四散逃命的市民和大学生纷纷就近将树丛、建筑物等当掩体,怒骂:法西斯!土匪!也有人躲在掩体后面继续扔石头、砖块的。开了杀戒的士兵毫不克制地胡乱开枪,全是用冲锋枪扫射。只要哪里有“法西斯”的骂声冒出来,哪里有砖块飞出来,就朝哪个方向射击。有的学生爬上军车去解释、讲道理,被一刺刀捅了下来。北京大学化学系教师萧波,赴木樨地劝导学生返校,被子弹击中右胸身亡,死时他的一对孪生子才出世70天。《半月谈》小何说:当晚他在复兴门立交桥,装甲车开过来,老百姓手挽手想挡住,装甲车开得很快,挡车的人只好让到桥两边。装甲车用机枪从上向下扫射,小何迅速卧倒,一骑自行车青年脑浆被打出。清华大学精密仪器系光学86级的钟庆,被打死在复兴门。当时有人在路中间被打伤,伤者的女友喊救命,钟庆和他的一个同学跑过去想把那人拖到人行道上。后面的军车上来,对趴在地上的他们开枪,子弹从背后射入,还没抬到医院就死了。

复兴门外大街两旁的市民从楼上往马路上扔东西、骂士兵,士兵用枪扫射楼上的人们。从木樨地桥到燕京饭店一线(大概半公里的路程)两旁的高大建筑物都被打得火星四溅。中共有名的“高干楼(或称部长楼)”木樨地2224号楼及对面的11楼,他们不相信会开真枪。几十公共大凉台站满上百市民。士兵听到楼上有人喊“法西斯!”举枪就是一梭子,一些在窗边张望的居民也被打死。63日当晚,22号楼、24号楼两幢部长楼中共有3人在楼上被子弹击中致死,其中有住在24号楼8层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关山复的女婿(一说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宋汝棼的女婿),他当时去厨房喝水,把灯打开,背对窗户倒水时被子弹击中头部身亡。关山复作为司法部门的最高负责人之一,十分有经验,他在确定女婿身亡后,并没把尸体立即送往医院,而是保护好现场,并通知了有关部门,以证明其女婿是在家中被杀。后来听说,他第一个是给当时和他住同一楼的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家打电话,但家中无人接电话,原来李锡铭事先知道部队要开枪后,全家躲到了安全的地方。另一死者是住在22号楼13层的中联部八十多岁的老副部长李初梨的保姆,当时李老想看看部队怎样挺进北京城,让在他家照顾了他20多年的65岁保姆陪他到阳台上去,李老坐着,保姆站在他身边,被子弹击中腹部流血过多身亡。一位家住22楼的延安老诗人,满怀对“自由化”的强烈憎恨和对“人民子弟兵”的无限热爱,听见枪声后立刻手持小红旗下楼迎接解放军,结果被一阵冲锋枪打得爬地回家。住2224号部长楼的数百老干部对部队向部长楼开枪十分不满,住在这里的部分人大常委还对被枪击的情况作了调查统计,仅22号楼就有28户家里的窗户被子弹打破。有些人把打进屋里的子弹头作为证据交给了人大常委。

在部长楼对面路北的11楼里死的人更多,其中一位妇女是国家计委的一个司机的夫人,在家中刚洗完澡从卫生间里出来,被从窗户外打进的子弹击中。《经济参考报》副总编老周说,一孕妇在院内乘凉,一颗子弹穿透腹部,胎儿和母亲都死亡,其夫一时精神失常。马承芬1934年出生于河北,1949年参军,1951年入朝参战,在朝鲜战场上历经3载幸免于难;归国后于1958年复员,做了随军家属。“六四”时,他们所住的干休所就在木樨地水利科学院对门,距大街只有200米。这个地段是民众和戒严部队之间对抗得最激烈的地方,人员死伤很多。惨案发生后,在他们干休所楼底下,聚集了很多退休老干部,他们都对军队屠杀民众愤愤不平。夜间10点左右,从西向东开来的军车,竟毫无人性地朝胡同里的居民开枪扫射。当时马承芬正坐在楼下台阶上同一帮老太太和电梯工说话,而马的丈夫就站在离她两米远的地方。突然间,一阵乱枪,一颗子弹击中了马的右下腹部,顿时栽倒在地,鲜血流了一地。众人见她气息奄奄,忙将她送到附近的医院抢救,可他们部队单位有令,所有汽车都不准出动,于是只好借了一辆三轮车,于11点多把马送到了304院。但是,当时医院的伤员太多了,直到4日晨3点多,马才被推进手术室。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草草手术,又把她送到了病房,也未给输氧。当时都以为她的伤势并不严重,能躲过这场劫难的,哪知把她抬到病床上时她早已停止了呼吸。妻子的突然死亡,使丈夫痛苦万分,致使心脏病发作,医生又把他送进了抢救室,两个多小时后才缓过来。这位老军人愤慨地说:广大学生和民众从国家前途着想,起来反贪污腐败,要求实行民主;当时的军委主席邓小平,还有总理的李鹏,本应听取广大民众的呼声,但他们不仅不听,反而丧尽天良地发布戒严令,调动军车、坦克进城,把枪口对准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他说,他妻子在学运期间,没有上过街,没有参加过任何活动,当年她没有死在朝鲜战场上,晚年却无缘无故地死在了“人民军队”的枪弹下。这个政府怎么了?还是人民政府吗?他说,他也是一个军人,军人怎么能向老百姓开枪?为了给死去的妻子讨个公道,他曾在“六四”后多次向军队的总政治部和国家领导人写信要一个说法,但结果都是石沉大海,始终没有得到任何答复。从此,这位在共产党军队里服役了大半辈子的老军人,不再对这个党、这个军队抱什么希望了。他在妻子遇难的那天早晨从医院的急救室出来时,亲耳听到医院的护士边走边议论:“可把我吓死了,在五棵松附近一辆坦克把一个人碾成了肉泥!”他说:这难道也是老百姓造的谣?

自从他参加丁子霖搞的签名活动后,他所属部队的领导常常找他“谈话”,说“你是军人,原来还是我们的领导,道理你比我们懂。六四的事不要再提了,要服从国家的大局,部队有部队的纪律,不要再去掺和地方上的事了”。但这位老军人断然地回答:“不是说军民一家、军民鱼水情吗?为什么不参加?六四是对人民犯罪,必须平反。难属群体的要求是合理的,我为什么不支持?”后来,单位领导一看压不服他,就改变了方式,一到敏感时期,就请他去外地“旅游”,省得耽在北京又去参加签名什么的,给单位的领导添麻烦。

640点,部队已通过一半,一辆军用吉普车突然在25号楼和部长楼即22号之间停下,跳下3个干部,躲在车的一侧,向25号楼疯狂射击。一些战士不但开枪,而且还烧车。一辆曾被当作路障的320路的公共汽车被坦克撞坏后停在20号楼前路边上,当部队快要过完时,几个步行经过该车的战士顺手将车点燃,以图造成发生暴乱的证据。一位亲眼目睹战士烧车的军队干部非常气愤地说:“太不象话了,这不是在搞国会纵火案吗!”

64日凌晨1点多钟,浩浩荡荡的部队全部通过了木樨地。当部队通过后人们又涌到公路上时,都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上千名学生和市民倒在血泊中,约有上千人抬着尸体、扶着伤员从四面八方奔向复兴医院,这些伤亡者有的是用平板三轮车拉着,有的是几个人抬着,有的是用自行车驮着,有的是靠人扶着,有些当场没有咽气的中弹者因来不及救治而死亡。有人说:“北京人一辈子也没见过这种场面,日本人进北京时只是在芦沟桥打了一仗,城里人没听见枪声;四九年北京又是和平解放,北京人也没见过开枪。这一下可好,共产党让北京的老百姓长了见识,你们到复兴医院看看,停尸间的尸体都摆满了,许多尸体不得不摆在外面的自行车棚里。”复兴医院到处是伤员和尸体,到处是血,到处是被愤怒、恐惧扭曲的面孔,到处是伤员痛苦的叫声。急诊室里的血能没脚脖子,那情景太惨了。

从木樨地桥头开始,枪声就再也没有停过。走在前面的是手持冲锋枪的士兵,他们边走边向前方及两侧开枪,为部队扫除障碍。紧随其后的是由坦克、满载士兵的装甲车和卡车组成的浩浩荡荡的大军,车队两傍每隔几十米便有二三十名手持冲锋枪的步行士兵护行着,他们不时地向两边开着枪。每辆装甲车、坦克上方都有士兵探出半截身子,手持机枪不停地左顾右盼,偶尔地向可疑目标射击。枪声就像除夕之夜的鞭炮声那样密集,响彻天空。

枪声越密集,成千上万的群众反映越强烈,“打倒法西斯”的口号此伏彼起。那儿有口号,士兵就向那儿射击。有几个士兵甚至离开公路向复兴医院前的一群喊口号的年青人追了过去,边追边开枪,一直追到医院里,场面十分恐怖。

 

2004年蒋彦永医生上书两会和中央领导:“我是解放军301医院的一位外科医生,六四时我是普外科的主任。63日晚约10点钟,我在宿舍里听到北面有连续的枪声。数分钟后,我的呼叫器响了,是急诊室呼我,我赶紧奔到那里。使我难以想象的是,躺在急诊室地上和诊断床上的已有7名脸上和身上到处是血的青年,其中两名经心电图检查证实已死亡。在一阵密集的枪声过后,又有不少被打伤的青年,由周围的老百姓用木板或平板三轮送进了急诊室。从10点多开始到半夜12点,在这两个小时中,医院的急诊室就接收了89位被子弹打伤的,其中有7位因抢救无效而死亡。大夫们在医院的18间手术室中,分3批做了大半夜手术,将有可能救的人都救了过来。我去手术室查看手术进行的情况。见有的人肝脏被打碎,肝内留有很多碎弹片,对此我们拍了照、录了像。其它一些手术中,医生们还发现伤员肠道内有大量碎的弹片,这和一般的子弹是明显不同的──是用一种国际公法禁止使用的所谓开花弹打伤的。……”开花弹又名霰弹,这种子弹的危害就在于它一进入身体,就象开花一样,造成大面积的创伤而很快致人死亡。据说,中共是世界上到目前为止唯一用这种子弹枪杀自己子民的政权。中共的残暴、邪恶再次暴露无遗。

 

5.天安门广场周围的杀戮

按照吴仁华《天安门血腥清场内幕》等记述,“64”清场事实上是从63日开始的。63日下午3时多,陆军第40集团军从首都机场由东北向西南进发。下午5时,空军第15空降军从南苑机场出发,由南向北进发。晚上8时,陆军38集团军从北京西边的万寿路向东进发,陆军39集团军从北京东郊由东向西进发。此外,还有多个集团军按照规定时间从丰台、从沙河机场等地出发。所有这些部队的目标是一个──天安门广场。

在这些部队中,陆军38集团军和空军第15空降军最坚决执行了邓小平、李鹏的命令。陆军38集团军加上所属的坦克部队,共15000多人,从万寿路,经五棵松、翠微路、公主坟、木樨地、复兴门、西单、六部口,沿西长安街向天安门广场推进。

空军第15空降军沿南苑路、经木樨园、永定门、珠市口、前门,向天安门广场开进。他们以坦克、装甲车和机枪扫荡开路,强行向天安门广场推进。

63日晚10点,珠市口。人们到处奔跑,军队已经过来了。是从南往北过来的,都是全副武装,头戴大壳帽的军人,边跑边开枪。午夜,北纬路和前门大街的交口处停了一排公共汽车,一排弹孔横在车身朝北的一面。这群野兽竟然回头向身后的人群射击。

一位河北的11岁的小男孩,来自虎坊桥一带,哭诉他在京当民工的哥哥被军人射杀。可怜的小男孩惊恐已极,怎么也说不清在京的住处。

在西单路口,有一群约百名学生打着两面旗帜,一面是北京航天航空大学的正规校旗,一面是临时自制的南京中医学院的旗帜。这群学生手挽手、肩并肩,对着杀气腾腾的军队迎面而去,反复齐声呼喊着一句口号:“为了可爱的祖国,我们已做好牺牲的准备!”军人先是朝天放了一排子弹,时隔不到一分钟,即向这群学生扫射。在密集的枪声中这群学生先后纷纷倒下。景状之惨烈,令两旁目睹者无不悲愤万分,不顾安危地怒斥军人:“畜牲!畜牲!”

当坦克向天安门广场进发时,数以万计的人在五棵松一带试图阻挡,但坦克竟冲向人墙。一名群众被冲倒,他的弟弟正欲上前抢救,后继的坦克依然全速前进,连续过了40余辆坦克,地上只留下一片肉浆,惨不忍睹(事后查明,这名死难者是航空航天部的干部)。

1130分左右,第一辆装甲车由西长安街进入天安门广场,车速很快,一些“工自联”的人员和市民用广场旁的护栏来阻挡它,有人向装甲车投掷燃烧瓶。装甲车终于被护栏顶住了,在原地轰鸣着,人们趁机向它扔掷了好几个燃烧瓶,还有人将一床燃着的棉被塞过去。装甲车终于开足马力,从护栏上碾了过去,掉头再向西单方向驶去,车上仍燃着火光。

640点,广场学生广播台播出了第一名学生死亡于西长安街军事博物馆前的噩耗。这是八九民运爆发以来第一次公布学生死亡的消息,引起了在场学生的强烈反响,悲愤情绪迅速弥漫。一位男生在广场中唱起了萧邦的《哀歌》:“沉沉浓雾,慢慢地升起,迷住我双眼和茫茫大地;有一支哀歌,在心中响起,我欲唱又止,把悲痛藏起……”如诉如泣的歌声回荡在广场的上空,数以千计的学生肃然端坐,唯有一行行泪水流淌着。广场副总指挥李录通过广播号召广场上的学生有秩序地向纪念碑集结,团结一致,准备以非暴力的方式进行最后的抗争。集结到纪念碑一带的学生约近万人。纪念碑北侧的人数最多,约有56千人,南侧次之,约12千人,东西两侧人数不多,各有数百人。此外,在广场四周边沿地带,尚分布着数以万计的学生和市民,约78万之众。在帐篷内,还有数目不详的学生睡觉休息。

64015分,一辆装甲车沿长安街从天安门城楼前由西往东急驶而过。数以万计的民众试图筑成人墙加以阻挡,但装甲车毫不减速。紧接着,又有一辆装甲车从同一线路快速驶过。愤怒的民众纷纷捡起石块投向装甲车,并有不少人挥舞着棍棒冲向装甲车,毫无惧色地抽打装甲车。对于装甲车这类钢铁怪物来说,这些举动近乎唐吉诃德斗风车,然而,这时并没有丝毫的喜剧色彩,只有撼动人心的悲壮。030分,又有两辆装甲车从天安门广场南面的前门方向分别进入天安门广场东西两侧大道,风驰电掣,横冲直撞,围绕着广场转了好几圈,向学生炫耀武力。其中一辆在辗过交通隔离墩和广场外沿的铁栅栏、企图进入广场东北端时发生了故障,骤然停了。愤怒的民众蜂拥而上,先是用棍棒撬砸,继而用棉被铺盖上去烧烤。大火腾空而起,3名军人忍不住高温钻出了装甲车,顿时遭到民众围殴。在场学生竭力保护,将他们送到位于中国历史博物馆急救站。一位学生被群众误伤,头破血流。

4030分,广场中传出吾尔开希哭诉一位北师大中文系女生被射杀的经过,这名女生当晚随他一起从北师大校园出发。吾尔开希由于过度激愤,声音时断时续,终致完全消失。只听得广播中传来一阵忙乱的声音,有人焦急地呼叫着救护车。吾尔开希晕过去了。

4日凌晨1点,南池子路口。戒严部队从劳动人民文化宫墻根到历史博物馆形成了一条跨长安街的警戒线,不时向聚集在东面长安街上的群众点射。每次,群众都会向东后退几十米,留下几位中弹者,马上医务人员用担架将受伤者抬走,随即一、两辆救护车向东呼啸而去。枪声平息后,群众坐在地上继续喊口号、唱歌。所有人所关心的都是广场上纪念碑附近的学生,都想冲进广场将学生们解救出来。当戒严部队感到距离太近时,就会开枪将最前面的人打倒几个,人群就会往后退一退。就这样,开枪、后退、抢救伤员、向前逼进,再开枪。

人群尾随一辆军用卡车,解放军端着半自动步枪,枪口对着仅十多米的人们。快到工会大楼时,人群开始呼喊:“不准伤害广场上的学生!”“人民军队爱人民”——当距军车78米时,战士向人们脚下射击。后面的人开始卧倒,前面的人纷纷仆倒。人们将他们送往医院,又重新集聚起来,高呼:“打倒法西斯!”“人民要审判你们!”——枪声又响了,人们卧倒、救护伤员,后面的又重新走在前面。就这样,汽车每行进十米,至少要倒下45个人。快到西单时,人群高唱国际歌,紧紧地跟着军车,前面的一个少女,被射中了一条腿,鲜血淋漓,双手紧挽着旁边人的手臂,一步一跳地行进。枪声突然停下来,战士被骇住了,看着这些“集体自杀”的人们不知所措。突然,一个军官喊:“开枪啊!”十几个战士,一齐抬高了枪口直接向人群射击。一批军车路过西单长途电话大楼一带时,有被子弹打跑的市民跟在后面骂“法西斯”,车上的士兵竟掉回头去,朝后面的人群扫射。一位军官回忆说:当时杀戒一开,许多士兵的情绪完全失控了。倒是有些理智的军官还时不时地提醒“尽量别开枪”,但士兵已经不听命令了。40年前中共占领北京时未发一枪一弹,40年后中共重新占领北京却要用坦克加冲锋枪,面对的却是手无寸铁但却宁死不屈的北京市民和大学生。

89民运中,牺牲最惨重的是北京的工人和市民。为了保护和平请愿的学生,他们用血肉之躯阻挡着武装到牙齿的军队,浴血奋战,奋不顾身。那一晚,有一队为数30来人的工人纠察队在纪念碑底座协同执行任务。当血腥镇压的枪声响起后,这些工人纠察人员陆续奔向西长安街。大约在凌晨1时许,一位浑身是血的青年工人回到纪念碑底座,泣不成声地说,他是唯一的生存者,其它的工人弟兄都英勇牺牲了……。此时,这支工人纠察队在纪念碑底座仅剩下的两位女青年,甩掉披在身上的旧军大衣,情绪极为冲动地就要冲向西长安街。学生们不让她俩前行。她俩扑通一下跪倒在地,泣不成声地说:“弟兄们都死了,我们不能贪生不去呀……”最终她俩还是随着那位浑身是血的小青年走了,而且再也没有回来。

齐志勇,男,1956515日出生,受伤时33岁,原北京市城建六公司六级油工,。8964日晨120分,在西单西绒线胡同受伤,双腿同时中弹,高位截瘫。

他说:当年我家住在海淀区红联南村(西外)。我们油漆班有一项工程在前门大街泰丰楼饭庄63日下午3点多,我们一行四人骑车上班(因天热就下午晚上干活)。当我们路过西单西大街电报大楼,也就是国务院西墙外的时候,有辆大轿车翻了,听围观的人说:刚才武警打催泪弹来着(后来我住医院时有一位女大学生就是被催泪弹打中右腿的)。由于人太多无法骑自行车,只好把自行车放到墙边,步行到工地。63日晚上,我们来到天安门广场,因活忙,白天没来得及去看女神像,晚上我们想去看一看。当时同去的几个人转悠着看大字报,我坐在地下乘凉。到11点我钟听到广播里说:如不离开广场,后果自负。我心里发怵,就喊同去的人赶快走吧。这时广场东侧飞快地开来一辆装甲车,绕着广场四周转圈,有位骑车的人喊:快走吧!木樨地开枪了!打死人啦!我们这时走到人民大会堂北门,只见装甲车向横在马路上的隔离带疾驶而来,如入无人之境。周围的人群吓得四处乱跑,我一口气跑到六部口西边的西绒线胡同里,想过马路去取自行车。这时长安街西边走来一大队武警,手持警棍、盾牌由西往东行进,而那辆装甲车开到六部口就停下起火了,从车上下来三个汗流满面的军人,有四、五个学生赶快过去挽着军人对大家说:这是人民的子弟兵,他们有军令,谁哪里有水给他们喝点。我这时还是想过马路去推自行车。正在这时,有砖头从国务院红墙里面砸了出来,树上还有亮光。我又回到西绒线胡同里,此时枪声大作,看到东侧起了信号弹。这时约为4日凌晨120分,长安街上已经没有人群走动,只听到枪声!我站在那里往西看装甲车上的火光。就在这时,我的一位住在石碑胡同的朋友喊了我一声:小齐!我说,你怎不回家,他说我家胡同里都是坦克,回不去了。我们就这样边说边听着枪声,我们还说这象是橡皮子弹!没说几句话,我往左边一看有几个穿迷彩服的军人手端冲锋枪跑过来了,还没来得及躲,我就突然倒下了,觉得子弹打到腿上了,用手一捂左腿,血象喷泉似往外涌,我用力大喊:救命啊!这时有几个人跑过来,他们一看,我还活着,打着腿了。一位小伙子脱下上衣撕成条,把我的腿包扎上了,哪知道我的右腿也打了个洞,这些好心人用手把我抬着说,赶快送医院。此时有一位老太太说:孩子!挺着点,我回家拿门板!就这样人们把我抬到了市第二医院,可是市第二医院不知何故没开门,于是又把我抬到急救中心。到了急救中心一看,门外都是受伤的人躺在地上,有人用手扶着吊液。这时有位大学生志愿者走过来看了我一眼,对大夫说:大夫,他是大动脉出血,很危险。大夫把衣服撕掉换了止血带。此时正好来了辆面包车,医生说,这里忙不过来,赶快往南城送,那边可能好点。我被抬上这辆车后,车上已有两位受伤者。车开着开着,突然我左侧的那位受伤者的左手从他身上掉下来了,我叫了他几声,他没有声音,司机说他可能死了,我一听很快就昏过去了。等我苏醒过来时,我已经在宣武医院了。……到了613号医生决定截肢,我的左腿有动脉去,没有动脉回。医生让我妈签字,我妈一听截肢就哭了:我不签字,我生他时,好胳膊好腿。我儿让解放开枪打了,要截肢!不签,你们打死他吧!他犯了什么罪!当时我的心情乱极了,无法说清楚。我为什么这么苦?我是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从小希望当一名解放军,保卫祖国,没想到被解放军的子弹打成残疾!716日由于伤口感染,进行了第二次高位截肢。……我提前办了退职手续,每月发50元生活费和副食补贴。妻子因此跟我离婚,我一人带着7岁的儿子与老母一起生活。刚开始用双拐行走,不习惯结果摔了一跤,把右胳膊摔折了,又在床上躺了一个多月。以后我在家门口摆了一个食品摊,艰难度日。

