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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从制度的灵魂看中国文化的邪恶性

已有 1325 次阅读4/26/2017 18:08 |系统分类:哲学

制度的灵魂是正义

https://mp.weixin.qq.com/s/lxV4QOIlSNOqZVUpJ_x41g


公平正义是权利运作的灵魂,是衡量一个国家或社会文明发展的标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进一步实现社会公平正义,通过制度安排更好保障人民群众各方面权益”。可许多制度却与公平正义相反,比如,对所谓“特殊人才”子女的高考加分;比如按身份、户口进行的各种排斥……诸如此类。后果无须多说:激起民怨,加剧贫富悬殊和社会分裂,挫败人们对政府解决问题的信心。现在中国要做的一件很紧迫的事,就是给制度安排一个公平正义的灵魂。 

  

一,民主制度只是形式,公平正义才是灵魂

 

很多人把民主说成是一种维护自己利益的手段,这话正确;但一简化,民主的实质就是利益,那就错了。因为民主并不意味着对利益巧取豪夺;准确地说,民主实质是要做到利益均衡即分蛋糕者最后取他应得的一份,这是社会正义的结果,也是民主的必然!政治思想家罗尔斯举例说:怎样的程序能使蛋糕公平的划分呢?很简单,就是一个人来划分蛋糕而他自己必须最后选择他应得的一份。也就是说,分蛋糕的正义就是公平地划分且分糕者最后拿自己的一份。这段话告诉我们:拥有权力的人绝对不能要求别人服从有利于他的政策和命令。权力者必须先人后己,这样才可能建立公平正义的社会!这和孟子的“何必曰利”的先君后臣的“仁义”顺序完全相反的。可见,儒教无正义。

 

利益均衡(每人得其应得)的正义属于实质正义,而实质正义必须得到多数的认可才能在社会运行。这意味着:多数认可的程序正义高于实质正义!所以,程序正义高于实质正义。

 

18世纪英国哲学家杰里米·边沁提出“功利主义”就是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它曾被某些人视为民主的第一原则。在我国几乎成了正确的化身:动辄就说代表了广大人民的利益,甚至连微信群都流行群友投票驱除XXX出群,以多数的名义封杀他人的言论自由。

 

这就是民主的弊端——多数暴政:为了多数人的利益,允许牺牲、剥夺少数人的权利。在最极端的情况下,假如杀死1个人可以救活3个人的话,它就会这么干。这是与正义冲突的。任何以社会发展或经济效率等为借口而限制或剥夺公民自由的行径都是不正义的。正义不允许以最大多数人的利益为借口否定每个人拥有平等的自由;不承认许多人享受的较大利益能绰绰有余地补偿强加于少数人的牺牲。

 

中国一切问题都被人们归结为制度,而制度的灵魂就是正义,体现正义的制度才是好制度,否则就是坏制度。可见,正义是社会的首要问题。正义是个体为了与其它个体平等自由地共存而自愿接受的预设前提,它是终极价值。这些终极价值来源于对上帝的信仰。正义需要普世道德即绝对道德来保证,而绝对道德是以十诫为根基的。

 

制度决定派认为:制度好,一切都好;制度不好,一切都不好。简言之,制度决定着人们的一切。这显然是错误的。人的好坏是由人的知识与道德水准决定的。古希腊有“知识即美德”的格言,近代英国有“知识就是力量”的箴言;说明知识确实有提高道德水准的功能。但仅靠知识即理性的力量是不够的。中国人长期受无神论的毒害,作恶没有道德底线,今日价值观混乱,全民拜金,相互毒害,在精神上如同行尸走肉,无一不是信仰缺失造成的。从人类历史来看,基督教对于道德的提升,远超过其他一切力量。林语堂在其名著《信仰之旅》中说:“只有耶稣,没有别人,能带领我们这样直接地认识上帝,且进入在道德上、伦理上无可比拟的美好世界。”信仰与民主是相辅相成的。民主制度作为外在的硬件可以约束权力之恶,而信仰则作为内在的软件约束了人性之恶。只有信仰才能抵制形形色色的专制的侵害。因为有信仰的人比没有信仰的人更能坚守道德底线。古希腊人信仰多神教,他们的民主制被北方蛮族摧毁了,就像中华民国信仰多神教被北国摧毁一样。所以,正义的社会必须有普世宗教为根基。

 

 

二,正义产生的前提——多元均衡

 

一个地区的自然资源极度匮乏,以至于人吃人使合作归于失败;也不是极度丰富,以至于使合作成为多余。在中等程度的资源匮乏的条件下,人们只有分工合作才能生存发展,因此,公正的分配原则正义才有必要达成。一个“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社会是无需正义、道德和法治的,这就是《道德经》反对仁义道德法治的原因。因此,个别人说老子是民主派完全是胡扯。

 

社会基本模式到底是由两方组成还是由三方组成?历史上的圣贤论、征服者论、统治者意志论,其背后都潜含着对社会基本模式的认识,即社会是由两方组成的。或者一方是圣贤,一方是愚民,圣贤给愚民立法;或者一方是是征服者(统治者),一方是被征服者(被统治者),统治者为被统治者立法。只要把社会看成是两人社会,就很难说清楚规则体现正义,永远不会承认规则代表正义。当两方组成一个社会的时候,永远是强者给弱者立法,法律规则的背后永远是武力。古希腊的历史学之父修昔底德斯说:正义存在于强者之间。这并不是说强者和弱者之间不存在规则,而是不可能存在正义的规则。因为在强者和弱者之间,规则就是我将你打倒,让你服从于我。

 

但对于三方社会模式,即社会任何时候都至少是由三个方面的人组成。三方社会中,任何一方的行为影响到另外一方时,总有一个第三方对这一行为加以观察评价,这个观察有可能是超越时空的观察,具有永恒性。若各派政治势力之间的实力相当,没有一派有绝对取胜的把握;这时候各派之间就可能进行妥协达成各方都能大致满意的契约即正义的规则(即宪法)因此,准确地说:正义的规则是多元力量妥协的产物。在古代和近代宪政产生的地方,都可以看到斗争和妥协的例子:古雅典的山地派、海滨派和平原派;古罗马的贵族与平民;英国的天主教与新教之间,资产阶级与土地贵族之间;美国的联邦派与民主派,大州与小州之间等等。

 

如果没有政治派别之间的共存与妥协:某一派政治势力拥有绝对的优势;或者人们尤其政治领袖之间无法妥协,一定要诉诸你死我活的斗争,那么宪政就不可能产生。这时即便制定了宪法,也不会起作用。因为一旦某个政治领袖或政治派别拥有了支配一切的力量,其他政治派别根本无法对抗和制约,那么,他也就没有必要去履行这个契约即宪法了。对他的“违约”或违宪行为,其他任何人也都无可奈何。这个政治领袖就成为一切规则或法律的来源了,于是专制便产生了。

 

因此,从逻辑上看,一个公正且有权威的第三方的协调和仲裁更有助于宪政的建立。在古希腊罗马,国家最高权力没有集中到一个人手里,而是分散在各派之间处于平衡状态,这就为各派达成契约提供了可能。公元前594年的雅典,平民准备以暴力推翻贵族政权,内战一触即发。在危急的关头,梭伦被选为第一执政官,受命调停矛盾。在美国制宪过程中,华盛顿成了各派都能接受的人物,做了联邦派与民主派,大州与小州之间的矛盾的调解人。1992年,中国、美国、苏联、法国的共同努力促成了柬埔寨基本实现宪政。联合国和国际社会派出的观察团在许多国家的宪政进程中成了不可缺少的角色。可以想象,如果没有国际社会的干预,阿富汗的内战肯定要持续更长的时间。

 

 

三,具有超越性和抽象性的理性决定了社会规则的正义性

 

理性思维的评价对象主要是涉他行为,与己没有直接关系;每个人都有基本的正义感和善的观念,站在超越性第三方立场上评价他人。比如:无故杀人,站在第三方立场上评价觉得这是不应当的,在公共汽车上看到小偷偷钱,可能你不去制止,但你心里不会去赞同,这种认识是共同的。所以,第三方对于坏事的评价就成了对人类后来行为的警示,就变成了不应当做害人行为的规则,这就是人类社会最初的正义规则的起源。

 

古希腊罗马社会主要是通过理性思维的力量达到了正义的境界。但这种正义是脆弱,抵制了不了“人性恶”的侵蚀而最后崩溃。只有主张博爱、平等的基督教,才为正义的规则奠定了精神基础!

