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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英现象述评 德国 彭小明

12/21/2020 17:52| 发布者: 郭国汀| 查看: 1108| 评论: 0


靠所谓“知青报告文学”成名
2020年底,上海的女作家黄宗英去世了,享年95岁。四十年代曾经的电影演员,六十年代改行成了作家。她是以“知青报告文学”成名的(黄自己说是文艺报刊登该报告文学“捧红”的)。祸国殃民、令城乡人民不得安宁的上山下乡运动已成遥远的过去,黄宗英的知青报告文学,介绍邢燕子的《小丫扛大旗》和介绍侯隽的《特别的姑娘》早已在知青群体中万人唾骂;实际上完全是古代封建贞洁牌坊的现代翻版,是封建礼教宣传的现代典型邢燕子、侯隽和董家耕等人的身上涂抹了一层共产主义的色彩罢了。改革开放之后,黄宗英也羞于拿出来示人,即使展示出来,今天的读者也读不下去。历史上宣扬“存天理,灭人欲”的封建文人如过江之鲫,黄宗英不过是在这支队伍里新增加的一名现代女卫道士罢了。
(关于《黄宗英和她的现代贞节牌坊》链接为http://hx.cnd.org/?p=134345
上海文坛的“小机灵”
1982年我大学毕业分配到上海文艺出版社当编辑,才知道黄宗英挂名在文艺出版社(支付工资),从来不来上班,没人知道她的办公桌在哪一个编辑室(其实没有)。“同事”五年有余,我仅远远地见过她一两次。连招呼也没有打过,更没有什么交往。我常常想,这就是那个将千万名知青往火坑里推的女作家?既没有任何短篇小说,更没有什么长篇小说,也没有鲁迅式的杂文时评,这就成作家了?在《特别的姑娘》里她把一位不安心下乡扎根农村,去当了农村小学老师的女知青贬斥为小机灵。其实黄宗英才是中国文坛的小机灵。经过五十年代的运动风雨,她早已明白了一个事实,她所擅长的梅表姐(巴金《家》中的悲剧角色)在1949年以后再也不会有机会扮演了。她必须改弦易辙,跳出演艺圈。一次视频采访中她的原话是这样说的:“表演的角色是听人指挥,写作的角色是自由发挥”。
当茅盾停止创作,写完了《夜读偶记》的批评理论,竟甘当国家级的礼宾大花瓶,当沈从文经过尝试写作和自杀之后,选择改行搞服饰研究,当丁玲倡言“一本书主义”并向党提意见,被押解黑龙江劳教,当巴金写完《团圆》(《英雄儿女》)之后,放弃创作改做翻译的时候,黄宗英凭她的小机灵敏感发现了党有一种特别的需要。形象一点说,叫做挠痒痒。党的目标是常常不顾人民的利益的。上山下乡可以说违拗了全国城乡人民的意愿(后来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说的“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民不满意,政府也不满意”),可是党政、宣传部门却一定要贯彻下去。黄宗英从中发现,她可以来做一件事。政策文件不好直说的话,可以由她的文章来说。本来侯隽的妈妈还可以说,孩子成绩不错,想让她考大学;孩子身体比较弱,留城可能比较合适些,……,《特别的姑娘》一出来,所有的退路都给你堵死。这就挠到了党政宣传机构的痒处。这也正是周恩来和文艺报立刻捧红黄宗英的真实原因。《特别的姑娘》发表后,当全国文艺界都在为大量电影作品挨批判而困座愁城的时候,上海市委宣传部的干部帮黄宗英拎包到上海市“小剧场”开《特别的姑娘》文学讲座。黄跟人大代表申纪兰、政协委员倪萍一样,是“绝不会给党和政府添麻烦”的。那两位老太太靠的是“举手拍手握手”,黄宗英则靠的是“慎择主题”,写报告文学绝不让领导皱眉。根据《温相说党史》披露,八十年代黄宗英去北京跟她的胞兄黄宗江见面,胞兄感慨当时公布的张志新烈士事迹,想写一部张志新的剧本。小机灵黄宗英立刻大骂胞兄,说他放着近在咫尺的好题材不写,舍近求远去写吃力不讨好的张志新。当年迫害张志新及子女的都是各级领导、公检法和宣传、教育部门,揭露出来,抨击批判,总是领导皱眉的事情。没有挠到痒处的痛快,倒有被揭丑的难堪。于是一部歌颂张志新的剧本的动议就这么搁浅了。并不是说侯宝林的趣闻轶事不该写;而是说侯宝林本来就是曲艺界的著名艺人,又跟黄宗江之妻曾有结拜义姐义弟之谊,这样的题材什么时候都来得及写。可是张志新这样的题材,八十年代传颂一时,转瞬之间又忽然“降温”,轻易不准让人提起。一党专制下的知识界多少有个小小的共识,只怕作品没写出,一旦写出,只要不遭彻底湮灭,多少会有鲜花重放的一天。如果没有落笔成文,那就真的随风而去了。