中国贸易促进委员会专利部法律处职员杨明湖听到枪声后于641点离家下楼,他很担心留在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决定去看看。他不相信人民军队会用机枪、坦克对付手无寸铁的老百姓。他骑车离家到了天安门西侧的南池子,同人群一起站在东长安街的马路边。约两点半左右,从公安部大院冲出来的戒严部队向群众开枪,杨明湖中弹了,3点多他由群众用平板车送至同仁医院。他受伤部位在膀胱,膀胱被打成了几片,骨盆炸成一个大洞粉碎性骨折,医院只对膀胱缝合,骨盆处由于是粉碎性骨折,有些毛细管找不到,医生已无法给他做手术。杨明湖在医院里同死神搏斗了两天两夜,在这段时间里,他一边输血,一边流血,终因腹腔感染心力衰竭于68时死亡。

19701111日生于北京的张健,1989年在北京的一所体校学习,那年才18岁。5月份广场的学生开始绝食后,他一直在那里帮着抬水,搭帐棚或背晕倒的同学等等。521日,柴玲亲自任命他为纠察队的总队长。由于事务繁杂,工作劳累,他每天24小时都不休息,一直到晕过去才被送进北京儿童医院抢救。63日,张健与很多学生写下了绝命书,让决定返乡的同学带走。在六四凌晨两点多的时候在天安门广场,为了掩护同学身中三枪,子弹至今留在腿骨里。张健说:63日晚11时左右,子弹划破北京四周的天空,一辆装甲车突然闯进广场,在撞断三四条路障后被工人纠察队员们用钢管卡住,车里跑出的三名军人被愤怒的市民追打,我制止住大家的攻击,并让三名军人坐救护车离开。一位市民冲我喊到:“为什么不打死他们,看这车撞死了多少人?”64日凌晨,前门附近枪声大作,火光四起,杀声震天。我和学生敢死队赶到广场南方支援。很远就看到一大群军人杀过来,他们个个右臂缠着白毛巾,一面开枪扫射,一面高喊“挡我者死”等口号。来不及躲避的市民和学生纷纷被击中,倒在纪念堂东侧路边。当士兵们从我身边跑过的时候,我看见有些士兵竟然泪流满面,还有一个军人突然举拳高喊:“我是北京人,我爱大学生!”当时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带领所有的纠察队员坚守各个路口,全力堵截进攻的戒严部队。130分左右,步话机里传来坚守西单防线的纠察队6队队长008的呼叫:“军队突破我们了,他们在杀人,杀我们……跟他们拚了!”这是这个东北大学学生的最后声音。我带着200多名学生敢死队员与集结在广场西北角的市民纠察队员汇合成一支约1000人的队伍朝西冲去,我们一路上点燃了放在隔离墩上的所有可燃物,一直走到距东华们约500米的地方,那里三五成群聚了好些市民和学生,有的浑身是血,有的因伤痛惨叫,有的则已没有气息。在熊熊的火光中,西长安街的戒严部队离我们越来越近。当离我们仅50100米的时候,队伍中有8个枪手一齐向我们扫射,子弹打在距人群1米远的地方,又飞溅到我们的身上或腿上,有人应声倒地。勇敢的市民和学生只能用石块和燃烧瓶还击。又一阵枪弹飞来,这次是平射,更多人扑倒在地,我的左腿膝盖也被击中了。人群开始四散奔逃,我看见有一个站在路边树上拿着望远镜和照相机的人被打中摔落。学生纠察队和市民走一段停一段,拼力抢运受伤的同学。许多并未抢下来。最后退至西观礼台附近。枪声又起。挽扶着我的纠察队员林正应声倒地。旁边右方也有几个人倒在地上。最后学生和市民退到东观礼台前,大家手挽着手,唱起了国际歌。我们旁边就是燃烧的坦克。东观礼台的松树墙也燃烧了起来。这时候戒严部队渐渐推进到我们附近。8个枪手开始扫射。这次子弹打在地上弹起。又有人倒下。但是,大家就是不动。就这样站在他们面前。双方一直僵持着。我们无路可退,身后就是同学们。我拖着受伤的左腿,绕到距离军官十米的地方。有个士兵喊道:“不许过来,过来就开枪。”于是我停在那个地方,位置是天安门地下通道口。我们向着戒严部队高喊:“人民军队爱人民。”这时他们射击稍微停止了一下,然后紧接着又开始射击。我看到情况非常危急,就让大家向后撤。这时撤下来的市民和学生大概有千人。64日凌晨2点,西长安街。一辆公共汽车忽然冲向军队,戒严部队众枪齐射。两人由车后跳下,立即给射杀了。这辆车被打得如蜂窝一般,然后士兵围上去。从里面抓出56个人并用木棍和枪托乱打。人们冲前救助,却给乱枪击回,不少人在枪声中倒地。一名工人冲前,掷出玻璃瓶,击中一个军人的头部。跟着响起两下枪声,那工人抱着腹弯下身子,鲜血像水龙头的水般从背后涌出,死了!汽车司机被拖下来时浑身是血,大概已中枪而亡。最后一个被拖下来的人,我看清是北高联秘书长郭海峰。众人齐喊“法西斯,放人”。枪声响起,又有人倒下。我冲着那名校级军官喊:“我们没有武器,我是纠察队队长。你们放了他们。如果你要杀他们,那你就先杀我!”这名军官拔出手枪向我连射3枪。当时我只觉得身体倏的一麻,身体猛然后仰。我拖着右腿支起身体,向着那个军官高喊:“你再来,你再来。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我至少瞪了他30秒。他的枪口还瞄着我,但他的手却在颤抖。我实在撑不住而最后倒下了。愤怒的学生和市民冲过来救我。一群男生冲过来,被子弹射倒了。我冲他们喊:“不要过来,不要过来。”一群女生边跑边哭冲过来,把我抬到一辆载有3名重伤员的121车旁,那里已躺了20几个人。纠察队员把我和另外3个重伤员抬到121车上,去了同仁医院。医生给我做了紧急处理。事后得知左膝部皮肉炸开,右膝部大面积皮肉擦伤。右腿骨干上1/4的部分粉碎性骨折。子弹还残留其中。医院的马大夫说:“子弹离动脉差一点,不然你小子早死了。”这时,同仁医院急诊室中已经躺满了人。陆陆续续一批又一批人被送进来。轻伤的紧急包扎一下就走了。重伤的,不能行走的躺满一地。我神经已在崩溃的边缘,躺在那里一动也不能动。外面枪声听起来一阵比一阵紧,看着伤亡的学生和市民一批批被抬进来,心都快碎了。我觉得自己现在是个废人。如果我还能爬出去的话,我宁愿和大家一块死。于是,我冲着抬我来的纠察队员喊:“你们把我抬回广场,我要和大家一起死,我不要在这里。”医生和纠察队员们用力按住我并给我打了一针镇静剂。当我再次清醒时已是第二天的早晨了。我周围是一具具血肉模糊的躯体,房间里充满了抽泣声和哀嚎声。这时有一位从刚广场上跑下来浑身是血的学生告诉我说,戒严部队在清场时对来不及撤离的同学狠下毒手。装甲车左冲右撞,在同仁医院就有两位从广场抬下来的学生都是因为颅骨粉碎致死。早先与我一同被送来的那三个广场学生也已经在同仁医院的抢救过程中死亡。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89级毕业生陈来顺,在人民大会堂西北侧的平房顶上拍照时,被流弹击中头部死亡。人民大学苏东研究所双学士程仁兴,64凌晨2点多被抬到北京医院。程的下腹部有一个小手指大的枪口,背部有一小碗口大的洞。中的是开花子弹,弹头进入身体后爆炸。枪弹击中腹部大动脉,血一下子都流光了,是在天安门广场上被打死的。

北京大学一位计算机博士生在西长安街上堵军车,“我们一队学生纠察,排在路当中,后面是市民,前面是坦克,大家喊:‘活着都不怕,还怕死吗?’子弹打来,我左手挽着的同学,一枪倒了;右手的同学,一枪也倒了——我是从死人堆中跑出来的。这时我看见什么?一个女孩,不到二十,左手插腰,右手挥动着,站在路当间,她竟相信坦克会在她面前停下!但是,坦克就是在她身上碾了过去。……”

抵抗者手挽着手,唱起了国际歌,向广场行进。行至离大会堂西侧路约一百多米时,已能看到前方的军人。当行至离军人不到几十米时,前面的军人平端着枪。突然,响起了密集的枪声和哭叫声。人排一下子倒下许多,人们一下子就散开了。中弹的人被架离了长安街,人们又聚了起来。和上次一样,当离军队几十米的地方,军人又开了枪。反反复复约有45次。密集的枪声一直持续到凌晨3点,部队基本完成对天安门广场的包围。

解放军戒严部队向天安门城楼东侧南向广场上的学生一阵扫射,几个人被打倒了。学生愤怒异常。198964日凌晨310分,最惨烈的一幕出现了。一个身穿白色连衣裙的姑娘,在卧倒的人群中站了起来,向军人大步跑去。夜色中,少女长发飘飘,在白色连衣裙衬托下,象一位天使,象一尊观音,身后,还跟着56位男青年。全场的人都惊呆了。军人又开枪了,56位男青年先被击倒,白衣姑娘却没有中弹,也没有停下,继续一个人向戒严部队冲去。当距警戒线仅仅几米的时候,白衣少女跑到军人10余米处,响起一串罪恶的枪声,子弹的射中了她的大腿。她象天使一样折翼倒下。她与其他的中弹者一起被送到医务中心。她是个大学生,想给她弟弟报仇。她弟弟也是个大学生,当晚被打死了!

345分时,面对着隆隆的军车还有车上戒严士兵手中不断喷出火舌的冲锋枪,许多学生和市民手挽手流着热泪高唱《国际歌》,将长长的戒严车队拦下来。走在游行队伍第一排的一个女孩走到吉普车跟前,她冲着里面说了一句:“你们的枪口可千万不要对准人民啊!”车内一个穿着白衬衣的人掏出手枪,对着女孩头部就是一枪。地点在民族文化宫。

6.依然坚守广场中心

64050分许,无数颗照明弹和信号弹从四面八方飞向天安门广场上空,偌大的广场顿时被照耀得如同白昼,俨然成为决战在即的战场。

130分,北京市人民政府和戒严部队指挥部发出《紧急通告》。此时,大批军人终于杀出一条血路,沿西长安街抵达天安门广场北面的天安门城楼前,集结在金水桥一带。这支最先到达的军队是属于陆军第38集团军的所谓“红军团”。这支部队在抵达天安门广场北端之初,即大肆射杀集结在西观礼台附近、长安街和广场北端的学生和市民。伤亡者陆续被送入位于中国历史博物馆前的临时急救站。中国人民大学苏联东欧研究所研究生程仁舆就是在此时被枪杀身亡的。数以百计的学生和市民躲进了横跨长安街的地下信道。

64日凌晨1时半,陆军38集团军和空军第15空降军差不多同时到达天安门广场。其他队伍亦相继到达广场四周的预定位置。大批学生和市民纷纷退入天安门广场,向纪念碑一带靠拢,有不少人先后中弹倒下。另有一批军人集结在纪念碑南侧的“毛主席纪念堂”和前门箭楼之间,人数有34千之众,配备着装甲车和坦克。

随着枪声的临近,和平、理性和非暴力的宗旨面临空前的考验和挑战。越来越多的学生要求拿起一切可能的武器进行殊死的抗争,尤其是那些来自屠杀现场的学生和市民,情绪极为激烈,理智已被极度的悲愤所取代。他们破口大骂依然秩序井然地静坐在纪念碑底座一带的学生:“你们难道坐在这里等死吗?你们难道还对那群野兽抱有幻想吗?都到了什幺时候了,还不上去拚了!为了保护你们牺牲了多少人,你们知道吗?”甚至有人挥舞棍棒威吓学生。的确,为了保卫天安门广场,为了保护天安门广场上和平请愿的学生,北京市民的牺牲已经足够惨重。这些斥责的话语强烈刺痛着在场每一位人的心,冲动的情绪像旋风般传来。

一名浑身是血的北京大学学生疯了似地冲上纪念碑底座,不断大声地呼喊着:“给我机枪!快给我机枪!我要去杀尽那群畜牲!我要为死难同学复仇……”他根本无法如愿,那些早些时候被学生和市民所搜捡到的军人故意遗弃的无法使用的枪支,早已由广场学生指挥部有组织地送交给公安部门。他只有失望地抱头痛哭,神情令人心酸。

一批批学生和市民冲进来,要求学生领袖们正视军队开枪屠杀和学生市民伤亡的现实,放弃不抵抗的宗旨,号召并带领大家进行暴力抗争。在持续的刺激下,不断哭泣的柴玲曾一度冲动得难以自制,一把夺过广播员的话筒,对广场上的学生大声疾呼:“无耻的政府已经大开杀戒,同学们,我的同学们,你们一切有能力抵抗的人,拿起任何可以作抵抗的东西,到广场边缘去,准备自卫、准备反抗!”柴玲的举动当即遭到在场青年教师的劝止。

此时此刻,这些学生领袖的一举一动,都将关系到广场上数以千计的年轻生命的安危,责任重大,远远超出了他们这般年龄所能承受的限度。柴玲终于冷静下来了,在最后关口,她和李禄等广场学生指挥部的成员们,这些历来被认定为激进派的学生代表人物,决定继续和平、理性和非暴力的宗旨,呼吁学生放下手中的任何可被视为武器的东西。学生领袖和各高校在场的青年教师纷纷下到学生队伍中间,反复宣讲:我们的宗旨始终是和平、理性和非暴力,我们曾为此作出过许多努力,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要继续坚持这个宗旨。让我们以和平来迎接暴力,让我们以平静来迎接死亡,让我们以理性来迎接愚昧。纠察队员在纪念碑底座一带将一些石块、汽水瓶子和棍棒等不是武器的武器收集到一起,集中管理,以防止个别人在激愤之余有违和平请愿的宗旨。纪念碑一带的学生手中已经没有任何可以称作武器的东西,哪怕是一块石头或一个汽水瓶子,军队所面对的是一群赤手空拳的和平请愿者。

四周的枪声越响越近,牺牲的气氛笼罩了整个广场和每一个人的心灵。在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总指挥柴玲的带领下,全体人员起立,庄严地宣誓:“我宣誓,为了推进祖国的民主化进程,为了祖国的真正的繁荣昌盛,为了伟大的祖国不为一小撮阴谋家颠覆,为了十一亿人民不在白色恐怖下丧生,我要用年轻的生命誓死保卫天安门广场,保卫人民共和国。头可断,血可流,人民广场不可丢。我们愿用年轻生命,战斗到最后一个人。”

紧接着,一阵悲壮的《国际歌》声响起:“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奴隶们起来,起来,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要做真正的主人,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 ”。歌声盖过了广场四周密集的枪声,洋溢着为真理而献身的神圣情感,也驱走了人们心中残存的最后一丝恐惧。这是惊天地泣鬼神的一幕。学生们纷纷相互拥抱,表示坚持到底。

在天安门广场东面,近千名军人集结在中国历史博物馆一带。数以百计的学生和市民试图接近他们,加以宣传劝导,但受到军人端枪阻吓,未能奏效。一位年仅156岁的少年在人群中大哭,诉说他的哥哥被军人打死了,要冲上去与军人拚命,被香港女学生李兰菊拦住了。当李兰菊再次发现这位少年时,他已全身鲜血躺在一位工人的怀里,于是李兰菊当场悲愤得晕过去,被送入位于中国历史博物馆的临时急救站。

在天安门广场西面,一向紧闭的人民大会堂东侧大门突然敞开,数以千计的军人潮水般地涌出,犹如无边无际的海洋(据解放军总政治部编着的《戒严一日》一书透露,当时集结在人民大会堂里的军队是一个集团军和一个炮兵旅)。他们早已通过北京城地下的战备信道调兵遣将,将数以万计的军人送到人民大会堂、劳动人民文化宫和中山公园等处,做好了武力清理天安门广场的所有准备。紧随着军队对天安门广场包围圈的形成,安置于人民大会堂处的高音喇叭开始播放北京市政府和戒严部队指挥部的最后通牒式的紧急通告。该通告称“首都今晚发生了严重的反革命暴乱”,“人民解放军现在必须坚决反击反革命暴乱”。

2时左右,从建国门、东单方向传来密集的枪声。许多人纷纷从广场东北角往纪念碑跑。士兵跑步冲向长安街,封锁了长安街以东的路段。集结在人民大会堂前的军人开始对着纪念碑上空开枪。一些记者开始撤离纪念碑底座。两名学生在广场西北角受到枪伤,一位伤在手部,一位伤在眉部。这两名受伤学生被及时地送入位于中国历史博物馆前的临时急救站急救。

2时左右,“学运之声”广播站传出了吾尔开希的声音,他号召人们坚持到底,并发誓说:“只要我吾尔开希有一口气,就要坚守广场。我与广场共存亡……”突然,他的声音中断了,心肌炎犯了。随后,吾尔开希躺在担架上,被抬上一辆救护车,离开了广场。

2时许,集结在金水桥前的军队派出一支特种部队小分队清理广场北面边沿地带。位于天安门广场西北角的北京工人自治会总部首当其冲,帐篷起火,逐渐蔓延为冲天火焰。

继工自联总部之后,坚守“民主女神”塑像的学生也遭到戒严部队小分队的扫荡。广场四周再也见不到学生和市民,纪念碑已成为狂风巨浪的孤岛,失去了所有的屏障。广场学生指挥部放弃了原先的所在地——位于纪念碑底座下东北侧的绝食团广播站,撤至位于纪念碑底座最高层东南角的学运广播站。学生领袖们还在做最后的努力,通过学运之声广播站不断地向四周的军人发出呼吁:“我们是和平请愿,是为了祖国的民主自由,为了中华民族的富强,请你们顺从人民的意愿,不要对和平请愿的学生采取武力……”“广场上的解放军官兵们,你们是人民的子弟兵,我们是和平请愿……”。学生们在做和平抗争到底的准备,有学生送来一桶桶水,让大家将手中的口罩、毛巾放进水桶中浸透,以防护催泪瓦斯。另有一些人在搜集棉被、棉大衣,用来铺在纪念碑外围的地上,以阻止装甲车和坦克前进。据说,装甲车和坦克的履带遇上软绵绵的棉被和棉大衣会无法前进。这不知是谁的发明创造。

凌晨230分,广场副总指挥封从德发表广播讲话:“同学们,这是最后的斗争,我们必须以我们的勇气和策略坚持到最后!此时,如果我们搞一些武力抵抗,势必被法西斯政府找到镇压的口实,那么,他们就可以欺骗世界,而我们就要付出惨痛的代价。如果我们坚持和平请愿,也许牺牲一部分人,但是,全世界都会彻底看穿这个政府的真实面目!”

