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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哈耶克:乞求“圣君”会导致暴政

已有 114 次阅读11/14/2017 08:53 |系统分类:人物

哈耶克乞求“圣君”会导致暴政


国汀2017年11月12日与鬼绝交说:因汝拥戴刁氏共党,终结暴政乃吾天命不敢违。汝之“千年盛君”实乃“ a stupid fool cirminal!”力虹天水彭明晓波被杀,刁氏难辞其咎!


 1944年冯.哈耶克 (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发表划时代名著《通向奴役的道路》。他是这样论证的:如果社会主义用中央计划取代市场,那就必然要建立计来负责制定计划为了贯彻计划、控制资源的流动,计就必须拥有对于经济事务的广泛的自由裁量权。但是,取消了市场,就无法形成价格;没有市场价格作为决策的依据,也就是说它没有办法知道何种生产计划在经济上是可行的(1988年哈耶克在《致命的自负》一书中说:人类文明的诞生是起源于私人财产的制度。他说,价格是唯一一种能使经济决策者们透过隐性知识和分散知识互相沟通的方式,如此一来才能解决经济计算问题)这种缺陷是致命的。

 

控制经济就是控制生命。统制经济必然造成无孔不入的全面压制,因而导致现代最为严酷的政治控制——极权主义。计划经济与民主是不相容的。各种各样的集体主义有一个共同之处,首先在他们都坚持一个高于一切的共同社会目标;其次,在他们达到目标的方法,他们都要将整个社会组织起来,控制社会的一切资源,以达到其单一的目标;第三,他们都拒绝承认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自己的独立自主的领域,拒绝承认在该领域内个人自身的目标是至高无上不容侵犯的。而要推行作为理想的计划经济体系,独*裁制度乃是最有效的制度性工具。因此,这种中央管制的计划经济,是最典型的极权主义。其对个人自由的摧残程度,远远超过历史上*制政治。只有在自由竞争的私有经济制度内,民主政治才可能实行。然而,当民主政治受到集体主义教条支配时,民主政治将走向自我毁灭。

 

在计划经济下,也不可能有思想和学术的自由。思想的国有化正是工业国有化的伴随物。哈耶克指出,极权国家集中控制宣传,一切宣传工具都被用来朝一个方向影响所有的人,隔绝外界,没有任何其他声音,天长日久,任何人都难免受其影响。民主国家虽也有众多宣传机构,但它们相互独立互相竞争目标各异声音多元,二者截然不同。极权宣传技巧之一,就是仍然使用旧字眼,但换上新的意义,如自由、民主、真理等。其次,则是控制一切信息来源,实施资讯垄断。决定一则新闻是否发布的唯一标准,其是否会影响国民对政权的忠诚。第三,是严厉压制不同见解。如此,在没有任何不同声音的环境下,人们的独立思考能力逐渐萎缩,在长期单一的垄断的声音的灌输下,统治者的思想就成了全体国民的思想,统治者的目标也就成了全体国民的目标,这一现象扩展至一切精神领域:科学、法律、历史、文学、……。政治权力与真理划上等号,真理也就死亡了。

 

《通向奴役的道路》第十章的标题是《为什么最坏者当权?》

 

这是一个老问题。基督教就有人性恶的预设,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家多从不同角度论证人性恶的问题。既然人性是恶的,最坏者当政就是不可避免的。哈耶克对此进行了精辟的分析。

  

老百姓认为,总有那么一些好的政治集团为人类开辟康庄大道,从上面或外面给普通民众以阳光雨露。他们是先知先觉,能够代表人类的发展方向,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能为人类构建人间天堂。哈耶克说:“这样一个人数众多、有力量而又相当志同道合的集团,似乎在任何社会中都不可能由最好的分子,而只能由最坏的分子来建立。”他深入分析在极权社会管理阶层上发生的普遍的“劣币驱逐良币”现象,即“精英淘汰制”。政治集团只能由最坏的分子建立,他分析主要有四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道德趣味和知识标准矮化。在他看来,人们的教育水准越高,理智越强,其观点和趣味就越独立,也就越多样化,因而就越不易认同一个统一的意识形态和价值体系。而最坏者的特点或专*制者的特点就是追求一致性和相似性,所以他们都不喜欢受教育多的人或知识水平高的人,最坏者的理想境界应该是每一个人都没有文化(老子的无知无欲无文字的社会),正所谓“知识越多越反动”;只有这样的群体,才便于独菜者控制。高度统一的社会,降低道德和知识标准就是必然的选择。什么东西最低呢?那就是比较原始的和共同的动物本能就是吃穿住行,就是吃好喝好(虚其心实其腹),以如此低下的价值观为基础的政治集团,是不可能要求什么民主的。哈耶克的原话是:“价值观极为类似的人数最多的集团,是具有低级标准的人民。”低级标准的人民,是很少有创造性和独立性的人民。低级标准的人民,就产生了低级标准的政党,就有低级标准的最坏者。

 

第二个原因就是:不断地向群众灌输极其简单又极其粗糙的不需思考的信条。这样,最坏者将得到一切温顺的和易受骗的人的支持,这些粉丝没有坚强信念而只准备接受一个现成的价值体系。只要“大声地、喋喋不休地向他们鼓吹这种体系的话”;那些思想模糊、随波逐流、感情与情绪易冲动的人就会接受他们的体系。

 

第三个原因是:不断地煽动仇恨。若要将某个集团牢牢地团结在一起,树立“敌人”最基本洗脑手段。最坏者如希特勒都是训练有素的政治煽动家,他们利用忌妒等大众心理,强调“我们”与“他们”间的鸿沟,划分“敌我”,以凝聚自己的团体,故他们易于成功,这也是坏人易得势的原因。人性的一个基本法则是:“人们赞同一个消极的纲领,即对敌人的憎恨、对富人的忌妒比赞同一项积极的任务要容易些。”“在德国成为敌人的是犹太人,一直到‘财阀阶级’接替了其地位为止。这和俄国把富农挑选出来当作敌人,同样是整个运动都以之为基础的反资本主义的不满情绪的结果。在德国或奥地利,犹太人曾被视力资本主义的代表人物,因为人民当中广大阶层对经商怀有传统的厌恶,致使犹太人更容易接近经商这个受歧视的职业”。

 

 

第四不择手段,践踏道德底线。集体主义的道德原则是:目的可以使手段正确。因此,“只问目的,不择手段”是合法的。极权社会的一个基本的假定是:如果我们的行为是“为全体谋福利”的,则天下没有什么事不可做。其结果,是对一切道德价值的否定。因此,这就是那些肆无忌惮为非作歹的人得以爬上高位的关键思太林能残酷杀害那么多“同志战友”的原因。这就表明,“哪里存在着一个凌驾一切的共同目标,哪里就没有任何一般的道德规则的容身之地。”品格完善的人难于在极权社会中居于领导地位。因为在该社会中,许多坏事都是以“共同目标”的名义、以“革命”的名义而施行的。所以,存心干坏事,乃是增进权力、爬上高位的必由之路。因道德良知而无法做这些事的人,将被摈弃于权力之门外。

 

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这本书,写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不过今天读起来,仍有很多振聋发聩之处。只要宪政民主没有建立起来,最坏者当政就永远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世上有好人,但绝无好人政治。乞求圣王好人当政,那就是乞求暴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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