 

杨小凯说:儒学没有超越性,它要讨好国王拿钱,没有第三者功能。但在基督教里面,上帝(超越性的理性)对国王有威吓作用,你如果欺负百姓、镇压穷人或对没有钱的人不公,迫害反对派,你死了要下地狱,这个功能在孔子那里是没有的。一个正义的社会制度要满足模糊面纱原则。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布坎南提出了“模糊面纱”(behind veil of ignorance)原则。他说,判断一个社会的制度(游戏规则)公正与否,要看当一个人对自己未来的社会地位不确定时(可能是当权者,可能是平民,也可能是囚犯),即不管你在什么地位,都认为这些游戏规则都是公正的时候,那么这些规则才是真正公正的。模糊面纱原则精髓是:制定游戏规则的人不能只替自己着想,要替自己的对手着想;就是基督教说的,爱你的敌人。

 

为什么美国、英国、澳洲的制度这么好,因为他们满足了模糊面纱的原则。这些制定规则的人不是把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他要考虑自己的对手,要去照顾他们的利益。这个怎么能做得到?第一个你要有爱敌人的想法;第二个你要有害怕下地狱的恐惧。你怎么才会有恐惧呢?你一定要信上帝。只有信的人才会在制定规则的时候不只替自己着想,而是替敌人着想。不能象孙中山那样,当总统时就要选择总统制,在野时就要内阁制;也不能象老毛那样,在野时要民主,一旦执政却搞专政。你若信死后有地狱,你才会恐惧下地狱,就会放弃个人利益最大化的想法,输了就会老老实实地认输,而不是搞阴谋诡计的报复,这就奠定了和平、正义秩序的基础。正义最核心要素还得从旧约十诫中来。十诫并非全由犹太人创造,而是对地中海沿岸人类文明的归纳和总结,并上升到神启的高度,以便获得至高的权威性。

 

罗尔斯认为,一个秩序良好的社会,首先必须确立某种公平的观念。正义就是公平。公平就是没偏见;没偏见就是无知,即不知道自己是什么人。这种无知之幕的状态,类似于蒙眼的正义女神。因为每个人所据有的社会地位、条件或个人气质均会影响一个人对正义原则的判断,必须用无知之幕将它们隔开。不能比较,也就没有差距;从而使人们纯粹从零点开始思考正义的原则。其次,还需要利益无涉,相互之间没有利害关系。你欠我的,我欠你的,就没法达成社会契约了。这样就保证了在选择正义原则时,任何人都不会由于自然或社会的偶然机会而得利或吃亏。当众多平等的个人从原始状态进入无知之幕(Veil of Ignorance),忘记自己的一切后,他们在“原始的平等地位”上所一致公认的社会契约就是正义的。因为:人人都不知道自己的利害所在,又无法保证未来社会完全出于自己的设计,所以尽管妄想要做贵族,却惧怕一旦做不成贵族就会成为贵族脚下的奴隶,因此,人人都会审慎保守,只要求得到最基本的条件。这最基本的条件就是正义。换言之,正义就是一个理想社会的基本条件。

 

罗尔斯坚信:一个社会可以有很多种学说,但国家的基本政治理念必须统一。国家的基本政治理念应该建立在公共理性之上。罗尔斯在《政治的自由主义》反复探讨了如何形成了社会共识和公共理性。国家的基本政治理念应基于“重叠共识”或“交叠共识”。形象地说,就是说把每种学说看成一个个圆圈,而在多个圆圈交汇重叠的地方就是它们之间可以达成的重叠共识。宪法就是“重叠共识”或“公共理性”的经典表达,因为宪法超越党派之见,是超越党派、地方、团体、区域而形成的一种国家政治共识。最高法庭是公共理性的范例,甚至可以说,最高法庭本身就代表公共理性,是公共理性最典范的样式。

 

罗尔斯认为: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是一个以正义原则为最高意志所组成的政治共同体。正义原则高于国家、先于宪法。国家基本结构的设计与宪法的制订,均应以正义原则为指导。

 

三,争执需要超越性的第三方仲裁

 

超越性的第三方要中立,与任何一方都没有利害关系,要恪守公正的立场。基督信仰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共同信任的精神平台。上帝是永恒的第三者,它不收佣金,更不收贿赂,用人们心中的理性和良知作尺度,监督着所有的交易进行;它是最后的仲裁者,以终极价值与归宿引导着人们的行为。苏联解体的时候,叶利钦专门请出第三方东正教大牧首出来协调。在古代以色列,社会存在着王、祭司和众族长等多元力量,作为第三方的祭司及其司法独立于王权之外,从而保证了公平正义。在古代希腊罗马,也类似于古以色列,并发展出民主制度和陪审团制度保证了公平正义。中世纪教会及其司法审判独立于王权之外,从而保证了某种程度的公平正义。英国普通法强调法官“回避”以保证裁决者中立地位:“任何人都不得在与自己有关的案件中担任法官”。美国也有相应的规定,1927年的塔迈诉俄亥俄州案中,市镇法官的报酬来自市法院所判决的罚金,最高法院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法官对于判决的结果,有直接的金钱利害关系(无法做到中立、公正),不符合正当的程序,因此撤销了这个判决。不发达社会都缺乏第三方仲裁的文化及制度,两方的争执逐渐升级以致血腥化,达到不择手段不共戴天的地步。第三方仲裁文化还包括选择了第三方仲裁就要接受仲裁结果,即使不合己意也要咬牙接受。


“义”和正义的区别

2017-04-27 关敏 

儒学经典《中庸》里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儒家讲“仁”不是讲人的平等,而是把亲情(孝道)摆在首位;义的内容是要尊重贤才,贤才的首要美德是忠君。当然“义”字本身就有“假”的含义,如“义子、义肢”。孔子是没有社会正义感的巧伪人,他以服从三纲五常、“子为父隐”为义。《韩非子.解老》里说:义者,君臣上下之事,父子贵贱之差也,知交朋友之接也,亲疏内外之分也。也就是说,义是关于人与人之间的贵贱等级差别待遇的交往准则,当然是因人而异,是绝无平等可言的,也没有绝对标准。

 

儒学说:“义者,宜也。”宜的本义:合适、适宜。是个会意词。甲骨文字形为从“门”之下“一”之上,象屋里俎上有肉的形状。所以,宜义项为①煮熟可吃的肉;②祭祀土地之神;③适宜的事;④丰收;⑤通“仪”,法度、标准;⑥通“谊”,合理的道理、行为;⑦应当;⑧大概。可见:义就是合适、适宜的意识,其“法度”也是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人而异的,是没有绝对标准的。没有绝对的、普遍的标准,就不可能确定做人的底线,就没有道德底线,就没有正义。譬如:君权压倒一切,稳定压倒一切,就取消了做人的底线,就取消道德和正义,因此,君王可以吃人、杀人。

