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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宋庆龄救布裆 蒋介石拒救蒋经国

已有 822 次阅读10/5/2017 07:15 |系统分类:人物

1927年蒋介石清党后,宋庆龄和何香凝等国民党左派于7月发表《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与蒋介石决裂。汪精卫清党后,宋庆龄随即从武汉离开中国。19279月,宋庆龄与陈友仁等在莫斯科谴责蒋介石,她首次见到了同样为苏联工作的史沫特莱。19281月,宋庆龄与陈友仁到克里姆林宫会见了斯大林。斯大林表示,希望宋庆龄等能早日回国,继续领导中国革命。至于共产国际和苏联政府如何继续支援中国革命的问题,只说有待具体研究,今后会派信使到中国联系。随后宋庆龄到欧洲旅行。

 

192961日,南京政府在中山陵举行奉安大典,此时宋庆龄再次公开谴责国民政府,称:“反革命的国民党领导人的背信弃义的本质,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无耻地暴露于世人面前。在背叛国民革命后,他们已不可免地堕落为帝国主义的工具,企图挑起对俄国的战争。”

 

19297月,苏联与中国断交,720日,苏军侵入我东北。19298月,上海警备司令杨虎曾向法国巡捕房控告宋庆龄家装有秘密电台,她没否认。可见宋庆龄把中华民国的国家机密告诉了苏联。因宋庆龄的言论鲜有人支持,她只得再次离开中国,前往欧洲。

 

1931年宋回国后,曾与苏军总参谋部上海工作站负责人、著名的特工佐尔格相配合,营救共产国际上海情报站负责人牛兰(Nougat)夫妇。牛兰1894年出生于乌克兰的一个工人家庭。19172月成为布尔什维克的一员,曾担任“芬兰团”政委,十月政变时为率队攻打冬宫的指挥员。1918年牛兰被选入杀人组织“契卡”后,先后到乌克兰及欧洲数国执行颠覆他国政府的任务,曾在法国被捕,判处两年有期徒刑。1924年刑满返回苏联,调入苏军情报机构做特工。192711月抵达上海,在中国秘密从事支助亚洲各国共党的活动;牛兰以“大都会贸易公司”老板身份出场。苏联通过秘密渠道将援助亚洲各国党的资金汇入该公司。据记载,19308月到19316月,援助中G的资金平均每月达2.5万美元,高出其它支部十几倍。

 

193161日,共产国际信使约瑟夫在新加坡被捕,英国警察从约瑟夫携带的文件中发现了上海的电报挂号和邮政信箱,并将其通知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英国警务处,警务处顺藤摸瓜,于1931615日逮捕了牛兰夫妇及其儿子。当国民党当局得知牛兰夫妇被捕后其国籍得不到确认,认定牛兰就是顾顺章所说的“中国联络站”负责人,遂要求“引渡”牛兰一家人。810日,牛兰一家人突然被移交给国民党当局。814日,牛兰一家被押解到南京。

 

牛兰的被捕震动了苏共高层。他手中握着各国共党的机密情报,更要命的是,牛兰还有大量的绝密文件。如果他叛变,那么共产国际在各国的地下党也将有“灭顶之灾”。所以,共产国际在莫斯科的最高领导指示“不计一切代价营救牛兰夫妇”,并派苏军参谋总部的特工、号称“红色谍王”的德国人佐尔格亲自参与营救。从19316月下旬开始,营救牛兰夫妇的活动被苏联发展成为一次世界性的运动。佐尔格通过各种社会关系,一方面安排史沫特莱动员世界知名人士,如高尔基、宋庆龄、鲁迅等发表宣言,提出抗议;另一方面疏通与周民党有关方面的关系,最后找到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总干事张冲,双方达成协议,以2万美元的代价换取牛兰被关押期间的手迹。

 