二个来自法国的记者传口信到学生指挥部:“我们一定与同学们坚持到最后﹗”封从德很感动地在广播中向大家宣布这个情况,纪念碑上一阵掌声。这时只有极少的外国记者敢于到广场上来。来自海南岛的三位民主人士向指挥部捐了一张1百元的人民币。

凌晨两点半左右,北京大学的邵江闯进绝食者的帐篷,蹲在周舵的地铺前,用紧张得发抖的声音描述了他亲眼看见的广场外发生的令人恐惧的场面。然后带着哭腔恳请4人劝学生撤退,说柴玲的话已经没人听了,“只有你们几位老师能救大家了!”邵江边说边流泪。他的请求打动了4君子。同时,一名医生也找到了侯德健,建议由4君子组织学生撤出广场。

在绝食棚内,4名绝食知识分子就当前的局势继续着紧张的讨论,在座的有几位高校青年教师。大家逐渐达成一个共识,这是一场有计划、有预谋的屠杀行动,不能再对结局抱美好的幻想了。刘晓波回忆说:周舵先找到高新和德健,说服他俩同意组织和平撤离。他俩被说服后,他们三人一起来说服我。开始,我坚决反对。我有些结巴地说:“都什么时候了,还要撤?撤得成吗?”我还陈述了不撤的三个理由:一、广场已经被戒严部队死死围住,根本无路可撤。撤离并不能减少危险,还不如留下来等待戒严部队清场。二、那些害怕的人早走了,现在留在广场上的人都是准备以死相拼的人,要说服他们主动撤离广场极为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三、我们4人不是学生领袖,更不是天安门广场指挥部的成员,由我们四人提出撤离、组织撤离,既不名正言顺,又要被指责为懦夫。要组织撤离也应该由广场指挥部出面。他们三个人都反对我的主张,认为无论如何要以数千人的生命为重,有一线希望就要做一百倍的努力,即使承担懦夫的恶名也要组织撤离。所以我同意撤离。十几分钟后,我们四人就统一了看法:一方面派人找戒严部队谈判,让他们为撤离开出一条通道,可能的话,让他们延迟清场的时间。另一方面,动员广场上的坚守者交出他们手中的枪、棍棒、刀、酒瓶和自制燃烧弹等可能导致暴力对抗的武器,说服学生和市民撤离广场。

然而,学生领袖并不采纳和平撤离广场的建议,理由主要有三点:一是轻易主动撤离广场有违初衷,等于将先前数以百万计的学生和市民的呐喊以及三千名学生绝食的成果付诸流水,这样做,对不起已经流血牺牲的市民和学生;二是即使主动撤离广场,还有秋后算帐的问题,历史已多次证明中共并不是宽容大量之辈,与其以后束手待毙被清算,倒不如现在放手一搏,坚持到底;三是军队不一定能够立即占领广场,只要坚持二个小时到天亮,百万市民就会涌到广场上来,我们就有希望坚持下去;而一旦撤出广场,一切便无可挽回了。

周舵用喇叭对广场上的人喊话:“亲爱的同学们,北京市民和各界同胞们,我是四通公司的周舵。刚才我们参加绝食的四个人和学生组织的领导成员开了一个紧急会议。我们一致决定,马上组织和平撤离。面对武装到牙齿的正规军,抵抗是毫无意义的。血已经流得够多了,不能再流更多的血了。在这里的全都是中国的精英,是民族的宝贵财富。我们多保留一个人,多保存一滴血,中国的民主事业就多一分希望。我们强烈呼吁各校同学马上组织撤离。我们要求同学马上集中到纪念碑的周围,马上放下手里的石头、汽水瓶子和棍棒这一切不成其为武器的武器,坚持非暴力,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广场周围的解放军官兵们!你们不是人民的子弟兵吗?这里都是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平民。我们强烈要求你们,马上停止屠杀手无寸铁的群众,停止自相残杀。我们正动员同学们和平撤离,请你们配合,派代表来谈判。我们也将派代表去和你们谈判撤退。”这些学生纠察队一听说四君子要跟戒严部队谈判,就说你们千万不能去!你们去了肯定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争论得一塌糊涂。

一盘当时的现场录音带,记录了凌晨3时许的情况。

录音者:广场指挥部发布最后一道命令,让同学们全部聚集到纪念碑上,全部聚集到纪念碑上。学运之声主持人:同学们不要放鞭炮了,不要放鞭炮了。不要制造混乱,不要制造混乱。柴玲:工人可以撤下、市民可以撤下。同学们绝不撤下。同学们,不要再留市民,不要再留市民。学运之声主持人:同学们迅速聚集到纪念碑上。在最后一刻,我们将作为人民英雄永垂于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柴玲:愿意撤离的同学,你们可以去发动,有组织的有秩序地往一个方向撤离。不愿意撤离的同学,你们可以继续坚守广场。不愿意撤离的同学,可以坚守广场。(录音带插话:这是天安门广场指挥部)

香港人:我们的任务是艰巨的。我们的敌人不是军队,而是我们政府。我希望大家要谨慎(录音者插话:这是香港同学在讲话)。我们香港同学谢谢你们。一起守护着天安门,一直到胜利,我们香港同学支持你们。

柴玲:(保卫天安门)广场统一指挥部发布第五号最严厉的命令:请所有手中有棍棒、瓶子、砖头甚至燃烧弹的同学们立即放下这些徒有虚名的武器。你们知道吗?在西长安街上已经尸体遍地、血流成河,被杀的都是那些投掷东西的人。你可以、你可以扔东西,作为你个人。但你想过没有,只要你一扔,所有的同学都得牺牲。

周舵:呼吁你们立即派代表到天安门广场到纪念碑上,到我们的营地来举行谈判。我们负责说服全体同学立即撤离广场。请你们立即派代表来举行和平谈判,我们负责动员全体同学撤离广场,以避免大规模的流血。请迅速传达我们这个紧急呼吁,由我们四个人去和你们谈判也完全可以。

刘晓波:我呼吁你们马上派代表到纪念碑上进行谈判。必要的话,我们四人可以前往军营,前往戒严部队指挥部进行谈判,进行谈判,谢谢!(录音者插话:刚才是刘晓波代表绝食的四个人侯德健、周舵、高新来就谈判的形势讲话)

学运之声主持人:广大的市民们,同学们,下面请一位市民的见证人给大家讲几句话。

一位市民:广大市民们,我作为一个北京市民向广大市民讲几句话。我向广大市民呼吁。刚才我从永定门来到天安门广场,从这条街来讲哇,已经死亡了十几个人。我作为一个辛存者,手已经割伤了。希望广大市民们放下手中的东西,在街上静坐。我估计、我认为吧,士兵们也不会向广大市民开枪。不要再有过激的行动。谢谢!

四人呼吁大学生马上行动起来,各学校组织好队伍,市民可以插在各学校的队伍中,准备撤离。如果谈判成功,广场上的人就可以马上撤离。但“学运之声”的基调不是撤离。四周的军队蠢蠢欲动,武力攻占广场随时会发生。周舵急了,就说“没时间再争论了,这事儿我说了算!有任何后果我负责任!”接着由周舵提出具体方案:第一,说服学生领袖,由柴玲和李录指挥学生撤退;第二,在广场广播站发表讲话,请广场上的全体人员放下手里的一切“武器”,准备和平撤离;第三,4人中派出两人去找部队谈判。让他们配合,留出撤退通道。在派谁去谈判的问题上,四人争执起来。刘晓波提出:“绝食由我发起,我必须去。另外,德健一定要去。他知名度高,安全系数大。”他们三人坚决不同意刘去,主张让周舵去。因为周舵的长相和为人都比较平和。处理问题比我冷静、理性,而刘则容易激化事态。最后是周舵说:“晓波,我们四人中,你和德健的知名度最高,而你在青年大学生中的威望更高,我和德健去谈判,可以增加安全感和成功率。你留下来和高新一起劝学生,效果肯定比我留下来好。”就这样,周舵和德健去谈判,刘晓波和高新留在纪念碑上劝学生。4君子的保健医生叫宋松的小伙子说:“周老师,我们在人大会堂那儿停了一个救护车。我们把那车开来,给你们二位穿上白大褂,就伪装成红十字会什么的,然后去找戒严部队。”

7.毁枪保和平

紧接着,刘晓波和高新拎着手提式扩音机,在几名纠察队员的保护下围着纪念碑转,声泪俱下地呼吁学生在最後一刻一定要坚持采取非暴力的抵抗方式,放下手中的棍棒、汽水瓶子和石块等不能算是武器的武器。学生们纷纷把手中的“武器”放到一起,集中在纪念碑的最上层,再由几名纠察队员将这些“武器”送到安全的地方。但是人群中也不时地传出“不撤!”“我不怕死!”“懦夫!”“学贼!”的叫喊。还有人哭着嚷刘晓波“混蛋”。学生们手中的“武器”收得差不多了,但市民手中的“武器”缴上来的不多。

几个学生纠察队员气急败坏地跑到四君子的帐篷说:说不好了,出大事了,老师们赶紧去看看吧!原来是又来了一批市民敢死队,带着一挺从坦克上拆下来的高射机枪,把学生纠察队赶开,把机枪架在纪念碑西侧的汉白玉栏杆上,对准人民大会堂,准备和军队拼命。“那边有两个人架一挺机枪,准备和戒严部队拼命,谁也劝不动他们,谁靠近机枪,他们就要谁的命。刘老师,只有你去劝了。”他们来到纪念碑上最上层的西南角。果然见两个市民模样的人,分坐在一挺重机枪的两边,机枪上蒙着一副棉被,枪口和枪把露在外面。这五个人又哭又喊,两眼通红,除了一心报仇,什么也不顾了。他俩每人手拿一根铁棍,交叉着放在枪上。刘向他俩走去,大约离他们两米左右,两人同时举起铁棍,大声喝道:“你再靠近一步,我们就叫你脑袋开花。”刘停住,对他们说:“我是北师大的教师刘晓波。”他们一听到这个名字,便放下铁棍站起来,其中的一个说:“刘先生,我们正想跟你谈谈。”另一个人冲上来,一把抱住他,边哭边说:“刘先生,你们没看见,在广场外面,他们杀了多少人。这群野兽,我们跟他们拼了,打死一个够本,打死两个就捞一个。刘先生,你能带头和他们干到底吗?反正我们是豁出去了。”

刘晓波说:“你们的心情我理解,但是你们想过没有,这枪一响,天安门广场将血流成河。你们拼了命能打死几个戒严部队的人,而广场上是数千人的生命。要报仇,这也不是时候。再说,这次运动一直采取和平的方式,面对残暴的政府,我们最有力的武器和自卫方法,只能是和平。就算纪念碑上再有几把枪,也挡不住坦克和全副武装的军人。”他俩说:“和平,还他妈的哪来的和平。他们已经杀人了,不要和平了。我们为什么还守着和平挨打。刘先生,我们应该好好谈谈。”在劝说中,刘晓波提到广场上的大学生都是宝贵财富,说他们都应该替大学生的生命安全负责。这些人一听就火了,又大吼起来:“只有你们这些大学生是人?我们就不是人?我们为了谁?不是为了保护你们这些人,我们呆着好好的,为什么要往枪口上撞?你们倒是没事,可我们的人死了那么多,就白死了不成?”刘说:“没时间谈了。要嘛你俩打死我,要嘛你俩把枪撤下来。”刘晓波本来就结巴,此时连打躬作揖都用上了。刘痛哭失声,跪在他俩面前说:“求求你们,为了广场上数千个年轻的生命,为了你们自己,我求你们把枪撤下来。”他俩一起跪下抱住刘,失声痛哭,答应了请求。刘晓波回忆说:“他俩的命运比我悲惨,我知道他俩肯定是作为暴徒处理的。19911月份开庭审判我时,法庭宣读过他俩关于如何交出机枪的全过程的供词。他俩的供词对减轻我的处罚非常有利。我今天的自由确实是用许多人的苦难换来的。我衷心地祈祷他俩能早日获释。”

吴仁华回忆:突然间,在纪念碑底座最高层的南侧出现了机枪,是几位工人弟兄架设的。侯德健、刘晓波已闻讯赶至。只见一挺机枪架设在纪念碑底座最高层西侧的汉白玉栏杆上,枪上覆盖着棉被,枪口朝西,对准人民大会堂,准备和军队拼命。几位工人弟兄在旁严密监视着,不时用钢管敲打枪身,警告谁都不许靠近,否则他们将以钢管自卫。这几个敢死队员已半疯狂,手里拿着铁棒,谁敢上去就敲谁的脑袋。在人们犹豫之时,侯德健急忙上前抱住一位年约20岁的青年,自我介绍说:“我是侯德健。”那位被抱住的小青年喊了一声“侯哥”,便忍不住失声痛哭起来。他哭着说:他们是一群最早也最坚决支持学生的人,为了阻挡军车,保护学生,他们的许多伙伴都牺牲了,他自己也被打得遍体鳞伤。大家闻言都忍不住落泪。侯德健说:“我们追求的绝不是死亡,我们追求的是真的生命﹗”侯德健边安慰边把那位小青年拉走了。经过吴仁华和刘晓波再三劝说,这挺从装甲车上卸下来的机枪被拿走了。另一位工人又主动交来了一支原先藏在附近帐篷里的步枪,这支步枪没有子弹。大学生邵江说他受过军训,建议最好把枪栓卸掉。当着中外记者的面,由刘晓波将枪支在纪念碑的护栏上砸毁了。一位外国记者用摄像机录下了毁枪的整个过程。毁枪行动,等于向全世界宣告:这是一群手无寸铁的和平请愿者,即使面对残酷的血腥镇压,仍然坚持和平请愿的宗旨。

刘晓波回忆说:他俩交出枪后,我和几个纠察队员把枪抬到位于纪念碑东南角的广场指挥部,把枪交给了李禄,叮嘱他一定尽快处理。李禄开始想把枪藏在一顶帐篷下面,我坚决反对。李禄只好叫来几个学生,把枪扔到纪念堂附近的树丛中。我要过封从德手中的话筒,动员学生和市民准备撤离。正讲话时,一个市民模样的人大喊着“学贼”冲过来,举起手中的铁棒向我砸下来。多亏身边的纠察队员用身体保护了我,铁棒落在一个纠察队员的肩上,几个学生一涌而上,死死地抓住那个人。那人哭着高声说:“你们撤了,我们怎么办?你们都是有身分、有名望的人,我们呢?要是被抓住,最惨的就是我们。反正好不了,还不如拼命。”尽管那人对我发泄着怨恨,但我还是能够理解他的心情。进秦城监狱后就更理解他当时的情绪。在处罚参与“八九抗议运动”的人时,学生从轻、知识分子从轻,市民从重,大多数被处罚的市民都是作为暴徒。提审的公安人员在劝我悔罪时也说:“你是有文化的人,和那些暴徒不一样。”在“八九抗议运动”中,最悲惨的是北京市民。“六四”血案中的死伤者大多数是市民,因此而被枪毙、被判重刑的大多数还是市民。王军涛和陈子明被判十三年,得到了世界和国人的关注,而那些被作为暴徒判重刑的市民则默默无闻。更令人痛心的是,参加此次运动的北京市民大都动机很纯正,毫无个人功利的考虑,而我们这些有名有姓的知识分子则满肚子花花肠,疑虑重重,私心很重。与市民们的单纯和勇敢相比,知识界显得混浊而怯懦,但他们却得到了国际声誉和大量的资助,还一个个地自视为英雄。我正在继续动员学生和市民准备撤离时,又有一个学生来叫我,说纪念碑北面有一人拿着一把半自动步枪。我马上赶到,在两名纠察队员的帮助下夺下了那把枪。我一时不知道往哪扔,交给别人又不放心。灵机一动:“砸掉枪”,我高高举起枪,在纪念碑的石栏上使劲摔,边摔便喊:“我正在砸枪,想以此来证明我们的和平的非暴力的宗旨,也证明政府的暴力镇压是法西斯行为。”枪很结实,震得我虎口和双臂发麻,连续摔了不知多少下,枪才弯曲。这时,两名纠察队员从我手中接过枪继续摔,直到摔碎。在我摔枪时,我的正面有一个外国记者拍照,刺眼的白光照亮了纪念碑,我感到自己的成熟和力量。摔完枪,几个同学又抬上来一箱自制燃烧弹问我怎么办。我说:“马上销毁,千万不能落在激进的同学和戒严部队手中。”

周舵也劝那些年轻人冷静,千万要保重自己。千万千万别冲动,快离开这个地方回家去。就这样,好歹劝这些市民敢死队把枪扔掉了,起初就扔在纪念碑上层的平台上,邵江随后把枪栓卸掉,扔进垃圾堆里了。但是这人群里头还有好多抢在里边。一旦这里面枪声一响,那就根本不分青红皂白了,非常危险。当时周舵设计方案,第一个就是要把所有这些武器都收集起来,要检查是不是真收集起来了,谁也没有把握。真的是千钧一发!四君子回到绝食帐篷里继续商量。

方案决定之后,立刻开始行动。四君子首先找到柴玲和李禄,劝他们尽快组织学生撤离。出乎意料,没费什么力气就把他们说服了。接着四君子向广场上的人喊话。准备和平撤离。反对意见最强烈的是纪念碑西南角上的人群。后来才知道那里大部分是市民。

8.谈判撤离

周舵和侯德健正要出发去找戒严部队谈判,德健要把柴玲拉上。过了一会儿侯德健跑回来,气愤地说,妈的,她不肯去,她说她是广场总指挥,不能离开!

周舵和德健穿上医务人员的白色衣服,在两名北京红十字会的医生的陪伴下,打着一面红十字会旗向戒严部队走去。340分左右,正当周舵、侯德建向广场西边大会堂方向寻找军队谈判时,一个奇迹出现了,已被军人团团围住、只留下东南角一条“只许出、不许进”的广场之中,居然有一辆白绿相间的中巴开了过来,虽然上面坐着人,但一经说明,“乘客”均下车来。周舵回忆说:“他把车上人都劝下去之后,就问我们往哪儿开。我心想,我哪知道往哪开啊。除了我和侯德健、小宋,另外还有一个学生纠察队的学生陪着我们。他就讲,听说天安门前边金水桥那一带,停着的都是坦克。那就往那儿开吧!然后就往北开。……快到的时候,我们在车上正说话呢,司机一下急刹车停住了,说‘几位先生,不能再往前开了。大兵在前面嚷嚷说再往前开就开枪了。你们几位自己走过去吧。’没有别的选择,就只能自己走过去了,就从这两个隔离栅栏的缺口走过去……这段路,大概也就100多米,我觉得简直就是走向地狱之路,恐怖之极。你根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什么都看不见,黑乎乎的一片。只知道对面就是坦克,就是机枪。走到那之后,忽然就呼啦啦跳起一帮人,稀里哗啦,你也没法判断是什么声音,后来侯德健说是拉枪栓的声音。然后就听有声音高喊说‘站住!不许再往前!再往前就开枪了!’我们赶紧停下来,扯着嗓子使劲玩命的喊:‘别开枪!我们是来谈判的!我们是侯德健!’先把名字报出去,‘赶紧把你们的指挥官叫出来,我们有非常重要的事儿!’喊了半天,天保佑,真的是天保佑,居然没开枪。过了一会,跑近来一群人,十几个,全副武装,戴着钢盔,前边的当官的拿着手枪,后面大概是警卫员,拿着冲锋枪。为首的跑近前来,我一看,是一个上校,两道杠三颗星(军队的代表是某团上校政委季国新,部队番号为51048)。先是吵架,吵了一通,他们说我们怎么来支持暴乱,我们说他什么人民子弟兵,杀这么多老百姓。然后我说,不能再吵了,现在时间已经非常紧迫了,我们来就是为了避免更多的流血,给学生撤离留出时间和通道。他当即就表态说‘我个人完全同意,但是我不能作主。’那当然,他当然不能作主。他说‘你们几位就在这儿,千万别动。我马上去请示指挥部。’然后这十几个人就跑回去了。就在我们这几个人在那儿等答复的时候,广场上靠近纪念碑原本有一点昏黄的灯光,哗一下也全灭了。”

在等候答复的过程中,大约4点左右,广场上的灯突然全部熄灭,这是戒严指挥部与各部队约定的准备清场的信号,顿时造成极强烈的恐怖气氛。

于是,悲壮的《国际歌》再次从纪念碑再次响起,人们的声音嘶哑、咽哽、悲壮,人们唱国际歌唱了很多次,从来没象这一次投入那么深厚的感情。放声高歌的人们安然端坐着,手挽着手,肩并着肩,没有一丝骚动,异常平静地等待着最后时刻的来临。

黑暗中,最后几名中外记者撤离了纪念碑底座。也有部分学生随着市民零零散散地离开纪念碑一带,从前门方向撤离广场。最后坚持留在纪念碑一带的除了为数不多的高校青年教师外,几乎是清一色的学生,约有五、六千人,绝大部分集中在纪念碑北侧。

在熄灯后不久,早已列阵于金水桥前的装甲车和坦克开始向广场推进:一批装甲车向纪念碑驶去,首先在正面形成一个逐渐收拢的圆圈,只在博物馆方向留了一个口;四架装甲车一排,向站立路边的学生、市民压去,迫使他们向前门方向撤退,不少学生、市民手拉手,面对步步逼近的装甲车,一步一步倒退向前门。这时,整个广场枪声大作,其中,有不少曳光弹是明显打上天空给人看的,企图造成所有枪声,都是朝天打的假象。