 

事实上,中国人最看重的不是唯心主义的神即道德底线和绝对正义,而是唯物主义的“生”,所谓的“长生不老”、所谓的“未知生,焉知死”,所谓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最终成了“生生不息”的生殖崇拜。为了自己“生”,就去压制他人的“生”,不顾道德底线,不惜采用任何手段,最终堕落成了吃人的魔鬼。

 

正义不同于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中土生土长的“义”的范畴。正义侧重于从制度、秩序、法则、权利、整体的角度来把握人的行为选择的合理性和正当性。正义(Justice)的词根Jus来自拉丁语,包含着法度和权利。

 

“义”和正义的实质性区别主要在以下两点:

 

第一,“义”是外在于法的。既外在于现代法治体制中的法,也外在于中国传统社会中以“刑”为核心的“法”。“义”从“法”外维系以君权为中心的人治社会,是“法”的重要补充,在中国传统伦理关系中不可或缺。

 

而正义是法治社会中法的精神和价值目标,是法的精髓,是法之为法的根据。它作为规则内在于每个人之内心,同时作为超越规则之上的理念,不允许有任何个人凌驾其上。古希腊人反对“子为父隐,父为子隐”,尤狄弗伦说:“不正当,虽一家人也要告发。明知某人犯罪而与之共处,不去告发以涤除自己和那人的罪愆,那便是同罪。”

 

第二,“义”是否定个人权利的的义务。其典型是:“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

 

而正义则始终是内含着利益和个人权利,可以说,正义的提出就是源自利益关系特别是财产关系。古希腊思想家早就提出,正义不可能独存,凡彼此没有相互利益关系者的行为,就没有正义或非正义可言。这一点在经济伦理中极为重要。


正义、公平、公正、平等、权利之间的关系

2017-04-27 关敏 

一,“公平”倾向于平均

 

“公平”对应的英文是“fair”,常用于交易,指同等利害相交换的行为。是指“参与各方在规则的制订、执行和回避的权利(简称“规则权”)上的平均或相等”,是比结果平均、起点平均、机会平均更高层次的平均。注意,是“参与各方”,不是与事不关己的第三方。

 

一个社会要实现总体的“公平”,就必须使得这个社会的各群体和各阶层,都具有相等的规则权。有人说,中下阶层缺少资源、影响力弱,怎么可能和富裕群体享有同样的“规则权”呢?打个比喻,民主制就象一杆称,虽然两边物体的重量不等,但可以通过调节力臂的长度实现均衡。中下阶层资源少,影响力弱,但人数多,只要赋予他们充分的提案、选举、罢免的民主政治权利,则任何法律、政策和当权者,都无法漠视他们的利益诉求。

 

当规则权不等时,规则权较大的一方,就会利用这个规则权制订和执行单方面有利于自己的规则;而规则权较小的一方,将无力改变这种对己方利益的侵害;规则就不可能对被剥夺者公平。当各方的规则权相等时,这种侵害就不可能发生。此时,参与各方唯有坐下来好好地商讨,制订一个各方都能接受的规则,达到“共赢”而不是“独赢”的效果。规则权不等时,规则的制订是“以力服人”;规则权相等时,规则的制订是“以理服人”了。

 

规则是社会制度的核心部分,也是决定资源分配的关键环节。在规则权不平衡甚至某些阶层或群体完全丧失规则权的社会里,贫富分化一定是最严重的,社会矛盾一定是最尖锐的,他们无法通过争取修改规则去改善自己的处境。

 

在规则权平均的前提下,如果有某一方自愿承担较大的义务(或风险),而只享受较小的权利(或收益),那么通常人们也不会认为这是对该方的“不公平”或“剥削”(因为该方其实有另外的收益,例如道德完美、精神愉悦等)。因此可以说:在各方规则权平均而且自愿的前提下,所产生的任何一种分配方案,都是公平的方案。

 

有时,规则权的完全平均,可能在操作上比较难实现。那么,“差不多”、“相当”也可以接受,“fair”的原义也有这意思。例如,甲、乙、丙三人共同决定某件事,甲的规则权是3,乙、丙的规则权均各是2。虽然甲的规则权大于乙、丙,但并没有占压倒性的优势。因而乙、丙依然可以通过努力,争取其它参与者的支持,从而实现自己的主张。如果甲的规则权4,乙、丙还是2,那就肯定不“fair”了。

 

二,“公正”与平等

 

“公正”(justice)一词,常用于司法方面,被用来评判是非功罪。“公”者,第三方也。这“第三方”是当事人事先约定或默认的第三方。这是因为当事人并不是总能达成一致,需要第三方进行裁决。所谓“公正”的裁决,其结果不一定平均,甚至可能是完全一边倒的。这是因为这个“公”的第三方裁决,依据的是“正”的原则,而不是“平”的原则。何谓“正”?就是“正义”即公众认可的准则。因此,“公正”一词可这样解释:由参与者约定或默认的第三方,对参与者的行为或所制订的规则,按公众认可的正义准则裁决。

 

“公平”的分配,不一定是“公正”的分配。在规则权相等而且各方自愿的前提下,也可能有某一方承担更大的风险,而享受更小的收益。此时,分配方案完全“公平”,但(约定或默认的)第三方未必会认为这个方案是“公正”的,于是就会出来纠正。此时第三方所主张并取代原方案的方案,是“公正”的方案而不是“公平”的方案。因此,公正高于公平;其原因就在于,第三方所持的是正义(right)的原则,高于公平(fair)的原则。

 

在此意义上,公正与正义可以说是同义词,是指“我和别人一样应该……”,是一个人所应当受到的待遇。公正是人类最古老的一种价值观念,无论是道德还是法律,都是以它为基础而形成的。公正与平等是差别的。柏拉图早就注意到,平等与公正是有矛盾的。因为,平等所要求的是相同,忽视了人的差异性;而公正则承认差异并且肯定只有差异才能实现公正。

 

公正和道德不是一回事,不能把社会不公正当作社会道德沦丧,并以提高人民道德素质或提倡“某某精神”来作为诊治社会不公正的药方。因为道德基本上是一种个人责任,而公正所关系到的则是社会秩序。所谓秩序,也就是不允许任何人(不管他握有多大的权力)凭一时心意要干什么就干什么。公正所涉及的不是个人道德,甚至不是集体道德,而是社会体制、政治制度和政府组织的正当性,因此道德只具有最低程度的约束作用。公正并不要求人们成为争相让利的“真君子”,而只要求人们按其一般的公正原则去分配利益和办事。

 

社会公正意味着社会应该按照贡献分配权利,按照权利分配义务;说到底,社会分配给每个人的权利应该与他的贡献成正比而与他的义务相等。这就是完善的社会公正原则。因为,权利与义务分属“索取”与“贡献”概念而同属“利益”范畴:即权利是应受权力保障的应该且必须得到的利益,是应该且必须的索取;义务则是应受权力保障的应该且必须付出的利益,是应该且必须的贡献。贡献(纳税)在先,索取(保障)在后:贡献和索取应平衡。

 