亏欠一个向千万知青的忏悔
十年文革中黄宗英也吃了一些苦头。她自己的子女也必须上山下乡,她收养的周璇之子还跟她打了财产官司。有人说黄宗英晚年已有彻悟。好像看不出来。她的成名之作亏欠三千万知青一个忏悔道歉。(上山下乡并非仅发生在文革中,文革前六十年代初期已经开始)。因为她不是被迫撰写这些报告文学,而是“计划外”写出来,去向周恩来表功的;绝不像别的作者们那样,例如沙叶新,是被领导点名下达任务,要写下乡知青的文学作品《边疆新苗》。领导安排的“光荣任务”,不想写也得写。黄宗英希望借用写知青题材来摆脱个人的困境,阶级斗争之弦越崩越紧,文学界十分困惑的时候,她竟“红”了。她是拿千千万万知青(其中特别是女青年)的命运去作了铺垫。黄宗英的经历告诉我们,一党专制下的文人虽然也饱受限制压制之苦,可是也要审慎小心,一不留神也会因帮凶而贻害人间。
她的黄昏恋丈夫冯亦代,临终发表了自己的关键性日记,披露了自己曾经到老朋友著名右派分子章伯钧先生的家里卧底,然后记录下听到的“反动言论”,向有关当局汇报的真实经历。其实并没有他人揭发败露这段罪恶,冯亦代出于良心发现,“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终于临终忏悔。说明他的心灵深处,知识分子的良知犹未泯灭。相反黄宗英倒是长住在华东医院的高干病房里,高谈阔论,大谈她的作品如何得奖云云。中国文坛的文学奖项,即使真的没有评选丑闻,充其量也就是鼓励文学界创作竞争而已,其评选标准不可能摆脱党化意识形态的阴影是毋庸置疑的,在文学的普世价值面前,到底有多少含金量,多少有些国际视野的黄宗英完全不了解吗?行年九旬,身心尚健,“彻悟”在哪里?
《小木屋》之类的报告文学,说白了,就是各级领导比较喜欢的好人好事表扬稿,区别仅在于它们更文学化一点儿,而且有点系列化,从女知识青年到女知识分子——按党政宣传的需要,而缺乏起码的警醒和问责。其实改行的黄宗英在写作上又有多少“自由的发挥”?
为上海电影艺人圈的凋零叹惋
北京曾经京昆剧艺人的渊薮。经过政治运动的摧残,花果飘零,风光难再。不幸中之大幸,散文女作家章诒和艺海钩沉,为我们留下了多本艺坛闻人轶事。形象鲜明,性格各异,发人深省。
从1920年代开始,上海孕育了一大批才子型的编导演综合性电影艺术家,蔡楚生、孙瑜、唐纳、姚克、石挥、夏衍、赵丹、舒适、魏鹤龄、孙道临……还包括阮玲玉、白光、王人美、上官云珠、周璇、张瑞芳、秦怡、王丹凤等如群星灿烂的女明星群体,一度形成了东亚好莱坞。可惜经过反右和文革的扫荡,中国电影业的上海中心黯然失色,风头移往香港。五十年代石挥蹈海而死,吴茵打成右派,文革中江青直接下令迫害赵丹、郑君里等艺术家,上官云珠坠楼而亡,顾而已悬梁自尽。赵丹晚年不得尽展才华,郁郁而终。上海竟没有留下影坛艺人的文学群像。黄宗英应是上海影人最后的孓馀。她是受过石挥、于是之等自由艺术家薰陶过的晚辈,可惜的是她太意识形态化了。从创作轨迹上看,“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仅仅是赵丹的临终遗言,并不是黄宗英的想法。说到底,是中国共产党对上海电影界的干预太早也太深了。“太早”是说从三十年代开始“上影”就是地下党的阵地,从夏衍、金山到张瑞芳、黄宗英都成了地下党员,“太深”是说江青嫁竟给了党的主席,引来了文革的疯狂迫害(包括对赵丹),黄宗英又跟周恩来也有私人交情,方便了她的取巧成名。
(关于《黄宗英和她的现代贞节牌坊》链接为http://hx.cnd.org/?p=134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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