此时,在纪念碑西侧大约二、三十来米的广场上,有人用棉被、帐篷布等物点起了几堆篝火。列阵于金水桥前解放军戒严部队的坦克、装甲车向广场推进,矗立在广场北端中央的“民主女神”象首当其冲,轰然倒下,然后是一座座帐篷被碾压而过,成为一滩滩鸡零狗碎,连同帐篷内疲惫不堪尚在梦乡的为数不详的学生。坦克的轰鸣掩盖了学生惨死的凄厉叫声。其时,在天安门广场纪念碑南北两侧有300余座帐篷,“民主女神”塑像周围有20座帐篷。转眼间一辆重型坦克已经推进到纪念碑前,撞倒了纪念碑底座前最西侧的一根铁旗杆。这辆坦克在黑暗中出现得太突然了,坐在铁旗杆附近的学生根本来不及移动。

大约去了十几分钟,季国新回到谈判地点,对谈判代表说:“首长欢迎你们的态度。我们执行戒严任务,是为了恢复首都的秩序,平息今晚的反革命暴乱。政府的通告你们应当早就听见了,已经播放了几个小时,反复动员你们离开广场。我们当然不愿意发生流血冲突。你们几位这种时候来绝食,起了很不好的作用。希望你们能说服学生撤离。时间已经不多了。上级命令我们,无论如何也要天亮前完成清场任务。天一亮,市民出来,事情就不好办了。这一点你们应该能理解。”周舵说:“现在不是谈论谁是谁非的时候。我们4个人已经停止绝食了。我们起了什么作用,历史和人民会做出评价。政府的广播根本没有说明从什么地方可以撤离,你叫我们怎么办,怎么撤离法儿?”季国新说:“广场南边一直留着通道。”

周舵、侯德健一行急如星火似地来到学生指挥部的帐篷内,匆匆向学生领袖们介绍与戒严部队接触的情况,并继续劝导学生领袖们带队撤离广场。周舵通过广播通报了谈判情况,并对学生说:“同学们务必不要有任何幻想。部队的的谈判代表讲得很清楚,上级已经下达了死命令,无论如何,不惜任何代价,也要在天亮之前完成清场任务。请同学们充分认识到这个事实的严重性。不要存在任何幻想。不同意撤离的同学们,你们可以保留自己的意见,但行动上要服从多数。少数服从多数,这是民主制的基本原则。我们争取民主,应当首先从我们自己做起。我呼吁同学们,一定要保持理智。冷静的态度,坚持非暴力原则,这才是我们成熟的表现。”周讲这些话是因为当时许多学生认为,只要他们坐着不动,等部队来把他们拖走,不以暴力对抗,军队就不会伤害他们。侯德建说:“我们这些人一定最后撤,只要广场上还留下一个同学,我们4个人也不会走。”周舵又将“不要抱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一类话劝告了一番。下面的情况也是根据现场的录音整理的。录音人:现在时间是64日凌晨4点,现在广场上的华灯全部关闭,只有长安街上的华灯依然亮着。侯德健:我是侯德健,我们刚刚到了纪念碑的北侧,天安门前面的部队里面,我们找到了部队的领导同志。我们希望不要再流血。他的番号是多少?团政委叫季兴国,5104部队。团政委和我们接触了之后,他请示了戒严总指挥部,同意全场的所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们全部撤出天安门广场。刚才是周老师和我一起去的,请周老师也说几句。周舵:同学们,我们现在少流一滴血,将来我们的民主、我们民主化进程就多一分希望。我们在座的、在天安门广场的全体同学、全体市民都是我们民族的精英。侯德健:请大家安静。周舵:没关系。录音者:在侯德健讲话的时候有两辆装甲车从历史博物馆由南向北开来。周舵:我们已经答应戒严部队回来尽力说服同学们尽快撤离广场。我们建议现在以各学校为单位,马上组织撤离工作。我们有秩序、安静的从南面撤离。现在是从我们自身开始民主建设的时候了,少数要服从多数。广场上的嘈杂声、掌声,有人高喊:“不撤!不撤!”录音者:很多人对撤离广场还有争议。

然后周舵、侯德健二人又再次跑去向军队通报情况,小宋跟在后面。但饿了两日的侯德建已经体力不支,周舵不得不扶着他跑,两人要求军队多给半小时间一便于他们平安撤离。军人们说没有任何可能。军令如山,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又说,你们赶快,如果学生不撤,奉劝你们几位自己赶快走,否则不能保证你们的生命安全。

在广场闭灯期间的425分,27军派出捣毁高自联指挥部的由205名侦察兵组成的“特缉分队”侦察参谋赵勇明摸出了大会堂东门,直插人民英雄纪念碑。他们身穿迷彩服、头戴钢盔的军人,平端冲锋枪,手指紧扣着板机,如临大敌,成战斗队形,弯着腰,以蛇字形向前推进。军队在距离学生队伍不到十米处停下并迅速布好阵式。最前面是一排机关枪,约20挺,架在地上,机枪手趴在地上,枪口紧紧瞄准学生队伍。其后是一排排冲锋枪手,第一排蹲着,后面几排站着,枪口也紧紧瞄准学生队伍。最后面是人数众多、阵容更为庞大的方阵,其中夹杂着少量手持电警棍和又长又粗棍棒的防暴警察。据该队成员说,他们的任务中原有逮捕高自联领导成员这一项,但随事态进展,恐“节外生枝”,他们放弃了这一行动。正当学生领袖们准备具体布置实施撤退行动之时,突然,一阵猛烈的枪响,是士兵在向纪念碑点射,持续了十几分钟,目标主要是纪念碑上安置的高音喇叭。由南面进入广场的15军,把守从纪念碑东南角到前门大街的出口,于430分自南往北向广场中央开进。

430分,学生广场指挥部的广播站里传来了副总指挥封从德的声音。他再次强调了非暴力和平请愿的原则,命令学生命市民交出手中的棍棒。人们遵从了这一命令。

凌晨432分,喇叭里传来一个低沉的声音:“我是侯德建,我们已经流了很多血,我们不能再流了。同学们,市民们,全体公民们,我敢说,就现在我们已经取得这场运动的胜利,不是今天,我们早已取得很大的胜利!我相信——在场的人都是英雄,都是民族精英,我们不怕死!但我们要死得有价值。我们4人刚刚到指挥部谈过,指挥部接到了死命令,5:00必需清场。这一点上是没有任何疑问的”。侯德健的讲话激起了在场学生的强烈反响,四周发出一阵阵怒骂声,几乎是侯德健每讲一句话就被骂一句。许多学生怒不可遏,斥责侯德健是叛徒、怕死鬼、软骨头。有人站起来大声喊叫:“侯德健,你快滚蛋吧!别影响我们了”!一些学生甚至冲进广播站,或是抢夺话筒,或是要痛打侯德健。刘晓波抓住话筒,急了就结巴地说:“我叫刘晓波。同学们,现在我们坚持的一贯原则是和平的非暴力,我们希望用最少的代价换取最大的民主、最大的民主。现在再多流一滴血都是对中华民族的犯罪。刚才,侯德健、周舵已经向大家谈了,他们和戒严部队的谈判所达成的协议与承诺。现在我们想争取民主,就象周舵老师所说的那样必须从我们每一个人自身开始。少数服从多数,少数服从多数,这是最民主的原则,这是最民主的原则。希望、希望过激的市民们,你们能够冷静下来,你们冷静下来。这次学生运动离不开你们的支持、你们的参与。你们今天留在广场,证明了你们的勇敢、你们的信心。我希望你们冷静下来。你们已经为学生作出了巨大的牺牲,你们再牺牲我们于心不忍。你们能够保存下来就是对中国民主最大贡献。市民同志们,希望你们冷静下来,在天安门广场的这最后的关键性时刻,能够作一件具体的民主事情,少数服从多数,少数服从多数。最后,我们呼吁,全体市民和学生们,不要再烧垃圾,不要再加强广场的混乱。现在我们必须有秩序地、安全地、各校组织起来撤离广场。任何牺牲在现在都是不必要的。特别是市民同志们,我希望你们冷静、冷静,少数服从多数。你们今天如果能做到少数服从多数,全体大学生、全首都的公民们、全中国人民会感谢你们,会感谢你们!”

咒骂的势头稍微平息下来,侯德健缓过一口气,接着对大家劝说道:“同学们,我相信,现在留在纪念碑上的没有一个怕死的﹗我们都不怕死﹗但是,我们死得要有意义﹗眼前的事实说明,现在的政府已经不值得我们为之牺牲了﹗我再说一遍:我们追求的绝不是死亡,我们追求的是真的生命﹗同学们,请相信我们,赶快撤走﹗我会留到最后一个同学撤走为止﹗”侯德健这番英雄主义气概感动了大家,为最后决定撤走作好了心理准备。

435分,一串红色信号弹升空,广场的灯全部亮了,亮得如同白昼。从人民大会堂处的官方广播中传出戒严部队的“清场通知”通告:“现在开始清场,同意同学们撤离广场的呼吁。”这个通告的播放,纯属当局欺世盗名,以掩盖血腥清场的真相。血腥清场其实在凌晨130分军队抵达广场之初即已开始,射杀了广场边沿的学生和市民,坦克快速推进到纪念碑前,辗倒“民主女神”塑像以及帐篷内睡觉的学生,难道也不算是清场?

此时,在纪念碑东侧也开始有大批装甲车逼近,发出一阵阵震耳欲聋的轰鸣声。历史博物馆一带的军人发出雷鸣般的掌声,齐声呼喊:“快点撤!快点撤!”军队和学生双方都处于极度的愤怒与紧张状态之中,在这种情景下双方一旦稍有冲突,就会导致大量人的死亡。北京大学青年教师陈坡在呼吁学生保持镇定和秩序的同时,慷慨激昂地表示要与学生生死与共,誓死捍卫民主运动的成果,决不向独裁专制者屈服。他鼓励说:同学们,我们的身后就是雄伟的人民英雄纪念碑,能在这里流血牺牲,这是我们的光荣和骄傲。四周的坦克、装甲车以及密集的枪声,进一步衬托出他的豪气(陈坡在六四事件后身陷牢狱)。

军队开始逼近纪念碑。走在最前列的是一批身穿迷彩服、头戴钢盔的军人平端冲锋枪,手指紧扣着板机,如临大敌,成战斗队形,弯着腰,以蛇字形向前推进。最后才是督阵的坦克和装甲车。学生们面对逼近的军队,没有丝毫的慌乱,只是不约而同地对着军队做出V字形手势,使劲地挥动着。军队在距离学生队伍不到10米处停下并迅速布好阵式。最前面是一排机关枪,约20挺,架在地上,机枪手趴在地上,枪口紧紧瞄准学生队伍。其後是一排排冲锋枪手,第一排蹲着,後面几排站着,枪口也紧紧瞄准学生队伍。最後面是人数众多、阵容更为庞大的方阵,其中夹杂着少量手持电警棍和又长又粗棍棒的防暴警察。

这是一付典型的镇压阵式。

在侯德健等人的影响下,面对严峻的局势,学生领袖们坚守不撤的决心似乎有所动摇,他们难以承担数以千计学生安危的重责。这时,刘光说:“必须作个表决﹗赶快﹗赶快﹗”

封从德握住话筒,凭借生命的力,主持了一生中最重要的表决:“同学们,大家安静一下,这里是广场指挥部。我们现在把广场上的决定权交给在场的全体同学。在目前危急情景下,我们已经不可能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决定,只能采用最简单的表决方式,就是用喊声大小来作口头表决。具体做法是,我在广播中喊叫‘一、二、三,坚守’后,主张坚守的同学就喊“坚守”;我再喊‘一、二、三,撤离’ 后,主张撤离的同学就喊“撤离”两字,以声音的强弱来决定。”口头表决的结果是坚守的声音远远越过撤离的呼声,在纪念碑北侧几乎就听不到撤离的声音,学生们还对眼前的军人做着V字形手势,情绪高涨。

然而,封从德宣布:“指挥部认为,‘撤离’的声音较大,因此所有的人从现在起,马上撤离广场﹗”“同学们、工人、市民们,请分批有秩序地离开纪念碑,各校旗帜先打起来走在前面,从广场东南角,撤到海淀区去。”

9.广场大屠杀

封从德刚从广播喇叭宣布撤离的决定,军人鸣枪冲上纪念碑底座,士兵就向纪念碑上的喇叭开枪射击。子弹从同学的头顶上擦过,打在纪念碑的花岗岩座上溅出了许多火花。因而使侯德建等人力图促使学生和平撤离广场的良好愿望成为泡影。

凌晨440分,有大批的军人和武警手持电棒、胶皮棒和一些专门武器从纪念碑正前方冲入静坐的队里,有大批的军人和武警手持电棒、胶皮棒和一些专门武器从纪念碑正前方冲入静坐的队里(在纪念碑北侧,一支约40人的军队突击队冲入学生队伍)。这批士兵异常凶狠,目透凶光,一边不断地对空鸣枪警告,一边用枪托猛击坐在地上纹丝不动的学生,把队伍打到两边,他们就这样打开一条路,他们紧贴着纪念碑底座两侧的汉白玉栏杆的边沿,一直打到纪念碑的第三层。他们抢夺学生手中和身边的物品予以毁坏,其中包括录音机、照相机等。当场就有50多名学生头破血流,包括女学生,许多人倒地不起。在这个过程中,学生们没有任何反抗行为,甚至都没张嘴呼喊口号。这也正是这批人士能够迅速跨过数千名学生,冲上纪念碑底座最高层的原因。与此同时,纪念碑东侧有数十名军人突击队端枪冲上纪念碑底座最高层。这批士兵迅速占据了纪念碑底座最高层的四角,端枪对准绑在纪念碑上的喇叭一阵猛射,喇叭当即被打烂。军人又迅速扯下挂在纪念碑上的横幅,拆除绝食棚。

第三层的士兵和武警把设在上面的广播设备、印刷设备、汽水全打烂以后,就把上面的学生打到下面去。学生一直没站起来,只是手拉手,唱着《国际歌》,喊着“人民军队不打人民”。但是,被那么一大帮人在上面棍打脚踢,坐在纪念碑三层,密密麻麻的学生就被迫往下退了。当第三层的学生被打退到地面的时候,机枪响了。有的士兵是跪着端起枪扫射,这些子弹是从头上擦过;趴在地上扫射的,子弹全部打在同学的胸膛和头上了。前面的人成排倒下,后面的人群又自然后退上纪念碑台阶,一退上台阶,机枪就停下。于是站在上面的军人又将学生打下去,学生一退到地面,机枪又扫射起来了。

坐在纪念碑底座下学生队伍最前列的大多是来自外地的学生,他们在北京宣布戒严后坚持不走,坚守到底的呼声远胜于北京学生。军人潮水般地涌入学生队伍,学生被无情地践踏,惨叫声此起彼伏,撕心裂肺。伤亡急剧增加,尤其是由于受到践踏,部分学生终于被迫站起来,但依然坚持不撤,而军人和防暴警察的袭击也仍未停止。那些坚持不站起来或根本就来不及站起来的学生,则受到更为严重的践踏。在军人和武警的猛烈袭击下,许多学生当即头破血流,倒地不起。但周围的学生依然端坐不动,甚至都没有去扶持或观察一下身旁倒下的同学。因为在当时的氛围下,流血只是时间的早晚而已,所以大家对周围的流血似乎已经麻木。暴力在肆虐,每一秒钟都在流血。然而,纪念碑北侧的学生们依然坚持不撤。他们坚持着和平、理性和非暴力的宗旨,骂不还口,打不还手。

这时,工入和市民敢死队的人急了,他们操起能作武器的瓶子、木棍就冲过去与军队对抗。在这个时候,刘晓波用话筒喊道:“我是刘晓波,刚…刚才候德建先生讲话,代表了我们,代表了我们绝食四个人的共同心愿,当这个广场直到撤离至最后一个人,我们四个才离开广场,才离开广场,(远处传来装甲车声、密集的象爆豆子一样的机枪扫射声)希望大家协助我们,协助我们,为了中国的民主,大家应该安全地,有秩序的撤离……”

隆隆的装甲车声越来越近,密集的象爆豆子一样的机枪扫射声,隆隆的装甲车声,持续着,以及“啪、啪、啪、啪、啪、啪、啪……”的声音,一个男学生道:“投的子弹!应该是!……清一色子弹……都是子弹……”一个女声喊着:“哎,马过……诺,子弹……”

于是,大批同学们往装甲车留着口子的方向冲去。丧尽天良的装甲车这时却把原来的口子封死了。而且,30多辆装甲车还向人群压来,一些学生给辗死了,连纪念碑前的旗杆也给辗倒了。这一下子,整个广场大乱了。一批同学上去推装甲车,这批人给子弹打倒了,又一批人就踩着前面的尸体又冲上去。终于将一辆装甲车推开了一个口,3千多学生就是在枪弹中冲了出去,冲到了历史博物馆门口。冲到这里,这一批人只剩下1千多人了。

这时,博物馆门口还有很多市民,他们与学生会合,大队伍立即向北即天安门方向跑,但是刚刚没跑几步,北面树林就响起枪声,不见人,只见到枪口的火光,在这种情况下,学生队伍立即转向南即前门方向跑去。第二批同学正在机枪的扫射下往外冲,冲出来的路上又趴下了很多人。学生队伍刚刚跑到前门,就迎面碰上了从前门方向跑来的大批军队,他们是从珠宝市方向跑来的。他们拿着大木棍,往学生身上使劲地打。在这同时,前门冲出了大批市民与这批军队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保护学生向北京站的方向突围,这批军队就在后面追赶。

大部分学生是从纪念碑的南侧撤退的,撤退的时间是军人冲上第三层的时候,他们的路线是沿纪念堂出前门,再向西而去。这是纪念碑最早、最大批撤离的一队学生,柴玲以及香港中文大学的学生等均在这支撤退队伍之中。

凌晨5时许,侯德健、周舵等人出现在纪念碑北侧的学生队伍中。他们边走边去拽那些依然端坐不动的学生,大声疾呼快走,想尽量多带动一些学生撤离。然而,他们的努力并未引起多大的回响,只有纪念碑东北侧的学生随同他们从纪念碑东北角往外撤。大约也在此时,柴玲、李录、封从德等学生领袖随着纪念碑南侧的学生队伍从东南侧撤离广场。

天已朦朦发亮,视线开始逐渐清晰,也许是到了当局给军队下达的清场时限快到了,纪念碑底座下的军人也终于纷纷开枪了。顿时,纪念碑上下枪声响成一片,全是“哒哒哒”的点射,分辨不清是冲锋枪还是自动步枪。于是,纪念碑底座第二层和第三层台阶上的部分学生终于站立起来,开始慌乱地从纪念碑东南角撤离。时间大约在凌晨510分至20分之间。

在纪念碑东南角的所谓撤离通道口,学生队伍仍然受到猛烈袭击,不时有学生倒下。一位学生头部裂开了一道大口子,血流如注,用毛巾都捂不住。纪念碑东南角方向是戒严部队曾经对侯德健等人允诺过的撤离通道,当局事后也反复如此强调。其实,东南角并不存在安全的通道。在这个位置,不仅有大量的装甲车、坦克以及军人的严密封锁和挤迫,而且还有高高低低的草坪栏杆和被装甲车坦克辗倒后的帐篷杂物等障碍。在撤离过程中,学生队伍拥挤不堪,甚至令人透不过气来。军人的袭击,更加剧了学生队伍的混乱和拥挤,不时有学生被挤倒或绊倒,并被无法止步的人流所践踏,不时传来女生凄厉的惨叫声。

吴仁华说:在纪念碑与“毛主席纪念堂”之间的空地上站立着约500名学生,一声不吭,打着几面旗帜,其中有一面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旗帜。他们是一群誓死不撤离广场的学生,对撤离者很不满。当撤出的学生队伍走过“毛主席纪念堂”的时候,不时有学生退出队伍,集聚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旗帜下的人群之中。

悲愤的学生队伍行进得非常缓慢。到了箭楼附近,街道两旁才出现群众,大约有数千人。他们不分男女老幼,全都泪水挂满双颊。见到学生悲愤的神态,他们强忍悲伤,安慰学生说“你们没有失败,你们总有一天会重新回到广场上来的!历史不会忘记你们!人民感谢你们!”一位60岁的老大爷一边悲伤地哭诉着:“我的儿子死了!我的儿子死了!……”一边对学生队伍哭喊着:“孩子们,不能忘记这笔血债!不能忘记呀,孩子们!……”一些学生对着路边的群众跪下了,泣不成声地说:“我们对不起大家,我们没有尽到责任……”

当撤出的学生队伍在箭楼附近路口拐向前门西大街之际,从身后的广场方向又传来一阵密集的枪声,期间夹杂着一阵阵断断续续的《国际歌》声和口号声。不久,有学生从队伍后面追赶上来报讯,那群坚持不撤的500名学生惨遭枪杀。

早上6点半,前门围了很多市民,几排装甲车队就在那挡着,士兵也站成人墙。有人爬上树叉,看到广场的士兵正拿着大塑料袋装学生和市民的尸体,一个尸体装进一个袋裹。目击者说,广场的人行道上死的人都是人挨着人,军车支起了帆布,不让市民看见。

64日,一个没有阳光的早晨。政法大学的一个学生从当军医的亲戚口中得知,广场上能数得出的学生尸体,有2600多具,除了被坦克、装甲车碾得不成人形的;国际红十字会在凌晨2时的一个统计,被射杀死的市民、学生已经有两千多人;大约在同一时间,一个大学生匆匆从六个综合医院拿到的死亡数字已超过了1千……北京某综合医院一位工作人员亲口告诉记者:“那时候他随一辆急救车奉召开进广场。但是急救车开过了第一排军人人墙之后,在第二排军人人墙之前就被截停了,被命令立刻往回走,否则后果自负。急救车拐弯往回驶的时候,稍稍进入了二排防线,就在拐弯的时间,他赫然见到军人们将很多很多的尸体搬到一排排的架子上,更看见坦克车将排列成行的尸体碾碎……”

6:40,军队完全控制广场,所有进入广场的路口全部给排排坦克、装甲车和全副武装的士兵人墙堵住。在纪念堂附近,站在坦克装甲车上的大兵向围观人群发射催泪瓦斯,地面上的大兵冲喊着殴打市民;直升机在天空盘旋,主要街口都有戒严兵士层层封锁,无论什么人,什么原由,只要靠近警戒线,便遭乱枪射杀。最惊心动魄的是发生在广场东侧的屠杀。那是64清晨,军队已完成了清场,在广场四周排成方阵,阻断了东西长安街通过广场的路段。此时市民逐渐在广场东端集合,遥望着荷枪实弹的军队。过了许久,人群就渐渐朝着军队走过去,军队在毫未预警的情况下,突然万枪齐发,轰击手无寸铁的民众。许多人当场就倒了,其它人吓得逃了回去。过了一阵子,人群又渐渐集中起来,竟然又向军队走去,于是军队再一次开枪,又是许多人血溅当场,其它人逃了回去。这场景竟然重复了三四次,每次的结局都一样,到最后,民众终于失去了勇气,再也没向军队走过去,这屠杀才没有再重复。这其中,有人想把被打倒的人拖回来,竟然也被无情射杀,甚至连赶来的救护车都遭到射击!广场东侧堵下来的许多民众中,其实是清早起来赶着去上班的,到了那儿才知道出了事,当然不免好奇心起,要上去问个明白,没想到却冤冤枉枉地送了命!