平等(egality)--指某项规则同时符合来源公平(fair)、目的正义(right)和裁决公正(justice)三个要素;并且这样的规则在其适用对象范围内,对所有这些对象是平均的(equal或相等的)。这里的“适用对象”可以是个人、团体和组织。平等权是指“我享有同别人一样的……”。真正可能的平等,只有社会地位的平等,政治权利的平等,择业机会的平等,自由竟争的平等,而不可能在财富上和收入上也实现平等。这样的话,平等也就与公正具有了共同性。公正并不要求分配的平等、财富的平等,但却可以保障人们在财富占有上、在收入分配上谁也不会占便宜,谁也不会吃亏,从而实现社会的公平。

 

三,正义与权利

 

英文的正义right,与权利相同。权利即正义,权利优先于权力,这是政治文明的基本准则。

 

正义是关于如何处理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如何分配社会权利和义务的适当原则、标准或尺度。

 

而权利则是依此种标准划分给个人或团体的利益(广义的利益,包括物质利益、荣誉、权力、自由等),或由这个界限确定的领域和范围。

 

可见,正义与权利的区别在于不同角度的陈述:如果从社会体角度考察权利义务划分的原则、尺度或界限时,就是正义观;如果从个人或特定团体角度考察这个界限规定的内容时,就是权利观。

 

正义概念从模糊的整体出发,划定各阶级、等级和各种社会群体的身份地位,在相互冲突的利益要求之间设定一个界限。而权利则具体规定团体和个人应得的内容,它为团体和个人的利益划定一个范围,设置一道屏障,使其具有独占性和排它性。正义着眼于整替利益来调解社会关系,而权利则侧重于个人(或团体)利益的保护,强调个人与他人的区分。所以,权利概念天生注定带着个人主义的印记。

 

正义,常用在伦理道德方面,用来形容某种符合真理的事业或行为。要实现社会正义,只能遵从民主和法治的途径。在民主和法治基础上产生的第三方(一般是司法机构)才是符合正义的第三方。即使存在代表正义的第三方,公平仍是基础性的原则,而公正只能是一种最后的选择。这是因为公正的成本远高于公平。


人类的本质是正义

2017-04-27 关敏 

一,动物也有公平观念

 

据《中国青年报》2003年9月19日报道:美国Emory大学动物心理学博士研究生布鲁斯南通过研究来自南非的褐戴帽卷尾猴发现,在与一群猴子的游戏中,如果完成相同的工作而给予不同的奖励,猴子会拒绝奖励。例如猴子可能不吃拿到手的黄瓜甚至将黄瓜扔向不平等对待它们的人,原因仅仅是看到同伴得到的是更可口的葡萄;而且能得到葡萄的猴子也表现对不公平的愤怒。这是研究人员第一次发现人类之外的物种具有平等观念。

 

公平观念与获得感有关。灵长类动物都有较为发达的数量直觉,能够立即觉察出获得的物质是否相同,从而来表达他们是否满意。鸟类的数感感觉只有1、2、3,超过3的数就茫然无知,所有鸟类动物不可能有什么正义感,虽然鸟类是最爱自由的动物。

 

二,公平正义根源于人类的大脑结构

 

众所周知:人的本性自私的,不过人的自私打上了理性计算等特点!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首先是爱自己的子女,由此而引导出同情心——对弱者的怜悯与保护;其次是对自己父母的爱,由此而引导出孝道,但这种爱远远没有父母对子女的爱那么强烈、那么普遍。这种对亲人的爱依然是一种自私的表现。人的爱只有超越了亲情和肉欲之爱,才进入到博爱层面,这需要好宗教来训导。基督教认为:由于上帝造人时赋予了人自由意志,人有选择自由;但人受肉体支配后易偏离上帝的正道,就犯罪了。从基督教的角度看,人的本质就是自由+贪婪=罪。可以这样解释:贪婪是人的生物本质,自由是人的大脑本质。人的大脑是倾向自由的。大脑思维的自由性,使人追求新奇、追求创造、追求公平正义(不被奴役也不奴役人),这是人的最高本质或后天本质。相对于人的利己的贪婪本性,人的大脑的自由(正义)本性依然是第二位。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的“代序”中就说,人不仅有欲望与理性(算计),而且还应该包含着“获得认可的要求”、“理想”与“自尊”的正义要求。

 

科学研究表明,人类基因结构的区别极其微小,相隔万里之遥的黄种人与白种人,在基因结构上没有优劣之分,这给人人平等原则提供了理论支持。

 

实验经济学有很好的证明,其中一个经典的例子是“最后通牒”游戏(the Ultimatum Game)。这一游戏的情境是:有两个参与者A与B,给A一百美元钱,但前提是A必须提出一个被B所接受的划分这笔钱的方案,如果A提出的划分份额被B拒绝,那么A与B什么都得不到。两个参与者都不知道另一参与者的真实身份,且都被告知他们永远不会跟对方再次打交道。在这种情况下,按标准的经济学理论得出的结果,A提出的划分方案应该是给B尽可能小的份额,比如一美元,而B也一定会接受,因为A知道,对B来说,接受了毕竟意味着能得到一美元,而不接受什么也得不到。但实验者在高度异质的文化背景下进行了几百次实验,数额从一小时的报酬到一个星期的报酬都有,反复出现的情况是,A提出的分割方案给B的比例都很高,其中最频繁出现的分割比例竟然是50%。这表明人类有追求公平正义的倾向,这是人的自由本性决定的。

 

事实上,在人的生命内部存在着一种趋向于正义的心理倾向。人的正义感是天生的,位于中脑系统的尾核和壳核,医学上称之为“鸦片爆肠区”,这个区域负责酒瘾、烟瘾。也就是说,人的同情心、正义感就像抽鸦片一样,也会上瘾。当你看见强者肆无忌惮地践踏人类尊严的时候,对强者的愤怒就会在心中升腾起来,对弱者的同情也会油然而生,这就是正义的力量在起作用。恃强凌弱难以获得大多数人的认同,侠义之道获得了广泛的共鸣和响应,并固定为一种终极的价值——善应善报,恶应恶报。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不平则鸣;宁死不屈;……这些成语就表明了人类有追求公平正义的天性。

 

三,人类的本质是正义

 

古往今来,有众多的学者、学派和社会名流对正义问题发表众多看法,择其要者有:

 

正义是神的赐予。公元前8世纪的赫西俄德认为:宙斯却把正义的和法律作为礼品赐予人类。这就是说,法律乃是神赐的正义秩序,它迫使人们戒除暴力,把争议提交仲裁;所以,人类社会为正义所统治。

 

正义是神赐的平等参与权。普罗泰戈拉说:宙斯要求所有的人都拥有正义与敬畏的品质,所有人在政治活动中都有平等的发言权和表决权。这个观点得到亚里士多德的肯定,并终于使希腊人形成了一个更为普遍的观点,这就是:承认普通人的尊严和主权在民。人类的政治生活与建筑楼房不同,建筑需要专家的指导,需要的是专业知识;而政治要求共同参与,需要的是政治智慧。政治智慧也包括各种知识,但主要是指协商、沟通的“政治艺术”。这表明:政治和人们的良知、正义是紧密相连的,正义是政府的目的,正义是人类社会的目的。

 

正义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本质。古希腊智者普罗泰戈拉(Protagoras,前481年~411年)给人下了一个经典的定义:只有拥有自制和正义的人才称之为人。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类所不同于其他动物的特性,就在他对善恶和是否合乎正义以及其他类似观念的辨认,而家庭和城邦的结合正是正义的结合”。这是人类独有之天赋,人是有理性且能发现正义原则的动物——政治动物。

 

四,自由平等博爱——人类基本价值观

 