苏共最高层想用蒋经国交换牛兰,命令下达给了共产国际驻上海代表。那么,谁有条件去找蒋介石?宋庆龄无疑是当时最合适的人选。在牛兰被捕的两个月后,宋庆龄恰巧经苏联回国安葬母亲。共产国际的代表找到了宋庆龄,转达了交换人质的指示后,宋庆龄表示答应帮助,并试探性地表达了自己愿意加入苏共。这名代表向莫斯科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作了汇报。在季米特洛夫的回忆录里有这样的记载:宋庆龄“已近乎是共产党员”。值得一提的是,宋庆龄早在1914年,就在孙中山的影响下从事秘密工作。她一生都有保密的习惯,从不写日记,不留文字档案。在给别人的信件中,如果有政治上的看法,她一定要求对方烧毁。在她的名牌坤包里,除了放有口红、香烟盒外,还经常放有一支装满子弹的美制手枪。据此推断,正是在1931年,为救牛兰夫妇,共产国际发展了宋庆龄。宋庆龄入党后,共产国际为她提供充足的经费,还派史沫特莱做她的英文秘书,后来又派奥地利人魏璐诗女士来协助工作。

 

193112月,宋庆龄按共产国际“用蒋经国交换牛兰”的指示找到蒋介石。蒋介石在19311216日的日记里写道:“孙夫人欲释放苏俄共党东方部长(牛兰)。其罪状已甚彰明,而强余释放,又以经国交还相诱。余宁使经国不还或任苏俄残杀,而决不愿以害国之罪犯以换亲子也。绝种亡国,天数也,余何能希冀幸免!但求法不由我毁,国不为我所卖,以保全我父母之令名,无忝此生则几矣。区区嗣胤,不足撄吾怀也。”从日记中可以看出,为了国家,为了法制,蒋介石宁可牺牲自己的儿子,也绝不做这个交易。这显示了他坚决反赤帝誓不低头的高尚品格。杨天石认为,“这一条件通过宋庆龄提出,显示出宋和莫斯科方面的密切关系。有材料说,宋庆龄是共产国际发展的秘密党员。这是可能的。”遭到蒋介石的拒绝后,宋庆龄公开污蔑国民党,并亲到监狱探望牛兰夫妇。

 

佐尔格曾请求自己所属的苏军情报部门紧急派人送交专款解救牛兰夫妇。为确保万无一失,1932年春苏联军方同时派出奥托.布劳恩即后来的红军军事顾问李德和赫尔曼.西波勒尔两位德国同志担当此次行动的秘密交通员。他们各自携带2万美元现钞,“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将钱送到了目的地,交给了佐尔格。”佐尔格用3万美元的重金收买国民党官员后,仅从牛兰那里拿到了一张用俄文写的报平安的字条。在1930年代初期,3万美元无疑是一个天文数字。佐尔格把牛兰手迹在报上发表后,引起了国际声援高潮。爱因斯坦、萧伯纳、罗曼罗兰、德莱塞、杜威等数百名国际知名人士或联名或单独发出呼吁营救牛兰夫妇。19325月,当局迫于种种压力,以江苏省高等法院刑事庭的名义开庭审理牛兰案。当法官李勉同意宋庆龄和蔡元培两人具保牛兰夫妇时,司法行政部长罗文干则认为这种处理“违背法治原则”而坚决反对。中华苏维埃临时政府由瑞金致电国民政府,要求释放牛兰夫妇,并以释放苏区所有“帝国主义”传教士作为条件。1932527日共产国际执委会224号文件公开谴责国民政府关押牛兰夫妇,此后《真理报》几乎天天刊登牛兰事件辱骂民国政府。

 

1932819日,江苏高等法院判处牛兰夫妇死刑,随后援引大赦条例,减判为无期徒刑。19327月宋庆龄发起组织“牛兰营救会”并亲任主席。因社会反应不大,宋庆龄遂将组织扩大并而冠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名称,并吸收了一批重量级的文化教育界知名人士加盟,但其目的仍是营救牛兰夫妇等党人。因为名与实不符,同盟不久便瓦解。宋庆龄亲自到南京找蒋介石、汪精卫、罗文干交涉,数次亲往监狱探望牛兰夫妇,并两次书面具保牛兰夫妇保外就医,都被拒绝。当时数次绝食的牛兰夫妇已不抱生还的希望,唯一担忧的是他们的儿子吉米,便请求宋庆龄出面将吉米送到一个他们共同认识的德国人赫尔兹家中。1936年赫尔兹夫妇回德国,吉米在宋庆龄家里住了几个月,1936年底宋庆龄又将吉米送上去海参崴的“北方号”轮船。19378月日军炮轰南京时,牛兰夫妇才在宋庆龄等人的催促下被释放,他们在上海躲藏了近两年,却不能寻求苏联驻华公开机构的帮助,以便掩盖苏联颠覆他国的事实。在宋庆龄的资助下,牛兰夫妇活了下来,1939年才被苏共批准返回苏联。