7:20,站立在毛纪念堂坦克、装甲车阵前的士兵向围观的学生市民发射催泪瓦斯,并冲前殴打市民。许多离场的人员只见到小部死亡;大量受伤的情况,事实上在完全包围后,现场的人员均被处决,或被补杀,实际死亡人数远远高于人民的预期。魏京生说: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东侧与南侧镇压时,误杀了混在示威人群中的近百位便衣人员。许多示威人员在被从纪念碑上清场并向东西长安街方向退散,但是为了斩草除根,避免类似的事件再次发生,消灭未来威胁统治的动力,对仍在现场的近4万人进行了屠杀,大部分尸体被强行火化。

647时,戒严部队为毁尸灭迹,在天安门广场纪念碑附近燃起了熊熊大火,广场中央冒起了焚烧“物体”的浓密而大面积的黑烟,持续了3个多钟头。据1989617日《人民日报》透露,大火烧裂了40条花岗岩纪念碑台阶,2700平方米的草坪和大片桧柏。

根据中共红十字会的说法,单在64日清晨的枪击中,有2600人死亡,1万人受伤。1996年美国《田纳西论坛报》引国际红十字估计,一夜之间至少有3700人死亡。

10.广场外围的追杀

当广场纪念碑一带的学生被屠杀的时候,以广场为中心,在东西长安街为主干的整个范围内,军队全面出动实施镇压。5点,在珠市口一批持木棍的军队向前门冲来,乱棍猛打在这里的学生、市民,市民也和他们打了起来。5:05,由东而来了6架坦克,十几辆装满士兵的军车向天安门广场高速驶去,一路开枪扫射;5:3030多辆坦克和大批军车由西长安街驶入广场。在学生撤退的路上,不断见到血腥镇压所遗留的痕迹,鲜血斑斑,枪孔密麻。沿途不时遇上大批向天安门广场进发的军队,特别显眼的是一支空降兵部队。为了对付手无寸铁的和平请愿的学生,当局出动了除海军之外的各兵种部队。撤离队伍在坦克和装甲车的缝隙间穿行,他们唱着“国际歌”,不时喊“打倒法西斯!”“土匪!土匪!”

520分,坦克第1师接到解放军戒严部队指挥部命令,火速率领部队前往新华门驱散民众。团长罗刚(北京人)、副团长贾振禄率领由8辆坦克组成的坦克突击队从天安门广场出发,迅速驱散了新华门附近的人群,然后沿着西长安街继续往西高速行驶,一路鸣枪,施放军用瓦斯弹。620分左右,坦克突击队在六部口遇上从天安门广场撤离出来的学生队伍。数千名学生打着校旗,有秩序、和平地在自行车道上往西行进,准备返回位于海淀区各自的校园。坦克突击队不走宽阔的快车道、慢车道,沿着自行车道快速追轧学生队伍。

长安街是中国最宽的马路,宽达7080米,属于双行道,南北两边各分为快车道、慢车道、自行车道和人行道。自行车道和人行道之间隔着一道高约120厘米的绿色尖头铁栏杆。只见3辆坦克一边发射军用瓦斯弹,一边沿着正行走在自行车道的数千学生快速辗过来。一时间,大街上弥漫着淡黄色的烟雾,许多学生吸入淡黄色的烟雾后痛苦地趴在人行道上干呕不止,中国政法大学国际经济系青年女教师张丽英因过多吸入淡黄色的烟雾,当场晕倒在路旁,被学生送往医院急救。北京科技大学(原北京钢铁学院)硕士研究生王宽宝,当时和同校的博士研究生林仁富各自推着一辆自行车走在自行车道上,当周围的学生开始奔逃,他俩不相信如此行走也会有危险,就没有跟着一起奔逃。没想到一念之差,顷刻之间便倒在坦克的履带之下一死一伤。林仁富当场死亡。王宽宝身负重伤,整个骨盆被轧成粉碎性骨折。

学生们没有料到军队会残忍到用坦克继续追杀已经撤离广场并在返校途中的学生队伍。慌乱之际,学生们纷纷翻越绿色尖头栏栅而躲避,不少人被尖头栏栅刺伤或跌下来摔伤。最可怜的是那些柔弱无力的女学生,大多无法翻越高达一米二的栏栅,只好紧贴在栏栅旁,惊恐万状。3辆坦克车当场将1311)名学生当场活活压死;脑浆迸流,鲜血四溅,惨不忍睹。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青年工作系学生王佩文、董晓军,北京科技大学博士生林仁富、学士生田道民当场被碾死,尸骨无存;北京商学院企业管理专业学生龚纪芳遇难时年仅十九岁。龚纪芳先是左胳膊中弹倒地,后又吸入大量军用瓦斯弹气体造成昏迷,被民众送入北京市红十字会急救中心,抢救无效身亡。死亡证明书写明:吸入毒气造成肺部糜烂。她左胳膊的伤口很大,像是中了俗称“炸子”的开花弹(达姆弹),其实是中了坦克上大口径枪械(机枪或重机枪)发射的子弹,当时学生队伍四周并没有步行的戒严部队军人,枪弹是从坦克上发射的。北京体育学院生物力学系学生方政被碾去双腿,成了终身残废;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生苏文魁被压断一条腿,倒在血泊之中,又遭士兵射击。

一勇敢市民将其中5具死难学生的尸体运到中国政法大学,摆放在教学大楼前。这五名死难学生,一位来自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原中央团校),一位来自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一位来自北京科技大学(原北京钢铁学院)。北京科技大学的死难者是一位博士研究生,身上带有全家福的照片。另外两位死难学生的校籍不明,很可能是外地学生。

封从德说:五个被碾死的学生横乱地躺在靠近人行道的柏油马路上。最西面的一个离人行道二米多远,头朝着西北仰面躺着,脑袋中间开了个大洞,象豆腐脑一样的白脑浆,参杂许多红血丝向前刺出一米多远。另外四个倒在他的东面更靠近人行道的地方,其中两个被压到了自行车上,和自行车黏到了一起。我和周围的人站在那里哭了一阵儿……

六部口十字路口西南角,5个被碾死的学生躺在靠人行道的马路上。最西面的一个离人行道两米多,头朝西北仰面躺着,脑袋开了个大洞,白脑浆参杂红血丝向前刺出一米多。另四个倒在他的东面更靠近人行道的地方,其中两个被压到自行车上,和自行车粘到了一起。

路边自行车道与马路结合处,方圆7米左右的地方,在被撞倒的数排自行车上面,是一大片血肉模糊的尸体。所有尸身连成一片,呈饼状,约有十多具,上面还有坦克履带印。一个小伙子脑袋被压扁,白色的脑浆迸出数米远;另一个戴眼镜的男学生,仰天躺着,下面的自行车把竟从他的后背穿入,从腹部穿出;还有一个女的,只剩下依稀可辨的蓝色裙子。在尸体旁,是一面红色的校旗,大部分被鲜血染成了暗红色。

方政回忆说:“约6时左右,学生队伍靠西长安街左侧(南侧)行走在人行道及自行车道上。当我们刚拐上西长安街行至六部口时,突然从人群背后射出许多毒气弹,顿时在学生队伍中炸开了,有一颗就在我身边爆炸,倾刻间,一团直径大约2-3米的浓烟笼罩了我们。走在我身边的一位女学生,在毒气熏呛下,加上惊吓,突然昏倒了,我便赶紧抱起这位站立不稳的女学生向路边转移。正在这时,我发现一辆坦克正快速由东向西朝学生队伍冲杀过来,于是我奋力将这位女学生推向人行道边的护栏。一眨眼,这时坦克已贴近人行道边逼近我的身边,坦克的大炮筒仿佛就在我的眼前。我躲闪不及,就势滚倒在地上,但是晚了;我的上半身被夹在坦克两条履带中间,两腿不幸被坦克碾压,履带上的链条绞着我的腿及裤子,将我拖出了很长一段路,我奋力挣脱出来滚到了路边,但这时我已经昏迷了。以后的事我后来才知道,我是被市民及学生送到积水坛医院去抢救的,在医院施行双腿截肢手术。我的右大腿上部1/3处高位截肢,左腿膝下5公分处截肢。我在医院疗伤至896 24 日,大约在611日,西城区公安分局对我进行了调查备案。出院回校后,我又继续受到校方长达几个月的询问和清查,他们要我对坦克碾压学生一事保持沉默,遭到我的拒绝。被我救护的那位女学生(本院低年级学生)在校方授意逼迫下令人失望地否认了这一残酷的事实。我由于不愿与校方合作,校方迟迟不作结论,最后取消了我的毕业分配。但我当时并没有离开北京,19923月,我代表北京市参加了在广州举行的第三届全国残疾人运动会,并取得两项冠军,获两项远南地区最好成绩。1994年在北京举办远东及南太平洋地区残疾人运动会,我理应在全国选拔之列并代表中国参加这一国际比赛,后因我的伤残原因被无理取消了参加比赛的机会。此事在 199495日的《纽约时报》有详细采访报道。

1989646:25时,在六部口两个人试图帮大学生方政包扎被碾碎的双腿(图)。

时任美国驻华大使李洁明(James R.Lilley)把大使馆人员63日及4日目击天安门周边发生的事情,64日以秘密公电送回美国国务卿和国家安全会议。这份密件指出,解放军在北京长安街对手无寸铁的学生、民众和民运人士进行两次机枪扫射,如同‘大屠杀’或‘两次的屠杀’,染血的人逐个倒地。

日本《产经新闻》报道引述密件称,64日凌晨1时,距离北新华街角1.6公里的民族饭店周围,开始听到枪声。西长安街上,巴士、卡车被翻倒、放火,橙色的火焰在道路两旁蔓延。枪声越来越大,亮着车头灯的解放军装甲车向东驶去,群众很愤怒。年长的妇女大叫:“为甚么中国人打中国人?”年轻的男子高呼:“我们是中国人,他们不是。”又指着中南海的方向说:“他们是坏人。”110分,着火的装甲车疾驶而来。群众向装甲车的车轮投掷大片的混凝土,把它截停,愤怒的群众包围装甲车,堆上旧木材放火焚烧。120分,后续装甲部队一面向人群开枪一面开进北新华街,群众中染血的人逐一倒地。示威者知道士兵发射的实弹后,恐慌中向天安门方向及小路四散逃走。

145分,另一批部队到达天安门,装甲车队面向长安街列阵,到达人民大会堂正东面。装甲车队用车头灯照射东长安街上约一万五千名示威者,却静止不动。二时九分,毛泽东像前面排列的官兵及装甲车队向长安街的大批群众开枪。群众向东面北京饭店的方向逃跑,很多人中弹倒地,痛苦悲鸣。一名男子想向在场外国人求助之际,额头中央中弹倒地。

230分,约百名解放军在历史博物馆旁马路对面趴在地上,瞄准群众开枪,群众四散逃跑,但数分钟后又折返运送尸体,军队再开枪,十至十五人倒地。

清晨530分,50辆装甲车、战车和卡车组成的第二支部队通过东长安街进入天安门广场,解放军用吉普车上的两台机枪扫射约15分钟。这次大屠杀之后,天安门广场与北京饭店之间的东长安街上有25-30人倒在地上。620分,约四十辆武装车组成的第三支部队由东长安街东边进入广场,以机枪对群众扫射约十分钟,造成许多人死伤。

在西长安街上,解放军戒严部队官兵不放过连中三枪的中国人民大学学生吴国锋,一名士兵将刺刀捅进他的肚腹,使劲往下拉,造成长达七八公分长的伤口,一位军官又往他的后脑勺补了一枪。在天安门城楼西侧的南长街南口附近,解放军戒严部队不准民众救助中枪倒地的、年仅19岁的北京月坛中学高中学生王楠,一位老太太跪地哭求,遭军人端枪威吓;途经的救护车被强行赶走,最终导致王楠不治死亡。张先玲说:“王楠是64日凌晨一点左右在南长街南口因为照相被击中头部,当时并没有死,戒严部队不让抬出去救,就这样流血过多死亡了。杨明湖是在南池子那儿,被子弹打穿了膀胱,因为是炸子儿(又叫开花弹、达姆弹),医生说没法作手术,炸得肚子里都烂掉了,7日去世。杨燕声也是为了救伤员,中弹死亡。杨燕声,男,遇难时30岁,生前为《中国体育报社》编辑部电脑室职员;647时在正义路抢救伤员中弹,子弹射入肝部,于体内炸开,不治身亡。袁力(当时已被美国一所大学录取)、大学生段昌隆、中学生郭春珉被打死。医学院毕业的王卫平是个女孩子,跟她姐姐(或嫂子)出去,也是为了救人,在包扎伤员时被打死了。……无论如何,开枪杀人,屠杀平民百姓,绝对是一种反人类的罪恶,自己本民族的人,你开动用我们的钱养活的军队,来打我们自己的孩子。学生是为了国家好,提出的口号有什么不对?‘反贪污,反官倒’……现在贪污腐败简直已经成风,没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了,越来越厉害。如果‘六四’那时候真的按照民主法制轨道解决问题的话,现在贪污腐败绝对不会这么厉害。”

辗过祖孙三人身上八次。重庆无线电六厂职工王强,19896月初,单位派王强出差去东北办事,经过北京因交通受阻,只好在北京待几天才走。64日上午9点半左右,他从旅馆出来,打算经长安街去天安门看热闹。王强走到小路和大街的交叉口就无法前行了,荷枪实弹的解放军把守在那里,他被堵在路口上。王强挤在最前面,宽大的长安街一目了然。街上没有一个行人,全副武装的士兵,三步一岗,五步一哨,许多坦克停在那里。大家站在那里静观,气氛紧张恐怖。十点半左右,长安街上突然冒出三个人,一个老太婆,两只手各牵了一个孩子。王强估计老太婆六十几,牵的孩子,男孩可能六、七岁,女孩三、四岁。所有挤在路口的群众都吓坏了,他们一齐重复吼叫,退回去,赶快退回去!快走到路当中的老太婆,这才发现自己的处境。她一定惊慌恐惧极了,牵两个孩子不知如何是好,站在那里一动不敢动。一辆坦克轰隆隆地朝他们开过来。只见老太婆在坦克面前跪下了。两个孩子也跟跪下了。坦克继续向前开,它从跪着的祖孙三人身上辗过去。坦克辗过去之后,它往后倒退,在祖孙三人身上再辗一次。然后再往前开再辗一次,再往后退再辗一次,一共来回开了四次,它在祖孙三人身上反复辗了8次!王强从东北回到重庆无线电六厂后,向书记汇报亲眼所见的这桩罪行,书记对他强调,事情到此为止,不要对任何人再提。后来,王强还是泄密了。

 

彭军,遇难时30岁;生前为新疆建设兵团司令部物资局驻京办事处司机、办事员。8965日早上6点多钟,彭军从朝阳区东大桥的住址出门,准备去买早点,行至大桥斜街西口南边约15米的地方,遇戒严部队扫射,身中两弹,一处在脚踝处,另一处从右后胸射入,左前胸穿出,当时由民众用平板三轮车送往朝阳医院抢救,但抢救无效身亡。彭遇难时只穿了短裤和拖鞋。彭死后,送平谷县火化场火化,所在单位给他开了追悼会,并给彭的女儿一次性抚恤金人民币2千元。半年后,其妻带着三岁的孩子离家而去,后改嫁他人。

198964日早晨,原北京光华路中学高中语文老师陈秀清的弟媳妇,骑自行车将3-4岁的孩子送幼儿园。孩子是坐在自行车的后座上。在骑车去幼儿园的途中,遇到戒严部队向街道两边乱枪射击。一颗子弹击中小孩的头部,小孩当场死亡。66日,几个中学生骑车经过持枪的士兵身傍,因高呼“人民的军队不能对人民开枪”而遭到枪杀。

当军队换防时,某部队从东长安街撤出,沿途高唱粗旷鄙俗的文盲痞子军歌,同时疯狂地扫射两旁的建筑物,打碎了国际大厦的无数玻璃窗。

656日两天,占据天安门广场的部队每天派坦克、装甲车从东向西进行示威,经过木樨地一直开到军事博物,边行进边向两边开枪。部队的盲目开枪不断造成群众新的伤亡。6日那天在复兴医院门口,坦克车上的一个军人向一名吓得从路边往对面23号楼跑的13岁的男孩开枪并将他击倒在地。一些成年人向军人打手势,请求军人许他们过去救这个孩子,但遭到军人的拒绝。面对着枪口和杀红了眼的士兵,无人敢往前走一步,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个男孩子在地上痛苦地挣扎。直到坦克完全过去后,人们才跑了过去,抱起这个孩子向医院奔来。同时住在部长楼的一位中年人抱著在屋里被打伤的女儿也向医院跑来,许多关心这两个孩子命运的人也跟著跑了过来。看到天真可爱的孩子被军队无辜射杀,人们极为愤怒,“六四”都过去两天了,部队还随便开枪杀人,简直无法无天到了极点。

这支坦克部队过了木樨地桥后,继续向路两边的建筑物开枪,结果闯了大祸,将在木樨地铁道部办公室上班的铁道部总调度打死,震动了高层。当时北京的情况是部队进城后,因为人们的安全无保证,所有的公共汽车和出租车基本停驶,大部分单位都不上班。中国铁路是中央直管系统,铁道部如果不上班,全国铁道将陷于瘫痪,因此国务院下了命令,铁道部必须上班。没想到在办公室里上班还有杀身大祸,激起全体职工强烈不满。铁道部长李森茂当即给国务院秘书长罗干打了电话,质问:今天都几号了,部队还随意开枪!罗干立即与杨尚昆通话,通报了部队随意开枪打死人的情况,军委不得不作出决定,将占领天安门广场有功但杀人杀得眼红的部队调出广场,换上其它部队,以使北京的局势尽快稳定下来。但这支部队并不就此罢休,7日早上从天安门广场撤出途中,又在建国门向外交公寓随便开枪,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六七”事件,一时造成驻京外国人大逃亡。

11.各界强烈反弹

63日晚北京发生大规模的流血事件后,6456日,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长时间出现黑色画面,节目主持人薛飞、杜宪着一袭黑衣、以沉痛的神态进行播音,表达对死难者的哀悼,对当局暴行的抗议。此后不久,两名主持人即被调离新闻联播节目组。