亚里士多德后的思想家们深入研究了自由、平等、博爱。洛克研究了人的本性常识:“人天生都是自由、平等和独立的,如不得本人的同意,不能把任何人置于这种状态之外,使受制于另一个人的政治权力(《政府论》下篇95节)。”国家权力是公共权力,国家利益是公共利益,只能以“平等的原则”获得和分配。人类追求的不只是物质利益,还追求尊严上和人格上的公平对待。在尊严上的平等对待,是民主宪政得以成立的基本前提。正因为平等对待,政治统治才成为平等双方自愿订立的契约,统治者的产生才须被统治者的同意,法律才变成一视同仁的超验正义,政治架构中的权力的分立和制衡才有可能,民间社会才具有名副其实的自治领域,人与人之间的交易才有公正可言,每个人才能够自主地谋划自己的幸福。人类天生都是自由、平等和独立的,从而引伸出正义和博爱的重要准则。一个纯粹的“自由”、“平等”社会也许无法存在,必须具有“博爱”这一重要准则作为中介、溶合剂,具有平等观念的人也具有博爱之心。实际上,博爱已渗透在自由、平等之中不可分离,可以说它也是自由、平等的一种本性。自由、平等、博爱是一体的,共同构成人类基本价值观,是人类社会正义框架,是人类社会的元规则,是人类社会道德、法律的基石。

 

公平正义可以提高公民的幸福感。世界银行报告透露,当收入不平等程度高的时候,个人更倾向于认为自己是不幸福的。《南方周末》在对中国富人进行调查时发现,高达80%以上的富人认为自己并不幸福。不公平的社会中,人群之间分配性冲突会加剧,严重时可能造成穷富之间的“战争”,即“拉美化”现象,这样的社会无幸福可言。

 

正因为追求公平正义是人性的需要,因此,可以把一部人类史看做是追求公平正义的历史过程。二战以来,这种追求公平正义的过程就成功地推动了人类的进步。这些成就包括美国的人权运动、南非反种族隔离的运动、一些巴西城市中出现的参与式预算以及在印度喀拉拉邦所展开的改革等等;弱势群体成功地打破了不公平造成的陷阱,成为这个社会中有机的组成部分,而原本强势的阶层也因让步换得了长远的利益保证以及生活的安全与社会和谐。


吃惊

不解

欠扁

路过

雷人

鸡蛋

握手

鲜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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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樊梨花 4/26/2017 18:13
平等正谊史话


人人平等思想在西方有三千多年的历史,中国一直无人人平等思想。最多是众生平等,即生物种类间的平等思想,与人人平等相去甚远。最早的平等思想来自于犹太教。摩西告诉以色列人,神在属灵上“不以貌取人”(申命记10:17)。强调审判公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犹太教的人人平等只限于犹太人内部,非犹太人的外邦人可能得不到犹太人的待遇。但犹太教说,不能歧视外邦人,因为犹太人就是反埃及人歧视压迫而建立起的内部人人平等的宗教。基督教强调全人类人人平等,强调犹太人和外邦人、普天下人“在耶稣基督里,籍着福音,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蒙应许”(以弗3:5-6),一律平等。

一,古希腊民主制强调公民一律平等。

伯利克里说:“我们的制度之所以被称为民主政治,因为政权是在全体公民手中,而不是在少数人手中。解决私人争执的时候,每个人在法律上都是平等的;让一个人负担公职优先于他人的时候,所考虑的不是某一个特殊阶级的成员,而是他们有无真正才能。任何人,只要他能够对国家有所贡献,绝对不会因为贫穷而在政治上湮没无闻。”伯里克利倡导的平等、自由、法治的原则是雅典人普遍信奉的观念。

安提丰(Attic orators,公元前480-403,比梭伦时代的安提丰晚了100多年)是古希腊早期十大最伟大的演说家之一。少年时代,安提丰曾与雅典执政官伯里克利进行过一场关于法律的辩论。安提丰问:“什么是法律?”伯里克利回答说:“人民在一起讨论,决定什么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并且书写下来就是法律,法律代表多数人的意志。”安提丰问:“如果少数人强迫多数人服从,算不算法律?”伯里克利回答说:“凡少数人迫使占多数的人做违反自己意志的事情,就不是法律,而是暴力。”听到这里,安提丰就大声说:“雅典绝大部分居民是奴隶和外邦人,这些人从来无权参加人民大会,从来不得过问雅典的法律。因此雅典的法律是违背多数人意志的,这不是法律而是暴力。”安提丰的能言善辩让执政官伯里克利大为震惊,同时也使得安提丰一举成名。安提丰经常和苏格拉底争论。

安提丰根据人在自然需求方面的平等论证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他说:“根据自然, 我们大家在各方面都是平等的,并且无论是蛮族人,还是希腊人,都是如此。在这里,应当适时地注意,所有人的自然需求都是一样的”。阿尔基达马属于年轻一代的智者,他进一步发展了一切人平等的思想,并把这一原则贯彻到奴隶身上。他说:“神创造的人全是自由的,而自然也不让任何人成为奴隶”。

智者派否定奴隶制的思想体现在在著名剧作家幼里披底斯的作品里。“平等, 它是人类的自然法则”。“上天注定平等是人的本分,权力和命运由她分配”。“唯一使奴隶蒙羞的是他的名称,此外奴隶绝不比自由人卑劣,因为他有着一个正直的灵魂”。戏剧的对象是广大公众。这说明,这种思想在当时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

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有:“在民主政治下,一切的人都一样,不管全体一块也好,作为个别的阶层也好,都有平等的权利。”

亚里士多德将国家视为自由人的联合体,由于自由人具有同样的人格、同等的价值,因此应当分配同等的权利。在一个共和国里,每一个“公民”都是平等的,即人人平等,在全邦之上不许有特殊公民。公民应“轮番执政”,也就是轮番做统治者。

“平等”是古希腊公元前776年创办奥林匹亚赛会的基本理念之一,它既是古奥林匹亚赛会长盛不衰的原因,也是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得以复兴的动力。但是,奥林匹亚赛会践行的“平等”还存在着“不平等”的一面。对此,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进行了更进一步的思考,提出了两种“平等”的说法。即“数目上的平等”和“比例上的平等”。“数目上的平等”是一种完全的均等状态,比如在政治投票中,所有具有公民身份的人手中都有完全同等的投票权就是属于这种平等。“比例上的平等”则是一种有差别的平等,就是在承认人与人之间存在着身份、地位、贫富、品德和能力等方面的差别的前提下,在诸如利益、荣誉等方面实施一种合乎比例的分配。可见,“比例上的平等”含有一些等级特权。只是到斯多葛派那里,人人平等的思想才被全面论述。

三,斯多葛学派首先系统论述了人人平等思想

在人类历史上斯多葛学派第一次论证了天赋人权、人人生而平等这一西方人文主义的核心理论。

1.平等思想是斯多葛派把人的理性特征置于首位的结果。斯多葛派是芝诺(Zeno,前336~前264年)于公元前300年左右在雅典创立的。斯多葛派哲学家爱比克泰德提道:“神的本质是什么呢?——肉体?绝不是。土地?名誉?绝不是。智慧?知识?健全的理性?当然是的”。他们强调:神、上帝是公共法则的化身,亲情可为之而弃。