 

1930年代初期,宋庆龄曾解救出陈赓、廖承志、陈独秀等许多党人。据廖承志回忆:1933年春,我由宋庆龄同志、柳亚子先生和我母亲(何香凝)营救,从上海工部局英租界拘留所回家后,记得是5月时分,宋庆龄突然神秘地出现在母亲的客厅……当时,只剩下我两个人了。她面色凝重,说话放慢了,但明确、简捷:“我今天不能待久。我是代表最高方面来的。”“最高方面?”我想知道。“国际!”她说,随后又补充:“共产国际”。“啊”!我几乎叫出声来——当时廖承志无疑异常吃惊。“冷静点。”她说。“只问你两个问题,第一,上海的秘密工作还能否坚持下去?第二,你所知道的叛徒名单。” 我回答:“第一,恐怕困难。我自己打算进苏区。第二,这容易,我马上写给你。”“好。只有十分钟。”她微笑着……我飞快地写好了,在一条狭长的纸上。十分钟后,她……取出一根纸烟,把上半截烟丝挑出来,把我那张纸条卷塞进去,然后,放进皮包……走出了公馆大门。廖承志写道:“尽管过了将近50年,但那短暂的不及半小时的每一分钟,我都记得清清楚楚”(廖承志《我的回忆》)。

 

1936年初,冯雪峰到上海领导地下党,宋庆龄请冯雪峰和潘汉年派一位党员做自己的秘书,负责她和中共地下党之间的联系,传递她为中共提供的国民党高层的情报。中共派来了李云。据李云回忆,地下党由于电台被破获,无法和陕北的共军联系。宋庆龄帮助找来了张学良签发的特别通行证,并提供路费,地下党派号称“红色牧师”的董健吾前往陕北,由此接通了上海地下党和陕北红军的联系。

 

1936年,共产国际中国组的秘密电台,就设在宋庆龄的朋友、在上海工部局工作的新西兰人路易.艾黎的家中。而宋庆龄也就是通过这部电台,保持了与莫斯科的联系,并为共产国际向中共传递必要的信息。19363月,应毛的请求,宋庆龄派去了美国医生马海德;6月又派去美国记者斯诺。“西安事变”前后那段时间里,中共对待事变的态度之所以发生180度的转变,就与宋庆龄传递的电文有关。这是因为斯大林来了电报,这电报是坚决谴责张学良、支持蒋介石的。

 

193611月,毛又向宋庆龄要了5万美元。“西安事变”时期,宋子文对宋庆龄说:“周恩来曾告诉我,不久前您给他们寄去了5万美元,您还会否认您的同志出卖了您吗?并且他还对我们两个人(我和宋美龄)说,我们可以通过您同红军的代表取得联系。”很显然,此时的宋子文与宋美龄业已知晓了宋庆龄的真实身份。

 

19371223日,宋庆龄为了躲避日军战火,带着秘书李云由上海到了香港。随着国共合作的开始,宋庆龄的工作重点由地下转向公开,她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将大批捐款、捐物送给八路军,介绍白求恩大夫、印度援华医疗队等前往解放区为八路军伤病员服务。

 

苏联解体后公开的一份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亦可以看到宋庆龄不仅早有入党要求,而且早在1930年代初就已经入党了。这份文献,是共产国际联络局派往远东的一位代表在19345月与共产国际联络局负责人谈话的备忘录。谈话的最后部份说:“关于孙新林(孙夫人)的问题。她是个好同志,可以留在党内。但是,把她吸收入党是个很大的错误。”当时的共产国际对她的工作和忠诚评价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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