646:25分,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英语部李丹以中国官方电台的名义向全世界发布了令人震惊的消息,全文如下:“这里是北京国际广播电台。请记住198963日这一天,在中国的首都北京发生了最悲惨的事件。成千上万的民众,其中大多数是无辜的市民,被全副武装的士兵们在向市中心推进的过程中杀害。在被害的民众中也有我们北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同事。士兵驾驶着坦克战车,用机关枪向无数试图阻拦战车的市民和学生扫射。即使在坦克打开通路后,士兵们仍继续不分青红皂白地向街上的人群开枪射击。目击者说有些装甲车甚至辗死那些面对反抗的群众而犹豫不前的步兵。北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英语部深切悼念那些在这场悲剧事件中遇难的人们,并呼吁所有的听众与我们同声抗议这一严重违反人权、残暴镇压人民的行径。鉴于目前北京这种不寻常的形势,我们没有其它新闻可以告诉你们。我们恳请听众谅解,并感谢你们在这最沉痛的时刻收听我们的广播”。李丹话音刚落,即被接管电台的戒严部队拖走,至今生死成谜。这历史性的一瞬间,被英国国家广播公司(BBC)捕捉到了,而且记录下来,并在播送有关新闻时,把这“最真实的声音”回放一遍,使蒙在鼓里的大陆老百姓确知在北京发生了什么事情。134中全会后,广播电影电视部一名副部长因“支持动乱”、带领中央电视台等部门工作人员示威游行被撤职。

2003年,官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台长、党组书记的李丹,当年的棱角早已消磨净尽;当年英语部的节目负责人吴晓镛为政治局委员吴学谦的儿子,后来完全沦为太子党特权既得利益掠食者普通的一分子、现行体制死心塌地的维护者。)

65日,王维林在天安门广场以东的东长安街上,主动跑向一队正在前进的坦克,并挥手示意坦克后退。坦克停止了前进,并试图绕开他,但他仍然左右移动坚持挡在坦克之前。被在北京饭店的外国记者拍了录像,在全世界引起轰动,成为中国民众反对中共镇压的典型象征。一个手无寸铁的平民屹立在一大队钢铁武器前毫不退缩,经典地表现了“不自由,毋宁死”的人类尊严。王维林烈士的壮举感动了全人类,因为他体现了从自由出发的最高贵的人性!这一画面,已作为人类对生命的终极理解和对自由的无上崇拜之最经典的诠释而载入史册!国外媒体以十分敬佩的口吻称赞其和平抗暴的勇气,并称之为20世纪英雄。

为了突破新闻封锁在美国创办的《新闻自由导报》在第3期郑重推荐“当代中国最勇敢的人”,其中最勇敢的记者正是李丹;该报还选出最勇敢知识分子──刘晓波;最勇敢的中国青年──长安街上集身阻挡18辆坦克的王维林。

辛灏年说:从63号夜,中国共产党残暴镇压开始,一直到20天之后,这个运动在全国被彻底地镇压下去,它构成了89民运的第四阶段,那就是暴动期。在全国大中城市,火车停开,飞机停飞,商店关门,工厂罢工……无数的工人、学生、市民、知识份子们,都勇敢地走上了街头。他们戴着白花,系着白色的孝布,高举着拳头,高喊着“打倒邓小平”,甚至是“打倒共产党”的口号。合肥三孝口街头聚集了20万人,高呼“打倒邓小平”、“打倒共产党”的口号。四川一个老教授走上街头说,我一辈子不敢讲的话,我今天要喊出来。他举着手中的白花高喊了一声:“打倒共产党”。无数的人民高喊着“以暴制暴,以血还血”的口号,要向共产党讨还血债。64日,全国各地爆发了抗议“6.4暴行”的大规模游行示威。上海自清晨起,复旦、同济、交大和华东师大等部分高校的大学生上街游行,并先后在全市几十个交通要道口拦军车、设路障、堵交通,表示抗议。武汉、长沙、哈尔滨……甚至包括县城、乡镇,纷纷游行示威,对北京平息反革命暴乱表示”抗议”。65日上午,一座自由女神塑像已经竖立在上海五角场热闹地带,一辆55路公共汽车被横停在马路上当路障。国定路及邯郸路口都放有花圈。任畹町说:根据19891012日总参谋部统计的资料显示,19896110日死亡总人数 31978人;其中学生(身份确认) 10974人,普通人(身份确认) 7992人,不明人员(不予确认) 11865人。丁关根的外甥19岁的中学生王楠的尸体就是几天后在天安门西侧28中学门前绿地内挖出来的,那里还有十几具尸体。仅军队内部秘密处死的官兵就多达近3000人,基本上与六四中的军事行动有关。

6.4”是一首用鲜血和生命谱写的悲歌。让“6.4”的枪声,成为永远的最后一枪,让历史的悲剧不再重演。

历史的伤口

蒙上眼睛,就以为看不见。

捂上耳朵,就以为听不到。

而真理在心中,创痛在胸口。

还要忍多久,还要沉默多久?!

如果热泪可以洗尽尘埃,

如果热血可以换来自由;

让明天能记得今天的怒吼!

让世界都看到历史的伤口!

哦……哦……哦……

永远都记得 永远都记得 历史的伤口

永远都记得 永远都记得 历史的伤口

64日,美、英、法、德、意、瑞典、加拿大等国政府的强烈抗议和谴责中国政府镇压学生的暴行。这是自1978年以来世界一些主要国家几乎同一时间里进行的最强烈的谴责。

六四刚过,一直是中国的老朋友的(日本)井上靖发来电报说:镇压自己的人民的政府是不能称为人民政府的,开枪射杀赤手空拳的学生的军队是不能称为人民军队的。

令人震惊的是:在全世界人民目击下滥杀手无寸铁、毫无抵抗力的平民,这是板上钉钉的事,根本无从抵赖。这无比确凿的罪行却被共党赖了,甚至反咬一口,诬蔑人民“暴乱”。

贾瓦哈罗.尼赫鲁说过:“只有明知自己得不到大众支持的小团体,才会采取暴力手段,并愚蠢地认为自己能够藉此达成目的”。世间一切生物中,中国独裁集团是第一下流的东西。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阵容庞大的党卫军,就什么无耻的奇迹都可以造出来。

中共凭藉武力建立了一个历史上最残暴的政权,对于一切人民的反抗,不管是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哪怕仅仅是思想的,他们非抓即杀!据估计,他们在和平时期杀死的人数是夺权时的20倍!在这种恐怖统治下,甚至一则日记一封家信一字笔误都会惹来杀身之祸!就连在刑场上,还要割断就义者喉管。虽然人民一直没有停止反抗,但这种渗入血肉的恐怖毕竟达到了目的:绝大多数的人被杀怕了。八九民运的空前规模的英勇抗争,正是中国精神黑夜里一道灿烂的理想之光!每一个民族都在自己的历史中给舍身取义的英雄留下了一席最尊崇之地。这不是对功利而是对精神的崇拜。失去了这种精神,就失去了理想,失去了魂魄,失去了一个民族赖以生存的根据。特别是在我们今天这个物欲横流的堕落时代。一个民族可能遭受失败或挫折,但只要这种自由精神不死,就不会被征服,就一定会复兴!