斯多葛派的平等是以“理性”“神”为基础的。“神”是平等观的终极理论依据。每个人都是神的儿子,都具有与上帝共同的理性,共同受自然法的支配。因此,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西塞罗(Cicero,前106年~前43年)指出,尽管人们在知识、财产、种族、国别等方面是不平等的,但所有的人都具有理性,能够进行学习和思考,都有一种共同的心理素质,使他们对光荣与耻辱、善与恶做出相同的判断。在这一点上,他们是非常近似的。这是人之超越于禽兽的地方,是人所具有的共同本性。他有力地申辨说:“没有任何一件事物同另一件相应的事物之间,像我们人相互之间那样的极其相似。”因此,他要求“给人下定义,应该是一个能适用于所有的人的定义”。因为,“在种类上,人与人没有区别”。这段话标志着西方思想史上人的观念的一个重要变革,它超越了城邦时代政治学在不同身份的人之间设立的坚深界限,开始以一种普遍平等没有根本差别的眼光来看待所有的人。

2.平等原则被斯多葛派运用于外邦人或野蛮人身上。处于希腊化时代的斯多葛派在小国寡民的城邦文化瓦解的背景下,提出了“世界国家”的全新概念。他们认为,由于所有的人本性相同,精神平等,共同受自然法则的支配,因此,人类就构成一个情同手足的整体,一个世界国家。每个人都平等地成为这个世界国家的公民或宇宙公民。基于自然法,每个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因为,凡是权利就应当人人共享,否则就不能称为权利而是特权。

3.奴隶和其他人一样也是平等的。奴隶和大家一样都是神的儿女,生活在同一天空下,呼吸着同样的空气,在精神上是平等的。斯多葛派极力推崇精神自由,赋予它很高的伦理价值。塞内卡认为,奴隶制是不道德的。“奴隶是人,他们的天性与其他人相同,奴隶的灵魂中,同样被赋有其他人所具有的自豪、荣誉、勇敢和高尚那些品性,不管他们的社会地位如何。”他要求人们以由己推人的方式,将奴隶作为精神平等的伙伴、朋友来对待。法学家弗洛伦提努斯说“奴隶法是万民法的一种制度——这种制度是同自然法背道而驰的——因为根据这种制度,一个人被迫成为另一个人的财产。”这个说法的前提就是人人平等,法学家乌尔比安从自然法的角度提出了“按照自然法则,人类生而平等”的理论,这被1500年后的《独立宣言》所借鉴。克劳迪尼斯国王裁决道,因年迈或患病而得到释放的奴隶可以成为自由人,著名的暴君尼禄还指派法官听取被虐待的奴隶诉冤,法院的大门向奴隶打开,这在当时的全人类的时代背景下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

4.男人与女人平等地分享着理性。早期的罗马法中的婚姻,是以夫权为精神内核建立起来的,妻子绝对服从于夫。随着斯多葛学派的平等观念逐渐渗入人心,这种权利义务不对等的婚姻情况在罗马共和国晚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罗马共和国最后一百年中,自由婚姻成为时尚,婚姻中的男女的权力已接近对等。在帝国时代,罗马的已婚妇女实际上已独立于丈夫,妻子可以自由地离婚。从某些方面看,当时的妇女甚至要比当下大多数文明国家法律下的妇女获得了更大的解放。

5.斯多葛派的平等思想具有重要意义。当代著名法学家E.博登海默认为,罗马帝国时期奴隶的地位提升、妇女和子女在家庭中的地位的改善,以及罗马公民权普及到多数罗马行省居民,等向着平等方向进行的改革,都与斯多葛派的影响有关。斯多葛派的、平等思想为近代人权概念的形成提供了一个关键性的要素。“人权”概念由“人”(human)和“权利”(right)两个要素构成。其中“human ”指一般的、抽象的人。人权概念形成的一个前提,就是从等级的、身份的人的观念中演化出“一般的人”的观念。这个前提最初是由斯多葛派提供的,后来又在基督教中得到强调和发展,并使斯多葛学派思想影响很深的罗马帝国的皇帝们接受之。罗素曾正确地指出:“像16、17、18世纪所出现的那种天赋人权的学说也是斯多葛派学说的复活”(罗素:《西方哲学史》,商务印书馆,1976年,第341页)。

三,中国人无法理解“人人平等”的原因

民主必须有逻辑深度和信仰高度,否则就是野蛮人的混战。由于中国人不懂逻辑,不知道说出来的话首先要合逻辑。所以,中国人习惯于“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谁也不服谁,混战不已。中国的司法主要靠儒家圣人的格言警句,断案的方式主要是靠行政官僚的“惊堂木”。动辄在堂上打板子,暴力先于道理。中国绝大多数问题的根源,是因为国人不讲逻辑不讲道理造成的。

由于以人为神,国人理性达不到神性的高度从而对人人平等一无所知。梁山好汉以兄弟(兄弟关系本身就是等级制的载体之一,所谓兄贵弟贱)相称,“替天行道”,建立了宋江为首的君臣专制关系。连“人人平等”都认识不了,也就永远摆脱不了被奴役的命运。即使在今天,很多中国人反对“人人生而平等”,他们以为人人平等是人的物质性平等;其实,人人平等是指人的理性平等。这是因为:

1.亚里士多德认为,人与动物本质区别是:人有理性,动物无。理性就是人的抽象思维能力,这是中国人所缺乏的。理性与信仰都是超越了物质利益的思维。由于中国人没有超越性的思维,只有“实用理性”(“实用理性”其实是人的动物性),所以,中国人在精神上至今仍未出世。思维方式的落后导致了中国古人没有认识到:理性是人的本质。儒家荀子以为人的本质是“群”,这就把人混同于群居动物如蚂蚁、蜜蜂等。

2.理性思维最大功能是抽象,忽略事物细微差别。譬如:一个只有一夫一妻两口子的家庭,统计人口时填写2人。很显然,抽象思维已忽略其性别差异,这样,1男、1女都是1个抽象的人,才能相加等于2个抽象的人,才能人口统计。也就是说,当我们把每个人都看成“抽象的人”时,人与人是相等的,即人人平等,这样的话,人才能相加。可见,人人平等是理性思维的结果。

3.人与人之间的理性能力并无重大差别。虽然人有愚蠢、聪明之别,但笨鸟先飞,愚蠢的可以赶上来齐头并进。正是人类理性的平等成为自由平等的先导,成为淘汰丛林制度的先导。

4.所以,为了维持专制制度,一定要否认人的理性。老子、庄子就否认人的理性。老子说人是“刍狗”,“刍狗”不可能有理性。既然人无理性,当然只能实行愚民政策。孔子鼓吹智性不平等:“上智下愚不移”;所以,要实行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政策,从而为他的等级森严的“礼”制服务。从老子的“大智若愚”到苏轼“我愿儿孙鲁且愚”,说明汉人的历史就是“追求糊涂”的愚民、反智的历史。因此,可以说,中国的落后归根结底是理性文化的落后。


关敏:东亚社会缺乏正义之原因

据法律史家的研究,在古代文明中,只有希腊罗马社会达到了正义的境界。其他社会在专制里不能自拔,不知正义为何物。西方人仰望星空“法上帝”,终于达到了正义的境界;中国人俯察大地“法自然”,始终未发现正义在哪里。中国社会缺乏正义的原因是:缺乏多元力量的均衡,缺乏正确的信仰,无言论自由,中国人的理性未上升逻辑或神的高度从而无法确立公认的正义标准,缺乏超越、独立的第三方来裁决正义,土地国有制的社会更缺乏精确的正义思维和标准(都是国家的,精确就失去了意义,所谓的“肉烂在锅里”是也)。

一,缺乏多元力量的均衡导致东亚无正义

古希腊的历史学之父修昔底德斯说:正义存在于强者之间。这并不是说强者和弱者之间不存在规则,而是不可能存在正义的规则。因为在强者和弱者之间,规则就是我将你打倒,让你服从于我。因此,准确地说:正义的规则是多元力量均衡的产物,是平等协商的产物。就象公正的奥运会本身就是勇敢者的游戏。可见,惟有消除奴性,让勇敢者越来越多,正义的民主制度才有希望。

东亚从来没有多元力量均衡局面的出现,有的是一股独大,一边倒。黄帝吃战俘蚩尤,大禹吃掉了防风氏,这就说明东亚从来没有过多元均衡。春秋战国和民国时期出现了短暂的均衡局面,但各派都想吃掉对手,从来无人把“均衡”当做终极价值来追求。到今天,人们依然没“均衡”价值观。因此,东亚无正义。

二,缺乏正确的信仰导致东亚无正义

仅有多元力量均衡也不能产生正义!关键在于人们的价值观即信仰。只有主张博爱、平等的基督教,才为正义奠定了精神基础!