吃惊

不解

欠扁

路过

雷人

鸡蛋

握手

鲜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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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樊梨花 1/8/2017 00:34
颠倒黑白的“反革命暴乱”
1.不存在反革命暴乱
第一,从北京全城参与的情况看,不可能是反革命暴乱。反革命部是一小撮。北京城里当时参加游行、支持学生的有数百万人。不可能有那么多的反革命,更不可能有那么多人参加反革命暴乱。
第二,从军民鱼水情看,也不是反革命暴乱。据报道,军队进城的时候,天气炎热,北京城里的男女老少一方面向部队同志说明真相,劝阻解放军不要入城,一面给他们送水送粮送毛巾,世界上那有这样的反革命,那有这样的暴徒?
第三,从军警死亡情况看,也不是反革命暴乱。吴仁华研究后结论是:军警总共死亡了15人,其中8人的死亡根本与所谓的“暴徒”没有关系。另外只有7个人跟所谓的“暴徒”有关系。所以,吴仁华说:当时北京并不存在反革命暴乱。
其中38军炮兵部队有几个战士在翠微路不幸翻军,引起油箱爆炸,烈火夺去了6个战士的生命。这是戒严过程中的不幸事件。24集团军有一战士因心力衰竭而死亡,死亡时间为89年7月4日,他是在六四事件中得病,一月后身亡,与所谓的反革命暴乱无关。39军政治部少校宣传干事于景禄换了便装,进入天安门广场。他可能是想拍摄解放军进军天安门的全程录像。但是,子弹没有长眼睛,歹放军战士射出的子弹打中了于景禄,他中弹身亡。他中弹后由群众抬着送到了医院,不治而亡。还有几位,也是在混乱中因各种原因死亡。如果存在反革命暴乱的话,军警死亡的数目就远远不止这些。因为当时北京处于全民“截”兵的状态,就是无数平民上街拦截军队。在6月3号晚到6月4号凌晨,至少有100万民众在北京市各个地方拦截向天安门广场前进的部队,在这么多“暴徒”截兵的情况下,部队死这么几个人是很难想象的。吴仁华举了一个例子:在6月4号凌晨,陆军第20集团军步兵173团880名官兵被拦截在天坛公园东大门,其中约300名官兵被拦截在这座公园东大门的一堵墙壁下面。当时该集团军当事人朱双喜署名文章写到:当时把300名官兵围堵在围墙下面的群众有6万多人,在173团团长陈荣富上校的要求下,民众把受伤的11名官兵送到医院急救。试想,6万多民众,如果说他们在暴乱,300名官兵不可能毫发无伤。可见,天安门事件根本不存在反革命暴乱,邓小平实在是师出无名,开枪无名。所以,就只能撒谎!
2.共党造谣惑众
1989年6月5日早上,李锐去军事博物馆前面的大街。他说,80辆装甲车是部队自己放火烧的,丟了很多步枪,部队战士不干了。欺骗群众,编导“拥军”镜头。部队进城3天了,与北京市民一直处于对抗状态,电视新闻里也没有任何群众拥护、欢迎的镜头。为了扭转这个局面,欺骗舆论,部队选中群众因伤亡大而极为不满并在国内国际有影响的木樨地地区,导演了一场愚弄群众的丑剧。6日下午,当木樨地的群众正在为上午部队滥杀无辜而极为愤怒时,从西边开来许多军车、坦克,停在木樨地桥西,其中两辆坦克车和一辆军用汽车驶过木樨地桥,几个军人走下来,向怀有戒心的路边群众宣传,他们是“38军”的,现在来清理路障,把被烧坏的28军的车辆拖到军事博物馆,晚上准备打进天安门广场,解决“27军”的问题。当时所有的人都认为从6月3日晚到6日上午,在木樨地开枪的是27军的部队,外电也是这么报道的,因此对27军恨极了,而38军军长抗命的消息也传遍了北京城,人们对38军充满好感。现在一听说“38军要来对付27军”,无不欢欣鼓舞,人们立即把军人围住,同他们热烈拥抱、握手。有的老人向军人痛诉“27军”的暴行,要求“38军”一定为死难者报仇。一位住在24号部长楼的年青人将一盘录像带交给一位军人,告诉军人这是他6月3日晚上录下的“27军”在木樨地开枪的录像,作为“27军”的罪证。一些年青人还爬上坦克,挥手热烈欢呼。几天了,人们从来没见到这么可亲的军人,大家感到有了希望,许多人主动帮助部队将路障清除掉,为部队进城创造条件。这时一位站在后面军车上的手持摄像的军人将这个激动人心的场面拍了下来。这天夜里,几乎所有住在木樨地地区的人都十分兴奋,大家都在等待“38军”挺进天安门时刻的到来。但一夜静静地过去了,没有任何动静,到了早上七点左右,有部队从天安门方向撤了出来,但没见有部队从西边进去。一直到晚上7点电视新闻里播出木樨地的群众热烈欢迎军队进城平暴的新闻后,人们才知道上了当。有的人一边看新闻一边骂:“为了骗取群众的拥护,不惜编造38军要打27军的谎言,没想到政府、军队都已堕落到这个地步!”这是北京的第一条拥军新闻。
3.成都人民商场被烧真相
1989年6月5日上午九点许,成都市大批军警突然分别从人民南路西面的西御街、毛泽东塑像左侧的人民西路及毛泽东塑像后侧的展览馆旁、人民南路东面的东御街、人民东路冲来,包围了静坐示威的学生。他们立即开始了惨无人道的大屠杀,用刺刀和警棍对付手无寸铁的学生,很多人非亡即伤,其中还包括部分上班路过的群众,30具明显死亡的学生的尸体被移至人民东路街口的市邮政大楼内。随着周围愤怒群众的增加,以及得到屠杀消息后赶来增援学生队伍的壮大,学生、群众与军警之间的铁与肉的搏击迅速升级。大批血肉模糊的前排群众倒下,后排的人群又继续重复前排人群的命运。
在这一空前惨烈的屠杀暴行中,位于人民东路街口的成都市公安局东城分局人民东路派出所的3名警察,其中2男1女,手持警棍等武器,追打来自顺城街和东干道的民运群众。在打死打伤两名民运人士后,他们兽性大发,继续追打一名已经受伤仍在逃的青年男子,当追至顺城街口时,该名男子伤势过重,无力倒下,正在这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从顺城街方向和人民电影院方向赶来的群众救护了该名男子;这3名警察又继续追打赶来的群众,当准备对民众动手的时侯,他们立即意识到面对的是成千上万双愤怒的眼睛,三名警察相对势单,他们马上又掉头西窜,后面群众一边高呼惩治凶手,一边追赶打人凶手,三名警察凶手逃回派出所,紧闭大门,愤怒的群众开始冲撞大门,大家只有一个心愿,抓住凶手,为死难者报仇。当撞开派出所大门,发现整个派出所的警察全部从面对于人民商场的后门逃走了,愤怒的群众在无法找到凶手的情况下,放火烧毁了派出所。
由于该派出所与早已搬空的人民商场只有一墙之隔,均系木质结构,火势蔓延至人民商场后侧。这时四川师范学院的部分学生和群众主动开始打水救火,并打电话给附近150米以外的顺城街消防队。迅速赶到的消防队完全有能力扑灭还未发展的火势,但5部消防车中,只有位于人民东路的两部开始喷水救火,而位于东御街的3部消防车却以人多及商场大门关闭无法进入为理由,坐井观火,光拉警报,而虚张声势,大约上午12点左右,人民东路派出所被全部烧毁,但人民商场与之毗邻的地段火势几乎被扑灭,零星的暗火于6月5日晚上10点才发展为明火,而位于东御街的三部消防车仍以商场大门已关,火势太大为由,丝毫不采取灭火行动。6月7日中午,整个人民商场被彻底烧毁。三部位于东御街的消防车上的消防队员并不觉得他们失职,仿佛以胜利者姿态返回顺诚街消防队。
这次商场被焚事件,乃中共的一次将计就计、一箭双雕的杰作。烧毁人民商场事件可以作为诋毁民运的口词,使得镇压学生的暴行“合法化”、“正义化”。该商场原有职工五千余人,暂时烧掉他们的饭碗,随后再给予救济,可以瓦解民运阵容。烧毁人民商场使得民运活动被歪曲成为一种破坏生产力的暴行,使之等同于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从而引起广泛的不明真相的群众的谴责。该商场系1950年代的砖木结构,由于文化大革命的耽搁,年久失修。依据成都市人民政府的市政规划,本应于几年前拆除重建,由于资金短缺的限制,该重建计划迟迟未能实现。让火焚之,省工省时,且在起火前一周内,政府以防止破坏为由已下令该商场的所有货物转运至农村,留在商场的部分货物均系多年积压的产品,这些计划经济的产物如不沉痛大削价,永远卖不出去。其中很多货物由于管理不善,仓库条件很差,早已腐烂变质,即使减价也卖不出去。待整个商场被毁后,市政府便将这些严重贬值的货物按原价总和再加上重建费用,以完成政治任务为由,强迫性的摊派给全市所有的个体工商户。每户至少得出五十到一百元人民币,大公司没有上限,一则有了重建费,二则作为对在民运活动给予经济援助的个体户实施经济报复。许多私人企业主正是在“六四”民运后在政府的一系列所谓“财税大清查”、“义务捐献重建人民商场”的行动中彻底破产的。
4.张茂盛17年后释放谈真相
张茂盛说:1989年6月3号晚上发生的一件事儿,对我的刺激实在太大了。那天晚饭后,我照例出家门,四处溜跶。刚走到阜城路,就看见一大堆人围在马路边儿议论。我好奇地挤进人堆一看,一个悲痛欲绝的妇女拉着一小货车,靠在那儿哭,小货车里躺着一血肉模糊的小孩。周围群众七嘴八舌,比比划划地诉说,表情很愤怒。听他们讲,这小孩才8岁,部队过来时,他正在街边草坪上玩。你说一个8岁小孩懂什么呀?当兵的一梭子弹过去,愣是把他打死了。操他妈!我当时脑门子轰隆一下,就热了,这叫人吗?连畜生都不如。当时真恨不得,自个儿手中有杆枪,如果碰上当兵的,当场将他们全扫啦!也不知过了多久,人群散了,我都不知道自己怎么回家的,只记得满脑子晕,满胸口堵,气愤、难受得糊涂了。
第二天,也就是六四那天下午,我又上街溜达。走到离北大医院不远的地儿,看见很多市民用担架抬着伤员,往医院门口跑,沿途嘀嘀嗒嗒淌血。当时还有北京师大的学生站那儿演讲,说什么子弹射倒多少多少人,根本救不过来;说什么他们疯了,连红十字、连救人的人都打,军人的枪口怎么可以对准人民之类。把我听得眼泪哗哗流,联想到昨晚上死孩子的事儿,更是心如刀绞,继而热血沸腾,想找当兵的拼了。我抹着泪水,继续往前走,到了马甸桥那儿,一串军用卡车由北向南开过来,被学生们给拦下了。那场面啊,现在只有拍电影才能看到,壮观,混乱,像大街中间摆放着无形的火药桶。所有市民都在漫骂,唾沫满天飞,开始我还不停地擦脸,后来就顾不上了。有的人还跳着脚,朝当兵的那边扔东西。学生们手挽手,挡在马路中间,也挡在市民和军人们中间。就这样僵持了好久。当兵的都下车,好话没喊几句,互相就推搡、拉扯、动拳头。我看不下去啦!心中那股压了太久的怒火,腾的冒上顶。我大喊:绝不能、绝不能让这些拿着枪的王八羔子再去滥杀无辜!同胞们,我们必须尽最大的努力阻止他们继续行凶!接着,我就三步并作两步,扑向离自己最近的一辆卡车。刚好油箱表面蒙了一块布,我一把扯下来,拿出随身带的火柴一划。布点燃了,我又飞速拧开油箱盖儿,将烧得欢的布朝里一塞。轰隆一下,那火蛇几秒钟就窜开,不到一分钟,整辆卡车就火光冲天。然后我转身回家了。后来被判了个死缓。17年后提前释放。
5.高鸿卫谈反抗
高鸿卫说:1989年我才19岁,也没读过多少书,那时候根本不懂得什么是民主,什么是自由,我只是每天从朝阳区十里堡的住处翻过铁路桥、经过东大桥、再经过建国门,然后到达天安门广场。我愿意聆听广场上的学生和知识分子们的讲演,我见到大学生们绝食我流过泪,看到北京市民们游行声援学生我热血沸腾。本来那场运动,一开始我只是一个旁观者,但是6月3号夜里,我在去往天安门的路上,在东大桥路口,看到坦克上的军人向老百姓打催泪弹,在建国门的立交桥上,看到一辆坦克开过去,一个人被装甲车里发射的子弹打中了,身穿的白背心上全是血,据说是经贸学院的一个教师,后来这个人的生死也不知道。我再往天安门方向走,在天安门东边的南池子路口,也不知当时是几点,碰到一帮从天安门撤下来的南开大学的学生,他们衣衫不整,哭泣着说死了好多人,当时我非常气愤,也跟着他们一起哭泣。记得6月5号下午,在朝阳区十里堡的铁路桥附近,有一辆弃置在那里的坦克。一个人大声喊:“谁快过来,帮我拿着皮管子。”我没有任何思考就走过去了,帮着那个人拿着皮管子,然后用手堵住一头,灌满水后直接插到油箱里,水流出后油箱里的油就会自动抽出来了。实际上坦克早在6月4号就被什么人烧着了。我对自己的这样一个行为,当时并没有意识到会有多大的严重后果。6月20号,我突然被逮捕。警察告诉我说有一张我站在坦克后方的照片,说我是纵火犯,是反革命暴徒。我做的事我承认,但我并没有放火烧坦克,只是帮人拿着皮管子。1989年10月19日,我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放火罪”判处无期徒刑。接到判决书后没几天,一直有心脏病的父亲在10月28号永远离开了我,我在世上就没有一个亲人了,这时候我只有19岁。我刚被收监时是在北京市的老一监,1990年12月26号我被转到了北京市第二监狱。1991年呈报的减刑,1992年12月份我终于接到了通知:由无期改为有期徒刑18年,并剥夺政治权利8年。
高鸿卫说起他在一监时挨打的经历:那时候每天都必须从早上一起坐到晚上,坐在一个小板凳上,除了吃饭以外不许动,中午可以有15分钟的活动时间,而这所谓的活动,就是你可以蹲在地上,但前提是仍然不许动。我蹲得脚麻木了,就换了一个姿势。没想到被管教看到了,喝斥我,我分辨说脚都蹲麻了,他就把我拽到隔壁的一间空屋子里,没头没脑地暴打了我一顿,边打边说“从来就没有人敢反驳过我”。
6.监狱里的六四“暴徒”
到1999年,“六四”已经过去20年了,北京至今仍有8名当年的所谓“暴徒”被关押着,他们是:朱更生、李玉君、常景强、杨璞、姜亚群、苗德顺、石学之、宋凯。
朱更生,男,现年45岁左右,“六四”后被以“反革命放火罪”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朱更生被捕前住北京市政府宿舍院,后搬至海淀区公主坟一带。朱更生一审被判处死刑,二审维持原判,最高人民法院复核时改判为死缓。“六四”后,中央电视台播放的“暴乱”录像中,天安门广场上一辆坦克在燃烧,一个年轻人站在坦克上挥舞着旗子高喊:“我们胜利了”,他便是朱更生。朱的父亲原系国民政府秘书,文革时被迫害致死,母亲一手抚养了他和两个姐姐,朱的大姐在北京同仁医院药房工作。2006年,朱更生的姐姐推着轮椅带80多岁的老母探监,母亲告诉他,以后可能再也来不了了,盼着他早点回家。后来只有两个姐姐轮流去看他。朱更生未婚。目前在北京第二监狱服刑。
李玉君,男,现年45岁左右,“六四”后因“放火罪”被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刑原因是6月4日在北京市朝阳区红庙一带烧军车。李玉君的父母是北京国棉三厂的职工,母亲1989年前因病去世,父亲再婚,李玉君被捕判刑后,父亲从没去看过他。李玉君有3个哥哥:大哥是老三届,在哈尔滨插队落户,基本没来看过他;二哥在八里庄一个中学校办厂工作,偶尔背着老婆去看一下他,给他点儿零花钱;三哥在花园村的一个汽车修理厂工作,基本上不管他。李玉君的生活费来源主要是靠给刑事犯洗衣服、刷碗换得一些香皂、牙膏、毛巾,另外就是监狱每月发放的5元人民币津贴。李玉君未婚。目前,李玉君在北京第二监狱服刑,余刑还有5年以上。
常景强,男,现年40岁,“六四”后因“在人民医院门口殴打武警”被以“反革命伤害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常景强是家里的独生子,其父是社科院的锅炉工,由于常年为儿子着急上火,2000年患脑血栓,行动不便,由其母照料,2005年,其母去世,父亲不久也去世了。常景强被捕前与父母一起住在西城区砖塔胡同,后来常父的单位分房,常的父母搬至中关村,1998年中关村拆迁,常的父母又搬迁到房山区窦店镇,其父于去世前将房子和搬迁买房剩余的十几万房款交给了常的表哥,托他将来转交给常景强。但常父去世后,常的表哥就与他不再联系了,钱和房的去向无人知道。目前,常景强在北京第二监狱5中队服刑,余刑还有2年左右。
杨璞,男,现年45岁左右,“六四”后因“放火罪”被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990年11月26日从一监转到二监,1993年在二监服刑时查出双腿患“骨结核”,走路需要借用拐杖,后送滨河医院,1994年离开二监去茶淀监狱的病号队,后转到延庆监狱服刑。由于他身体有病,无法参加体力劳动, 因此后来一直没能减刑。目前,杨璞在延庆监狱服刑,余刑尚有2至3年。
姜亚群,男,70岁左右,“六四”后因“放火罪”被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993年底从一监转到二监服刑。未婚,家里无亲属。目前姜亚群在延庆监狱服刑,余刑尚有5年左右。
苗德顺,男,45岁左右,“六四”后因“放火罪”被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被捕前住五棵松一带,未婚。1990年4月在一监服刑时查出患病毒性肝炎(当时同住一个监室的还有3个肝炎患者:高鸿卫、于文、杨光辉,均是“暴徒”)。1993年底从一监转到二监,由于不认罪,被监狱定为“反改造尖子”。1992年从“死缓”改为无期,一般情况下两三年即可减为有期徒刑,但他却等了5年,原因就在于他不认罪,直至1997年他才被从无期改为20年。苗德顺性格倔犟,为不给家里添麻烦,1997年他父母去监狱看他,他不见,后来家里就不再去了。由于抗拒改造、拒绝参加劳动改造,经常被狱警电击,最多一次有4个队长用警棍电他,但从没听到他向队长求过一声饶。
石学之,男,70岁左右,“六四”后因“放火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990年12月从一监转到二监,1993年4月从无期改为有期徒刑16年6个月。值得一提的是:1991年夏,石学之所在的中队(七中队)承接了北京乳胶厂出口美国的乳胶手套的活儿,石学之用中、英文写了许多纸条,放进手套里,纸条上写着:“自由民主万岁”、“自由救中国”、“请好心人转告海外民运人士救救我们”等。后来被发现,被关禁闭,手铐脚镣加身,手脚用一副铐子连上。当年50多岁的石学之被3、4个警察踩着,另外5个警察用电警棍电击,每次都在半个小时以上,电击的部位集中在阴部、腋下、脖子和脸部,阴毛都被电焦了,石学之从没向警察求过一声饶,痛苦到极点时,他只是本能地“啊、啊”叫几声。在3个多月的禁闭中,石学之经常被提回中队进行电击,狱方以此来威慑其他囚犯。因为年龄大,1998年从二监转到延庆监狱。目前石学之在延庆监狱服刑,1999年年底前释放。
宋凯,男,50岁出头,“六四”后因“反革命伤害罪”被判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6月4日在人民医院门口,张宝生(当年15岁,判刑10年)、常景强、宋凯等许多北京市民截获一辆军用救护车,大家从车上把一个当兵的(王玉文,当年被授予“共和国卫士”)拽了下来,王玉文遭到众殴,宋凯将一个水桶扣在王玉文的头上,理由是怕把当兵的打坏了。宋凯被捕后在丰盛派出所内被几十名戒严部队暴打,后腰被打坏了,留下终身残疾,走路时往前探着走。1992年时家里曾花钱为其保外,但没能成功。
第10节    人权民主事业的巨大损失
紧接着,邓又在全国发起了残酷的镇压运动。在全国各地悼念六四英烈的短短半个月内,共产党在全国各地枪毙了参加暴动的仁人志士就达2800人之多,数千人被关押。被判死刑、有期徒刑的人数相当不少。单是大连一个目击者只是讲述了学生死伤现场情况,就被以造谣罪判刑二十年。据总参、总政人士内部消息透露,不计六四当天在天安门广场和西安街被军队杀害的人数,六四后中共在全国进行的清查运动,处决了275628人。全国通过举报,审查,恐吓,胁迫等手段的大规模逮捕处决一直到1991年底才结束,从1989-1991年,近3年的时间里所谓的整顿,规模超过了延安整风的规模,牵连人员超过近100万,超过400万人被审查,近340万人被从大城市调离至中小城市及农村。
1989年6月12日,公安部向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安厅、局,铁道、交通、民航公安局转发了《北京市公安局搜捕方励之、李淑娴通缉令》。1989年6月13日,公安部转发了“北京市公安局搜捕‘高自联’在逃分子通缉令”,在天安门被抓到的则没被通缉,被通缉的共21人依序为:王丹、吾尔开希、刘刚、柴玲、周锋锁、翟伟民、梁挚墩、王正云、郑旭光、马少方、杨涛、王治新、封从德、王超华、王有才、张志清、张伯笠、李录、张铭、熊伟、熊焱。1989年6月14日,公安部转发了“北京市公安局搜捕‘工自联’在逃分子通缉令”,通缉了韩东方、贺力力、刘强。6月24日,公安部向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安厅、局,铁道、交通、民航公安局发出搜捕严家其等7人通缉令。被通缉的7人是:严家其、包遵信、陈一咨、万润南、苏晓康、王军涛、远志明。通缉令指出:“7人参与了北京反革命暴乱的幕后策划、指挥”,“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安机关,铁道、交通、民航公安机关和公安边防口岸立即部署查缉,严防外逃,一经发现立即拘留,并报告公安部”。当时,电视、电台里每天播送着通缉全国的几十个学生领袖和知名人士。
64镇压后,大批学生领袖和知识分子开始逃亡。香港一些商人展开营救,把133人接到了海外,这后来被称为“黄雀行动”。被称为“六哥”的香港商人陈达钲,是这个行动的重要人物。前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严家其,是“黄雀行动”的受益人。他说,这个行动一共救出了133位民运人士。据了解,这些人中包括学生积极分子柴玲、李录、封从德、项小吉、王超华、张伦,工人领袖吕京花,还有赵紫阳智囊团成员陈一咨、电视片《河殇》主要作者苏小康、人民日报记者徐刚、文学评论家刘再复、教师吴仁华、作家孔捷生、远志明、老鬼、蔡崇国等等。陈达钲说,他们之所以这样救人,是因为他对六四有“不同看法”,还有就是认识许多“走私朋友”,“了解海上通道”。他说:“六四后,有朋友找我商量,说政府通辑这些人,你们愿意站出来帮帮忙?我说可以,我就找了几个朋友,接受了这个邀请,进行营救。支联会给我们提供他们的地址、名字和联络者情况,我们把他们带到香港。那时我们有很多快艇,就这样一步步走过来。”香港商人刘达文倒是透露出当时一个救人细节:在当年的营救行动中,香港市民李龙庆和黎沛成到广州营救王军涛和陈子明,先后被大陆公安逮捕判刑,其中,有边防武警曾帮助过他们。刘达文说:“救刘再复、徐刚他们出来,船要经过虎门,当时检查很严。‘当时海关武警交接班时没人检查’这个信息,如果没有内线怎么能知道呢?”他说:“蛇口边防武警,有一个班,当年是救苏小康出来的。就是因为李龙庆接触过这个班,李龙庆被捕后,大家很紧张,怕他受不了严刑逼供而供出来。结果,整个班就开着快艇,连同重机枪一起,撤退到了香港,当天晚上就坐飞机到了英国接受庇护。”1990年1月7日,中共吊销了严家其、万润南、陈一谘的中国护照。
侯德建被驱逐出境,中共把他放在小渔船中,从台湾海峡把他送到公海,才到台湾。
自由民主的舆论阵地和自由知识分子几乎都被打倒了。据官方数字,此后4年中,200多家报纸被当局关闭。此时的中国在镇压下一片沉寂。80年代知识分子还可以在各种研讨会上发表政治改革的意见,90年代“政治改革”成了危险的词语,提起政治改革,人们就谈虎色变;80年代报纸还在一定的限度内可以发表一点不同意见,90年代又是舆论一律了;80年代的差额选举还能在一定程度上表达民意,90年代末一律改为等额选举;80年代初各省人大对省委提名的干部有时还能说“不”(当时有几个省省委提名的省长没有选上),90年代中期以后,省委书记兼任人大主任。实际上取消了人大的监督职能。在干部任命上,更加强化了领导人的意图。16大要修改宪法,在修改前中宣部下令不允许一切报刊对修改宪法发表意见。对事关全民利益的宪法修改,竟不让老百姓发表意见,简直是不可思议。
第11节  与古今中外的残忍之比较
新华社副社长李普说:“大规模的坦克上街,这是古今中外都没有的。‘六四’这样的事情,慈禧太后不敢干,北洋军阀不敢干,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北京不敢干,国民党的军队也不敢干,唯有共产党的军队这么干,这不是耻辱吗?”
1.与古代专制政权之比较
明朝万历29年(1601),苏州市民因为太监以重税榨逼商贩激起一场数千人的集体抗议行动,并且打死了太监的一个手下。当时地方当局有人主张用军队镇压。独太守朱燮元说:“不可,兵所以御外寇者也,吾不能锄奸,以致招全乱。若又击之,是重其毒也。”400年前的苏州太守朱燮元,已认清军队的功能是防御外敌入侵,决不能用来残毒老百姓,这岂不足够说明:天安门屠杀即使在专制王朝下的中国,也是决不可恕的罪行!
1898年,慈禧砍了六君子的头。1989年,同样一个垂帘听政的老货,一句“杀二十万,换二十年稳定的”的嗜血之言,行下了远比老佛爷更加残忍的孽业。
2.与中华民国政府之比较
蒋介石在处理学生运动中,没有下令开过一次枪,没有一个人死亡。在镇压学生和民众的残忍性、规模上,小平远远超过蒋介石。蒋介石远远地落在了小平的后面。
谢韬谈抗日战争时期成都的游行:1944 年,成都各校学生社团之间联系日益频繁,开始联合行动。1944年10月5所大学(燕大、金大、齐鲁、金女大、华西)的12个社团在成都望江楼联合召开座谈会,会议决定举办“国是报告会”。报告会邀请了参政会的参议员张澜,无党派知名人士吴贻芳,及青年党的常燕生等出席并讲演,参加会议的学生和各阶层人士达2000多人。这么多的人参加集会,在当时的大后方是十分壮观的。张澜在会议上强烈谴责了国民党的一党独裁,主张民主自由。这是1941年皖南事变后,大后方最大的一次民主集会,在国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连国民党的很多报纸都报道了会议消息。会后12个组织还办了一个叫“青年园地”的刊物。这次活动得到了中共南方局的大力支持。
第二次大的活动是“市中事件”,这次事件是因为成都市立中学的校长,调动警察殴打了要求抗日的学生。我们12个社团立刻组织“市中”学生,到各大学报告警察殴打无辜中学生的暴行。1944年11月11日,6000多名大学生和中学生义愤填膺,在成都大街上举着标语高呼口号,浩浩荡荡示威游行,号称成都学生万人大游行。游行学生包围了四川省政府,要求会见四川省政府主席张群,张群派他的秘书出来会见游行学生,学生不答应。最后由5所大学派出5名代表,跟张群对话。学生代表向张群提出4项要求:严惩市中校长;向学生赔礼道歉医治受伤学生;免除成都市长余中英和警察局长方超的职务;保证警察和特务不得进入学校干涉学生活动。当时担任燕大学生自治会主席的李慎之,是5名学生代表之一,也是跟张群对话的主要发言人,他说起话来理直气壮振振有词,多次驳得张群哑口无言,最后张群同意了学生的全部要求。结果当局被迫撤换了成都市长和警察局长,群情振奋。
第三次活动是在1945年5月4日,举办了“五四”烛光晚会。9所大学2000多人聚集在华西坝,听文幼章、叶圣陶、沈体南和陈中凡讲演,李慎之是晚会的组织者之一。讲演人发扬“五四”精神,宣传民主与科学,并对蒋介石的专制和独裁、国民党的腐败和无能,进行了强烈的批评。会后游行学生举着自制的火炬,沿成都主要街道环行一周。
3.与美国政府之比较——美国镇压退伍老兵的事件和反越战事件