原始人“道法自然”,由于缺乏博爱、平等之意识,不可能有正义,只会陷入人吃人的深渊。基督教、希腊神话都反对吃人,中国文化如中医却提倡吃人,连玉皇大帝都要靠人肉(女儿的手和眼睛做药)来保命。黄巢、岳飞、李自成、张献忠的部队都曾吃过战俘甚至大规模地吞噬百姓的肉体。东亚人吃人几千年,根本原因就是没有基督教来保证正确的信仰,因此,东亚无正义。

人一旦没有了信仰,再好的规则也会大打折扣。国人在规则面前,崇尚变通,人人想走捷径,明规则成了花瓶,潜规则大行其道。吴思把弱肉强食的动物法则美化为“暴力元规则”“血酬定律”“潜规则”,被无数国人喝彩叫好,充分说明中国社会正处在野蛮的动物时代。难怪中国动物园的老虎不断吃人。流行的“落后就要挨打”,也就是说,人的本质是“打”与“挨打”暴力奴役。吴思说:人在没吃的时候第一反应是抢劫,即人的本质是暴力。

比荷马史诗还早的古希腊诗人赫西俄德就批判了“抢劫乃美德”的邪恶观念,强调劳动是人的幸福之本。他在《工作与时日》中指出: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就是人类知道什么是正义,并依正义来行事;而其他动物之所以互相吞食,是因为它们不知道正义和法律;而宙斯却把正义和法律作为礼品赐予人类。人们应当依据正义的法则来解决人们之间的争端,而不是依据暴力。普罗泰戈拉(Protagoras,前481年~411年)说:“法律是一种互相保证正义的约定俗成”。他给人下了一个经典的定义,只有拥有自制和正义的人才配称为人。

东亚自古以来崇拜的龙就是魔鬼撒旦。在《圣经》故事中,魔鬼撒旦化成一条大红龙,尾巴扫过了1/3的天上星辰,它有7个头,每个头上都戴着王冠,贪婪地吞吃着新生的婴儿(婴儿汤)。东亚文化的根本理念是“道法自然”,而“法自然”却拜上了魔鬼龙。今天东亚还没形成平等博爱的正义价值观。看看目前的影视吧,皇帝可霸民女几万,随意杀人无罪,被杀者却要谢主龙恩,老子打江山儿孙万代坐,这样的“血酬”价值观多么无耻!

三,无言论自由导致中国无正义

正义是人们在自由研究争鸣的过程中达成的社会共识,是以言论自由为基础的。有人说,“苏格拉底之死说明了雅典没有言论自由。”这个论断不成立。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阿里斯多芬在他的戏剧中时常谈论这场战争,雅典的英雄统帅常被描绘为小丑。美国国父汉密尔顿以此为例说明:欧美社会也赶不上希腊的思想言论自由。希腊虽有杀苏格拉底之悲剧,但与东方专制国家滥杀无辜相比,公民的人权还是有保障的。

被中国视为学术争鸣顶峰时期的春秋战国时代,也没有言论自由。孔子杀了标新立异的少正卯,子产杀了“律师”邓析子,都是以言治罪的。诸子百家都反对言论自由。儒家讨伐异端,孟子骂墨子是禽兽。墨子反对一人一义,要求上同于天子。道家提倡“不争”,要求人“上善若水”像死水一样的沉默,做到“知者不言”。诺奖得主森说:“沉默是社会公正即正义的一个强大敌人” (《不平等、不稳定与不平之鸣》)。法家推行焚书坑儒,帝王们搞了几千年的文字狱,中国人的思维被禁止了。宗白华说:“我们中国自从先秦诸子争吵以后,思想懒到连错误也没有了。”正义是以言论自由为先决条件的,在一个万马齐喑的国度是不可能产生正义的,所以,东亚无正义。

四,国人的理性未上升逻辑或神的高度导致东亚无正义标准

人有理性,理性必须上升逻辑或神的高度,才能为社会确立客观的正义标准。希腊人的理性已经达到了抽象逻辑的高度。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认为是“数创造了整个宇宙”。大哲学家柏拉图认为世间一切事物是从“理念”中派生出来的。希腊哲学的集大成者亚里士多德认为神是没有物质的“纯形式”,而他的形式逻辑更是抽象主义大本营。形式逻辑使人认识到了神的正义境界。旧约《创世纪》开宗明义:“上帝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上帝说出一个词,立刻就出现这个词的“外延”;上帝说出一切词,于是便有了一切物。这样,犹太希腊哲学就确立了正义的客观标准——上帝的言论。

斯多噶派将理性置于亲情之上:贤者的标准是“先荣耀神明,其次乃及于其父母兄弟。”理与情孰大?理大。埃皮克提特说:“上帝的善比一切恩义都可取,不论是怎样密切的恩义。我并不是同我父亲发生关系,而是同善发生关系。如果把善不解释为优美和公正的话,那么父亲、兄弟、国家和一切全都走开吧。”可见,西方人拜(正义)神,说明他们的世界,精神重于物质,正义高于私利,亲情可为之而放弃。希腊人尤狄弗伦(Eutyphron)要控告他父亲杀人,苏格拉底问他被杀者是不是他的亲戚。他回答说:“可笑,苏格拉底,你也以为被杀者有亲戚与非亲戚之别吗?却不想唯一需要注意的是杀人是否正当;正当便听之,不正当,虽一家人也要告发。明知某人犯罪而与之共处,不去告发以涤除自己和那人的罪愆,那便是同罪。……”这同儒家的“子为父隐,父为子隐”有天壤之别。近代以来,西方人在犹太希腊罗马文化的基础上,确立了天赋人权的正义标准。

如果人的理性停滞在动物的求生本能阶段,就无法确立正义的标准。孔子老子的理性聚焦于人的动物性的物质层面:鸡鸭猪狗都有自然的血缘亲情,孔子却当做最伟大的发现,捧为国人生存最高纲领!生育,在动物都是不必言明的自然本能,孟轲当做大智慧,“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紧箍咒般一再提醒!老子庄子要人伪装求生像乌龟一样地生存!美国的兰德公司的研究报告指出:“大多数中国人不懂得‘精神灵性’,‘自由信仰’以及‘心智健康’这样的概念,因为他们的思想尚不能达到一个生命存在的更高层次。他们的思想还停留在专注于动物本能对性和食物那点贪婪可怜的欲望上。”中国人拜物,说明国人的世界,物质重于精神,私利强奸了正义,因此,就否定正义标准。

老子云:“唯之与阿,相去几何?善之与恶,相去若何”(赞成与反对,相差能有多远?善于恶,相差又有多远)?“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为天下公认的美,已不是美而是恶了;为天下公认的善,已不是善了)。庄周说:“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生的同时就是死,死的同时就生;正确的同时就是错,错的同时就是正确)。