1924年美国国会通过一项法案,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老兵们每人有一笔退役金,大约平均每人1000美元。但议员们因考虑到预算成本,规定“荣民奖金券”要到1945年才能兑换。1931年初爆发了严重的经济危机,使这些退伍老兵生活极为困苦,许多人一文不名、家庭破落、生活毫无保障。胡佛否决了救济的议案,但国会推翻了总统的否决,给了这些老兵一些救济资金,随后拟定了“帕特曼提案”——支付尚未支付给退伍老兵的补偿余款。他们要求提前领取退役金,前陆军士官WALTER WATERS便号召各地老兵集合起来,并发起了一场向华盛顿进军的请愿运动,其希望推动国会通过“帕特曼提案”。
1932年5月29号,大有2万多退伍老兵及其老婆孩子陆续到达华盛顿,聚集在国会大厦附近。他们用捡来的旧木板搭成简易帐篷作为栖身之地,并以当时的总统的名字命名为“胡佛村”。退伍老兵们在这种难民营的村落里发愁地等待着,盼望美国政府能满足他们提出的要求。德克萨斯州众议员约翰.莱特.帕特曼提出提前向老兵支付福利补助金的议案在众议院获得通过,大大鼓舞了参加抗议示威活动的退伍军人的情绪。1932年6月,胡佛政府宣布,聚集在华盛顿的退伍老兵被少数共产党员渗透。6月17日,众议院通过的支付退休金的议案被参议院否决,而参院同意支付请愿者回家的路费。有5000名老兵领取了回程的火车票,有的领取了汽油和其它物资,但仍有2万老兵因为没有达到目的而继续坚持示威。
美陆军参谋长麦克阿瑟向胡佛总统报告称“这次运动的意义和危险性,实际上远远超过想从濒于枯竭的国库索取金钱的作为……红色组织者渗入了退伍军人组织,并立即从那些不了解情况的领导人手中接过了指挥权”。麦克阿瑟要求全国各地的高级军官向他提供与退役金请愿者一起进军华盛顿的、已知的共产党人的名单;答复来了,结果没有一个人知道。
1932年7月27日,胡佛总统要求1100名“军役补贴军团”(Bonus Army)从联邦财政部楼房里撤离,由华盛顿警察实施。上午,在警察的监视下,退役军人们和平地撤出了联邦建筑物。下午,形势突变。华盛顿警察局总长格拉斯福特本来是示威者的同情者和朋友,可一名退役军人猛然扑上来,把总长佩戴的金质徽章一把扯下来;另一些人则对着警察砸砖头。两名警察头骨开裂。警察开枪射击,两名退役军人被打死,1个居民被流弹击中肩膀受伤。警民对立情绪陡然高涨。愤怒的请愿者开始攻击警方,打伤了12名警察。胡佛总统立即召见作战部长赫尔利,指示他调动陆军参谋总长麦克阿瑟,执行总统命令。命令道:“你立刻率领美国军队开赴骚乱地点,封锁骚乱波及地区并且毫不迟疑地清理现场。必须妥善处理和善待妇女儿童,在执行此命令时要竭尽一切人道主义手段。”麦克阿瑟调动了6辆轻型坦克驻守街口,坦克顶上架设机枪;4连步兵上了刺刀,4连骑兵马刀出鞘,他们开赴首都的中央大街宾夕法尼亚街,阻挡示威游行的人们,很快将退役军人驱赶出联邦政府的地界。当军队到达Anacostia河时,胡佛两次派人传达命令,制止军队到河对岸清理示威者营地。麦克阿瑟用他的方式,表达了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治军原则。他说:“我很忙,没有时间会客,那些假装传达总统命令的人休想打扰我。”麦克阿瑟指挥军队跨河包围示威者营地,命令所有示威者限时离开,然后放火将营地烧为灰烬。
整个清场过程,军队未发一枪。1名11周的婴儿被母亲遗留在营地无人照看,吸入过多的催泪瓦斯毒气,陷入昏迷,最后死在医院,1儿童因催泪瓦斯毒害,眼睛半失明,1人被刺刀插伤屁股,1人被马刀削去大半只耳朵。在民众方面,有超过1千名的男女,包括儿童、记者、居民和救护车司机暴露于催泪瓦斯中,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其中也有警察。
美陆军镇压“退伍金进军”只死了3个人,况且当时还没有催泪弹、橡皮弹这类东西。虽只死了3个人,这次血腥镇压却成为美军公开承认的永久耻辱(见诸后来的《艾森豪威尔回忆录》)。美国有关当局也没有规定不准报道此事,更没有跟踪迫害死者家属以及报道此事的新闻从业人员。大火燃烧示威者营地的照片成为美国军队镇压示威者的历史经典照片。电影院里只要一提陆军或者麦克阿瑟将军,观众就是一片嘘声。纽约州长罗斯福当时正问鼎白宫,看了报纸之后,他拍案叫道:这回我肯定能胜过他(指胡佛)!
民众情绪反映到当年的选票上,罗斯福以57.4% 对39.7% 的压倒性胜利当选为32届总统。新闻界评论“镇压退伍金进军事件”是给胡佛的“致命一击”,彻底封死了他的连任路。胡佛卸任后的一段时间里,连共和党内的头面人物都怕受到胡佛负面的形象牵连,对其敬而远之,令这个过气政治明星,一天到晚孤对钓鱼竿。两名被警察开枪打死的退役军人最后被政府埋葬于阿灵顿国家陵园,给与阵亡军人的荣誉。
1933年3月讨奖大军又陆续返回华盛顿,示威游行又开始了。到了5月份,已有3千人住在帐篷里。罗期福总统刚推行新政,他下令陆军将功补过,在华盛顿外围的一处旧军营里设立住所,让老兵住进去。第一夫人亲自前往营地视察,还和老兵们问寒嘘暖,共唱圣歌。
1934年,Patman议员再度提出法案,要给那些老兵兑现战争奖金。罗斯福的亲信、参院元老哈里.杜鲁门大声疾呼要给老兵钱。法案终于通过,到6月份,老兵就拿到了第一笔战争奖金。罗斯福总统在1944年6月22号签署生效的美国军人权益法案,是美国历史上影响最大的、对退伍美国军人提供补贴最优厚的一项法案。根据这项法案,军人在退役后可以得到丰厚的报酬,从而促使几百万退伍军人成为中产阶级,使美国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人数大增加,在经济上、政治上和社会上,改变了美国的社会结构,导致美国社会更加稳定。
1969年5月9日至10日,美国十万多学生反对越战,直捣首都华盛顿,“非法割据”了白宫前的广场,市区公共汽车一辆挨一辆并排起来,组成屏障,将这片地方变得象个武装兵营。尼克松私下里称抗议者为“游民”。周五晚上,他摆出和解姿态,亲自来到林肯纪念堂,同睡在那里的学生谈话。总统出面以后,白宫前的“非法割据”不久就和平结束。而大学校园里的罢课浪潮却持续不断,数百所高校教室空无一人。
1970年肯特大学学生反对进攻柬埔寨,要求结束越战。学生组织较为松散,部分学生有暴力倾向。在5月1日,已经烧毁一辆汽车,5月2日烧毁联邦预备役军官训练营。市长发布命令关闭酒吧,州长下令禁止集会游行。5月4日,肯特大学生举行校园反战示威,约3000人参加。国民自卫队先发射催泪瓦斯,在催泪瓦斯用光之后开枪,射出子弹67发。4 个肯特大学学生中弹死亡,9 个学生受伤,其中一人重伤,下半身瘫痪。
肯特大学的惨案,引起全国441所大学罢课抗议,导致几十万人集聚华盛顿示威。总统尼克松在林肯纪念碑下对示威学生说:“祝你们在华盛顿度过美好时光! ”
事后,联邦政府对究竟是谁下命令开枪的进行调查,但没有结果。尽管如此,联邦政府还是对开枪的28名国民卫队士兵进行了的刑事起诉。但法庭认为士兵的生命受到威胁的理由成立,联邦政府对士兵的起诉被驳回。马丽跪在死去同学旁嚎啕大哭的照片,获得当年普利策奖。死难者家属获得州政府$675,000的集体赔偿。
中国的制度使邓小平在中南海对亲信说:“杀他二十万,稳定二十年”。国家机器本来就有暴力的一面,握权柄者稍有不慎,就会有侵犯人权、草菅人命的事情发生,如肯特大学的事件,尽管州长市长没有下达开枪命令,照样造成4人死亡。如果握权柄者存心报复,有意识开动国家机器陷异议者以死地,后果必然严重。
回复 樊梨花 1/8/2017 00:38
吴学灿与人民日报号外
吴学灿说,我1951年出生于苏北农村。童年时代最深的记忆是我差一点饿死,母亲那时得了浮肿病,而我最长的一次是连续有7天一粒米都没有下肚。1968年3月,在我初中毕业后的两年,我穿上军装当了兵,当然从大道理来说,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为了“保家卫国”。但是实际上我主要是为了吃饭,因为我听说当兵有饭吃,而且可以吃饱。到了军营,整天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要我们保卫毛主席、党中央。有时也提到要保卫祖国、保护人民,但只是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的陪衬。顺序很明确:先是毛主席、党中央,然后才是祖国和人民。人民解放军根本不是国家的军队,也不是人民的军队;而是地地道道的中国共产党的党卫军,是毛泽东毛皇帝的毛家军。从陆军到海军潜艇部队,我都很积极,得过奖,被评为五好战士。1970年7月加入共产党。可以说我作为一个公民,尽的义务不算太少了。1972年4月复员,来到国务院出版口。当时由周恩来总理亲自批准,从海军调了40个战士,到人民出版社“掺沙子”。我来到出版社后又立即被送入广州中山大学读书,1975年毕业回到人民出版社。因为我“根正苗壮”,品学兼优,一来到人民出版社就被分配到“要害部门”的政治处工作。
人民出版社是一个比较保守的单位,在政治处的工作更意思。我多次向领导提出要搞业务。1978年2月我离开政治处,来到经济编辑室当编辑。那时整个社会潮流处在开放时期,西单出现了民主墙,有一次我还在墙报上批了几句话,主张对毛泽东的余毒进行清算。在出版社里,我也经常发表各种“怪论”,使得出版社的领导觉得很难办。11届3中全会之后的1979年,党内的一些知识界人士,即那些老知识分子兼共产党员,如《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副总编辑王若水,编委兼理论部主任何匡,理论部副主任汪子嵩等,在思想解放运动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我仔细阅读了他们在中共中央理论务虚会上的一些文章和发言。他们的总的意图当然还是讨论怎样使得社会主义制度完善,而我读了这些文章得出的结论却是社会主义不能救中国,只有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推翻社会主义制度,才能使得中国兴旺发达。如果说在理论务虚会以前我还是同胡绩伟、王若水等人一样,是共产党制度的“补天派”的话,那么此时的我就转变成一个“塌天派”了。当思想解放运动中人们在讨论社会主义的所谓“不完善方面”时,我的脑海中出现的却是悲惨与黑暗。在经常进行的“回忆对比”活动中,老年人忆的是所谓旧社会的苦,思的是新社会的甜,而我回忆的痛苦却完全是“新社会”的:“社会主义好,一天三顿吃不饱”——就是说,社会主义、共产党给我带来的是饥饿和痛苦,而且不只是给少数人带来这种苦难。也许正是这种切肤之痛的无法的经历,使得我在对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的领导作理论上的思索时,对它们作出了完全否定的结论。记得1991年5月我在秦城监狱中写的一首诗中有这样几句话:“少年倾听谎言,青春狂呼口号;28年梦里飘,醒来怒火中烧。”从我出生到1979年我在思想上的清醒,正好28年。这首诗是我的真实写照。从此以后,我就把埋葬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生活目标。这样,我在工作单位里的所谓“自由化”言论也就更加多了,甚至主张批判社会主义和共产党。人民出版社的领导希望我能够调走,我自己也希望到思想比较解放的单位去工作。
1980年12月我离开出版社,被调到《人民日报》理论部。当时,正在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会上,各省、市自治区党政第一把手中有许多人把矛头指向《人民日报》。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杨易辰带头指责说“《人民日报》带领群众造共产党的反”,其它一些省委书记附和呼应,说他们在下面没有办法干了,要求中央对《人民日报》在组织上予以调整,思想上加以整顿。但是因为胡耀邦对《人民日报》的工作一直比较支持,他说思想整顿可以,组织人事就不调整了。1983年又搞什么“清除精神污染”运动,我“顽固地”站在胡绩伟、王若水等人一边,为他们的人道主义和异化理论辩护。我在报社里说,社会主义不搞人道主义,难道要“兽道主义”,“鬼道主义”?我认为提倡人道主义就是对抗共产党的兽道主义的。还有异化,在中国,人民名义上当家作主,实际上受尽奴役和苦难,这不就是异化?
1983年,胡绩伟为了培养思想解放的新闻干部,与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合办了两年制的在职干部的研究生班。我通过考试后被录取,读了两年。1985年毕业之后就到《人民日报》海外版从事港台侨乡的报道。在《人民日报》海外版主要是对南方侨乡的报导。今天广东,明天福建,又玩又写,也认识了一大批沿海的朋友。记者的现实经验告诉我,改革就是把社会主义的东西改掉,开放就是向资本主义开放。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制度,但是比较来说,中国大陆不如台湾香港,东德不如西德,北朝鲜不如南朝鲜,大陆内地不如沿海城乡,就是说明当代资本主义还是比社会主义优越。在海外版,我主要是借歌颂改革开放的机会把自己的一些想法表达出来。值得欣慰的是,在我写的文章中没有一个字说到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这样的记录在中国的新闻记者中也是少见的吧。我在八小时以外更为活跃,与胡绩伟、王若水和李泽厚等人交往不少。1984年,湖北《青年论坛》创刊,他们通过远志明找到了我,我就请王若水给杂志写文章,这是王若水在“清楚精神污染”之后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文章,题目是《智慧的痛苦》。我也担任了记者站的记者,记者站一共有5个人,包括远志明。记者站奔走推荐、穿针引线,围绕当时理论界和社会共同关心的问题如反思“文革”、体制改革和政治民主化等等,组稿约稿,张罗讨论,做了不少默默无闻的幕后工作。
“八九学运”后,《人民日报》以其两个极端在中国新闻史上留下一页,一是发表的“4.26”社论导致了学潮的升级;二是《人民日报》内部涌现出来一批公开与当局进行殊死抗争的英雄。特别是,当“4.26”社论发表后,在社会上引起极大反响,《人民日报》一切有良知的编辑和记者,无疑生活在一种忍辱负重的环境中。“4.26”社论本不是《人民日报》起草,而是4月25日邓小平找人谈话时对学潮下了“动乱”结论后,立即找人捉笔代刀,绕过正常的编发程序,抢先在前一天晚上的中央电视台联播节目中播出,造成既成事实。这件事,不但激起全体学生和广大民众的愤怒,也激怒了《人民日报》的工作人员。他们既感到《人民日报》强奸了民意,也感到自己的良知被共产党专制统治所强奸。一批编辑、记者勇敢地站出来,与报社领导进行辩论、对话,并利用报社大院内的评报栏,张贴大小字报,自行报道、评论,披露真相,揭露阴谋。吴学灿就是其中一位。学生刚起来自发悼念胡耀邦、与官方发生冲突时,他并不赞成学生过于冲动,认为于大局有害无益。有文人与之通电话,鼓动他也出来时,他还说:“我可不掺合!”但“4.26”后,吴学灿一下冲到了前面。
5月13日学生绝食后,形势急剧变化,甚至《人民日报》领导层,也开始公开对中共的倒行逆施表示了抗争的态度。绝大多部分编辑、记者更提出在报纸上公开披露“4.26”社论的真相,但这显然是当时《人民日报》主要负责人(社长钱李仁,总编辑谭文瑞)无法接受的。一些长期为中共这份“喉舌”党报毕生尽责的老党员,甚至提出自己花钱在《人民日报》上买广告,刊登反对“4.26”社论的声明。显而易见,这是办不到的事情。
从5月16日到19日,报社老中青三代编辑、记者连续多天与报社领导对话,吴学灿带头反复要求报社领导通过版面公开否定“4.26”社论。
5月20日是实施戒严的第一天,这天上午,《人民日报》社长钱李仁对其职工说,“你们要走出报社大门,就先在我身上踩过去。”
1989年5月20日上午8点半,报社里有人拿到一份《北大传单》,内容是赵紫阳在5月16日政治局常委会议上讲话的5点声明。第一是否定4月26日《人民日报》社论,第二条是说由他本人承担发表社论的责任,第三是说要顺应民意,反官倒,反腐败,由人大设立审查高干子弟、审查官倒的机构,赵紫阳说还可以从他的两个儿子身上开刀,第四,公布全国副部长以上干部的家庭背景,第五,公布高级干部的收入和福利待遇,取消特权等等。吴学灿那天做值班编辑,上班途中就见到这个材料,他一口气看完,连声说了几个好!好!太好了!这时人群中有人说道:“我们把它印成号外发出去”。吴学灿当即表示赞成。在考虑以什么方式印制这些内容时,吴学灿作为一个资深编辑,决定印《人民日报》号外,而不是一般的传单。张抒在号外上添加了赵紫阳被罢免总书记职务等消息,并建议人大立即罢免李鹏总理职务。他们来到人民日报开办的公司名叫开源公司所属开源印刷厂去印刷。当时印刷厂的徐副厂长问有没有批件,吴学灿说“已经派人去让值班副总编辑签字了,马上就拿来。因为时间紧迫,我们要赶在戒严开始(上午十点)前印好。”徐副厂长未置可否,他们就往车间走去。他们自己动手在铅字架上找大号字。当印到六七百份的时候,徐副厂长来了,说没有批文不能印,还要收回已经印好的“人民日报号外”。吴学灿叫在场的人每人藏若干份。徐副厂长抓到了一二百份,就又出了车间的门,到领导那里报告,说他已收缴了印好的“人民日报号外”。徐副厂长走后,吴学灿赶紧把宋斌、唐皿威、王连伟、张双林、张大农几个人叫过来。画了一张草图,上面有天安门、前门、东单、西单、美术馆等地名,让他们分别去散发。于是,5月20日,北京一些主要街道上,张贴了引人注目的《人民日报号外》。20日下午,数百名编辑、记者举着《人民日报》的旗帜上街游行,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他们在游行沿途,向路旁的市民抛撒《人民日报》号外。事实上,正如后来《人民日报》声明所说,该报十余年来没有出版过号外(最后一次是1978年中美建交号外)。
身为中央委员并经常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的《人民日报》社长钱李仁,看到“号外”以后,顿感事情闹大。晚上,中央电视台播放了人民日报声明:“一小撮人盗用了人民日报名义印制的人民日报号外,与人民日报无关,特此声明”。同时,钱李仁每天亲自审阅、编发记者写的花边新闻,即以《戒严第一天》到《戒严第十天》,对李鹏宣布的戒严令竭尽讽刺挖苦之能事。这是《人民日报》在“八九学运”期间极其矛盾又极其微妙的几天。
中共高层多次对《人民日报》进行变相改组。这种整肃,在高狄接管《人民日报》后达到了顶峰。89民运中,新华社、电视台、广播台同情学生,声援绝食,抗议镇压,大家都有不少“帐”可算,但这些单位领导人并未更换,对属下的编辑、记者尽其所能宽容对待(也是为了给未来留后路)。唯独《人民日报》全盘托出,一个一个象过筛子似的清理清查,搞人人过关。例如,学运期间,《人民日报》和新华社为了掌握事态发展,各派了记者每天24小时守候在天安门纪念碑上。“清理清查”开始后,新华社值班记者轻松过关,而《人民日报》值班记者却受审查达两年之久。高狄的“清理清查小组”特地在《人民日报》大院里占据了有几间房间的楼层,即东边的11号楼。无独有偶,当年“四人帮”写作班子在钓鱼台里也是11号楼。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人民日报》笼罩着恐怖的气氛,编辑、记者和工人,只要一听到“11号楼”有人找或来电话,便不寒而颤。仅《人民日报》就有132名编辑记者遭撤职或调出报社。《人民日报》副总编辑陆超祺和报社内不少有良知的记者,都反对中国政府以武力镇压学生运动,结果在六四事件后,陆超祺成为重点清查对象,遭到降职处分,1990年离开工作了41年的《人民日报》。陆超祺《六四内部日记》透露:李鹏早有预谋借学生集体悼念胡耀邦事打击赵紫阳;而“四二六社论”的发表便引发学生大规模游行抗议。而当时人民日报亦有很多编采人员对这该篇社论强烈不满,自发组织游行抗议,《人民日报》编辑、记者走上街头游行时,高呼口号:“‘4.26’社论不是我们写的!”“我们旗帜鲜明地反对‘4.26’社论!”这些口号获得了广大市民的支持和共鸣,大家顿有一刷耻辱的痛快。其后更引起报社内的连串抗争,“号外”事件为其高潮。
“号外”事件发生后,中共上层极其震怒,李鹏亲自下令公安部立案查办。李鹏把这一事件与整个《人民日报》当时的领导行为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5月25日,当李鹏戒严后第一次出面会见外宾时,在旁的《人民日报》记者按惯例询问见报稿件时,这位堂堂的大国总理,竟以小人的心胸抛出一句话:你们《人民日报》不是还有权吗?后来的事实表明,他当时对如何整治《人民日报》,已经有了一个如意的算盘。这是一个有帐必算的人。
北京戒严后,吴学灿不断地出现在游行队伍中。在“六四”屠杀当夜,他是在长安街上度过的,清晨4时才回家见到在人民出版社当经济编辑室副主任的妻子杨素梅。目睹军队开枪血洗、民众死伤无数,吴学灿悲愤到极点。他看清独裁者不会善罢干休,只能“走为上”,6月5日五日下午离开北京的,踏上了逃难的道路。参与“号外”事件的另外几个编辑、记者,则束手就擒。在电视、报纸公布21名学运通缉犯后,公安机关又陆续公布了几批通缉名单,吴学灿属于被通缉的要犯。通缉他的照片和文字,放在所有机场、车站售票员的桌子上面。吴学灿是唯一被通缉的《人民日报》记者。
吴学灿逃离京城后,南下武汉,转道重庆。高狄在李鹏的指使下,全面接管《人民日报》;使“号外”事件更显严重。进驻报社伊始,高狄便确定《人民日报》除“舆论导向”问题外,另有3大事件需查处,首当其冲是“号外”事件;第二是“为蒋介石鼓掌事件”。起因是报社礼堂放映《百色起义》电影,请来导演和饰演邓小平、蒋介石的演员同大家见面。由于饰演蒋介石的演员演技好,大家对他报以鼓掌,高狄竟向江泽民报告,说《人民日报》问题已经严重到为蒋介石鼓掌的地步了。第三件事是所谓“花圈”事件。9月4日,即“六四”屠杀三月祭,报社礼堂门口发现几个花圈,高狄又认为是反革命事件,兴师动众追查;事后查明,是当时英文《中国日报》借用《人民日报》礼堂为一职工开追悼会后扔弃的。
12月17日,吴学灿在海南三亚被捕。据透露,他经过数月准备,朋友已帮助他搭上一条开往香港的小船。但事有凑巧,海南公安接获情报,说当时也被通缉的柴玲已逃到海南准备偷渡香港,海南当局立即对海面封锁搜查。结果,没找到柴玲,却发现吴学灿无身份证,遂作疑犯从三亚押到海南第一监狱。吴自以为破绽已露,便自报姓名乃吴学灿,公安人员不相信,即把《海南日报》见过吴学灿的某负责人叫来,验明身份确系吴学灿无疑,大喜过望,速报北京。公安部和《人民日报》星夜派人赶往海南,押吴学灿进京。他们不敢坐飞机,而是坐火车。其中一名押送人员私下表达:万一飞机被劫持到台湾,只会留下吴学灿,不会留下我们的。吴学灿被抓后,仍然一身豪气,在火车上几天几夜,谈笑风生,寝食自如,天天给押送人员“上课”、“讲理”,押送者苦笑不得。1989年12月29日被押回北京;他已作好了被杀头的准备,被直接押送到秦城监狱203 监区108 室,在这里单独关押了两年半。
法庭审理时,名曰“公开审理”,实为秘密审判。审理当日,《人民日报》一记者和律师因另一经济纠纷案前往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了解情况,竟被国家安全部指为故意“刺探审判”,要求《人民日报》追查,有关记者有口难辩,叫苦不迭。
1991年12月28日在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审讯”中,北京市中级人民检查院分院(这个分院专门对付64反革命)李磊森宣读起诉书时说到:“吴学灿盗用人民日报名义,伙同张抒、宋斌等人印制人民日报号外”。吴立即打断他:“你这是盗用北京市中级人民检察院的名义,在宣读所谓的起诉书”。他说:“我是检察院派出的公诉人,怎么是盗用检察院的名义呢?”我反问他:“我是人民日报的编辑兼记者(公安部通缉令用语),怎么是盗用人民日报的名义呢?”他无言以对。审判长丁凤春却指着吴说:“不要影响公诉人的工作”。1992年1月25日丁凤春宣读判决书时,把这段话改成“吴学灿伙同张抒、宋斌、唐皿威、王连伟等人(均另案处理)擅自印制人民日报号外”。这还差不多。按照制度,要总编辑或者值班的副总编辑签字才可以印刷报纸,吴不是总编辑,是在危机情况下为了中华民族的命运所作的一件事情。吴在法庭上说:党的总书记是党章上规定的党的最高负责人,而中共又是宪法规定的领导力量,最高领导人的指示和声明当然在法理上有效力,而邓小平在法理上并不是最高的领导者。把赵紫阳这个合法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指示印成文字传播,作为一个《人民日报》的工作人员和共产党员,无论从国家宪法还是中共党章来说,都是做得对的,是在模范地按照宪法和党章做应该做的事情,吴是一个优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和共产党员。吴学灿在“最后陈述”中要求法庭传赵紫阳出庭作证。因为赵紫阳是本案最主要的证人,法庭应当传赵紫阳作证。如果号外中提供的消息是假的,吴愿意承担造谣的法律责任;如果这内容是真的,那么吴就是在传达总书记的指示,就是在按照党章和宪法的程序办事。吴在法庭上坚决不认罪。1992年1月25日,他被以“反革命煽动罪”判刑4年。
1992年7月13日,吴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张抒被关押一年后释放。李鹏看到他加的那句话,便批示公安部“清查到底”。由于吴坚决不同意在法庭上出示张抒的证词,张抒才没被判刑,“取保候审”,不了了之。出狱后,张抒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利,每月二百元生活费。宋斌也被关了5个月,后被强行撵出人民日报,后在一个朋友的公司里做事。
吴在监狱中受折磨:中共一贯的做法是利用监狱中的管理干部来整犯人,在犯人中间挑拨离间,让犯人自相残杀。他们在学生和知识分子面前把参加民运的一般市民称为“暴徒”、“痞子”、“流氓”,说学生、知识分子是“文化人”,和这些暴徒不同;在市民们面前又说“文化人”在运动中可以得到好处,有名有利,而市民们却什么也没有得到。直到1992年7月1日,吴因为病重转到北京监狱。此时,已经100 多天吃安眠药每天才能睡半小时。在北京监狱与当局所说的“暴徒”关押在一起,因为有人谈话,慢慢地身体有所恢复。
1993年9月16日,在国际奥委会投票表决奥运举办城市的前一个星期,吴学灿被释放出来,同时被释放的还有魏京生、翟伟民等人。1996年8月,吴应哥伦比亚大学邀请刚刚抵达美国访问。从此以后,中共剥夺了其回国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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