在东亚,当学生打架后,老师、孩子甚至警察都会说:“一个巴掌拍不响”。没有是非善恶的客观标准。中国的佛教徒说:“大凡天下的事,本来都没有什么是非对错,只因为人的立场不同,才有了是非对错”。这种说法完全错误。物质运动确实没有是非对错,但人类社会的活动是有是非对错的。判断是非对错的标准就是天赋人权,由此而引伸出一系列的规则。按无所谓是非对错的说法,别人把你全家杀光也无所谓是非对错吗?要是那样的话,你早到地狱去了,还能再佛说八道?按无所谓是非对错的观念,那还要法院干吗?譬如举行足球赛,按“是非对错都是因为立场的原因”;那么,足球裁判员到底该站在那一方来执法呢?若裁判不站在中立的立场而搞歧视性执法,裁判员以阶级立场执法,处处维护偏袒他的穷人(或富人)球队,就没有了公平竞争,比赛也失去了意义。若裁判员吹人情哨、金钱哨,那不就是在徇私舞弊、贪赃枉法吗?可见(阶级)立场性==歧视性==邪恶性。立场先行的思维方式应抛弃。

东亚人从来不知道有客观的正义标准,所以一切是非以帝王的意志为标准(墨家)。孝道的核心就是“只论尊卑,不论是非”;尊长就是“正义”的标准。“天下无不是的父母,无不是的皇帝,无不是的领导。”这就是习近平复兴儒家孝道的根本原因。儒家由近及远的仁爱,从爱自己的亲人扩展到爱自己所认识的人,其结果必然是裙带亲情压倒了正义,父子相互隐瞒盗窃、杀人等罪恶,必然导致他人的仇恨,社会溃败不已。中国的司法主要靠儒家圣人的格言警句,断案的方式主要是靠行政官僚的“惊堂木”;动辄在堂上各打50大板,暴力先于道理。中国新闻发言人居然说:“法律不是挡箭牌”;也就是说,法律也不是正义的客观标准,唯有掌权者(D魁)才是真理的化身,正义的标准!归根结底,“成王败寇”的“暴力元规则”就是中国的“正义”标准。

由于没有正义标准,没有真理规范,东亚人从来不相信世界上存在客观真理。不相信客观真理,是因为中国人没有找到真理的客观标准,比如形式逻辑。然而即便在以形式逻辑为真理标准的古希腊,尚且诡辩风行,那么在不知形式逻辑为何物的中国,一切言者说客就只剩下居心叵测的诡辩了。在庄子看来,马亦鹿也,鹿亦马也,所谓“万物齐一”也。于是人们释然了:你指鹿为马,我难得糊涂,“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这种“辩证法”实乃诡辩术。诡辩是否定绝对的相对主义的必然结果,而相对主义必然导致不可知论,而“不可知”正是道的本原——混沌。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纯粹的相对主义,是一种纯粹的不可知论,是诡辩论的老祖宗。这样,中国人学会了“死不认错”的诡辩术,无法产生抽象的形式逻辑,在原始的诗歌似的巫术思维的酱缸中永远地沉沦。

由于没有客观的正义标准,东亚人最擅长“家丑不可外扬”,拼命地掩盖真相、掩盖假丑恶,打击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因为言论自由会揭露“家丑”。

五,缺乏司法独立以保障第三方揭示正义

正义是多元力量的博弈并由超越性的第三方协调裁定的结果。基督信仰为陌生人的世界提供了一个普遍的精神平台。人人都是上帝的子民,人们心中有它,陌生人也成了“一家人”,形成有共同文化关怀的市民社会。上帝是永恒的第三者,它不收佣金,更不收贿赂,用人们心中的理性和良知作尺度,监督着所有交易进行;它是最后的仲裁者,以终极价值与归宿引导着现实的行为。苏联解体的时候,叶利钦专门请出第三方东正教大牧首出来协调。

东亚古代诉讼的超越性第三方是独角兽,足球场上超越性第三方是裁判。独角兽与足球裁判,谁接近正义?肯定是足球裁判,因为他有理性,独角兽没有理性。你或许反驳:“裁判接受贿赂,何来正义?”请注意:第三方的理性超越了物质利益,是独立的中立的,不接受贿赂,这就是“第三方”的涵义。

在古代以色列,社会存在着王、祭司和众族长等多元力量,作为第三方的祭司及其司法独立于王权之外,从而保证了公平正义。在古代希腊罗马,也类似于古以色列,并发展出民主制度和陪审团制度保证了公平正义。之后的欧洲中世纪,教会及其司法审判独立于王权之外,从而保证了某种程度的公平正义。欧洲各国的王权在与教会权力的博弈中,发展出国会和三级会议制度。正是国会制度最终埋葬了专制王权,开创了君主立宪和民主共和的时代,在国内基本上实现了正义的民主制度。可见,三权鼎立、司法独立才能保证第三方的理性接近正义。中国从来没有三权鼎立、司法独立,因此,东亚无正义。

六,土地国有制导致东亚无正义

东亚从夏商起,就实行了土地国有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帝王被视为人民的衣食父母,臣民是可以随意抛弃的“刍狗”。西周和春秋战国时期,田制规定:五口之家可分得百亩地。多于五口之家的“余夫”,每“夫”另授25亩(奖励多生)。至于井田制中的公田所得,一部分用来抚养战争中阵亡将士的遗老遗孤。这种公田制度的延续,见于唐宋以后的江浙、两广、福建一带。秦朝开始,由于井田制的废除,平均田亩基本遗弃。但是,两千余年间,农民起义频发,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土地兼并过甚。与之伴随的,则是新朝初期的土地重新分配。这样,“打地主分田地”就成了中国传统。王莽搞均分田地的改革快了点,结果被官僚地主阶层所推翻。东汉的开国将领耿弇杀了300多万人。东汉初期,全国共有大小城市大约700多座。仅耿弇所率领的部队就屠灭了300多座城,占全国城市的40%。平均每座城的百姓人口以1万计,加起来也有300万之多。公元2年全国人口5959万,经过混战,到光武中元二(公元57)年,人口2100万。中国人口减少3859万,损失率65%。人少了,可以分田了。值得一提的,是北魏太和九年(485年)的均田制,私有土地在法律上重新消失,直至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年)。

总之,平均地产是东亚历史上大同思想的主体操作模式。这是孙中山“平均地权”学说的历史来源。此外,中国古代还实行工商国营制度,盐铁茶的国家专卖。国有、国营制是共产主义的土壤。

在西方,私有制观念根深蒂固。梭伦当执政官的时期,雅典全民议会成了最高立法和执法机制,希腊人并没有“打地主分田地”之举。跟中国儒家、墨家讲国家大利、社会稳定不同,梭伦强调:一切损害私有财产的行为,都是不道德和不公正。罗马法更是以保护私有制为天职。法国大革命及其它欧洲国家的革命,虽然有没收逃亡贵族财产的事件,但私有产权受到了法律的严格保护。

东亚传统社会实行的家族财产共有制,“父母在不敢有其身,不敢私其财”,而国家只不过是家长制原则的放大,不需要法律的公正原则而只须由家族习惯的“礼”以及“廉耻”之心来调节,就可以维持大致的社会和谐了。

美国哲学家罗蒂断言,公私分离是社会正义的底线。东亚社会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这条底线。东亚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家天下、大一统的国家,所以,从来就没有公私分离,因此,东亚社会从来就没有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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